奥德河上的春天

作者：[苏] 卡扎凯维奇·ЭМ

第一部 第一章

　　一个雾气弥漫的冬天早晨，充满着乌鸦的鼓噪，这些乌鸦都是沙嗓子、吵闹不休的，就像莫斯科附近它们的同类一样，在道路拐弯处的那边出现了一座整洁的小松林，它跟士兵们刚才通过的那座松林一模一样。可是这里已经是德国了。

　　不过这一点暂时只有司令部知道。士兵们都是不带地图的普通人，他们错过了一个伟大的时刻，到晚上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

　　那时候他们就眺望着德国的土地--这片老早就有人居住着的土地，它自古以来依靠斯拉夫的卫城和俄罗斯的利剑的护卫，才免受来自东方的野蛮侵略。他们望见了一座座整齐的小树林和一片片平坦的田野，田野上点缀着附有花圃跟庭园的小房舍和小谷仓。甚至叫人难以相信，那威胁着全世界的瘟疫，就是从这片样子很平常的土地上发生的。

　　“你原来如此！……”一个矮而结实的俄罗斯士兵沉思地说，他第一次当面用"你"而不用抽象的和含着敌意的“她”来称呼德国，在最近的四年中他总是用后者称呼德国的。大家都想到了领导他们并引导他们到这儿来的伟大的斯大林。士兵想到他都互相望着，因为他们自豪地意识到自己无敌的力量，他们的瞳孔都扩大起来了。

　　“我们是这样的人啊！”

　　大军在道路上像不绝的洪流似的行进着。步兵、载重汽车、长身炮和炮口朝天的榴弹炮都向西推进着。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时常由于某个动作迟钝的司机的过失而停住，于是一片不满的叫喊声响起来了。固然，在拥塞的前线道路上这些常有的叫喊声里，感觉不到它们从前所固有的那种愤怒和暴躁的情绪，因为大家更加亲切了。从现在起，他们不是恼怒地而是急不可耐地催人前进了。

　　纵队又移动了，步兵的口令：“向右转！”又响起来了；交通调度员们挥动着小旗，如果没有“我们到德国啦”这几个字在没个人的头脑里像酒力发作似的喧嚷，在每个人的眼睛里像光似的闪烁，那末一切就会变得很习见和叫人厌烦的了。

　　如果这一大群人中间有个诗人，那末这许多的印象是会叫他眼花缭乱的。

　　真的，在道路上前进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长诗或小说里的主人公。为什么不描写这对富有画意的士兵呢？他们中间显得突出的是一个身材魁伟的司务长，或许因为他的脸晒得这么黑，以至他的头发看起来象是白的，或许因为他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以至他的脸看起来象是黝黑的。

　　或者，为什么不描写这些象树上的鸟儿一般蹲在他们巨大的炮上的快乐的炮兵们呢？

　　或者，为什么手描写这个把线框大概从莫斯科附近的乡村一直拖到了德国的、瘦削的、年轻的通讯兵呢？

　　或者，为什么不描写这些很严肃地坐在满载帐篷和药品的载重汽车上的明　娇美的女护理员们呢？一看见她们，士兵们的肩膀不知怎的都自动地挺直了，胸膛挺了起来，而眼睛也明亮起来……

　　在那边的道路上出现了一辆汽车，车中坐着一位威名赫赫的将军。汽车后面跟随着一辆半履带式装甲汽车，车上一挺大口径的机关枪威风凛凛地向上昂起。为什么不描写这位将军，不描写他的那些不眠之夜和赫赫的战绩呢？

　　这些人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跋涉了两千公里的路程，这样遥远的旅途只有在故事里讲讲和在笔下写写的。

　　现在有一个不平凡的景象引起了士兵们的注意，使他们都眉飞色舞起来。

　　一辆轿式马车在一条因雪而潮湿的道路上奔驰着。不错，这是一辆漆成深红色的真正的马车。穿号衣的仆役的座位突出在后面。马车的小门上闪现出一颗蓝色和金色的纹章：右边是一只长着多枝的叉角的鹿头，左边是城堡的锯齿形的　堞，上面是带甲的盔，而下面是拉丁文的题词：为上帝和祖国。但是坐在高高的车夫座上的却不是伯爵的佣人，而是一个穿棉袄的年轻的士兵，他好象一个真正的俄罗斯马车夫，咂着嘴催马前进。

　　“快啊，宝贝儿……”

　　战士们用呐喊、唿哨和戏谑送着马车。

　　“喂，柩车！往哪儿去呀？”

　　“瞧，运死人！”

　　“弟兄们！博物馆逃难啦！……”

　　“马车夫”力持镇静，可是他那没有胡子的涨红了的脸，因为忍的笑而颤动着。

　　这辆奇怪的马车里的乘客们，都是偶然的同路者。他们不是去追赶自己的部队，就是奉命去履新的。这辆马车，是一个年轻的沉默寡言的上尉丘霍夫在地主的庄园门口找到的。据一个在领地服务的波兰老头儿说，因为缺乏汽油，男爵老爷打算坐这辆马车逃往西方去，可是来不及了：已经有许多俄国坦克驶过去了，于是男爵老爷改了装，就徒步逃走了。

　　丘霍夫上尉答应了那个波兰老头儿，如果在路上碰到那个逃跑的男爵，他一定把他捉住并加以惩罚。然后坐着马车追赶他奉命去报到的那个部队去了。

　　顺路的汽车很多，可是丘霍夫上尉是喜欢不受拘束的。路上他带了两个士兵同行，但是他们三个人行驶了不多久，在下一公里的路上就有一个佩着上尉肩章的、体态匀称的女医生来请求搭车，过了半小时，又有一个手上包扎着绷带的中尉来请求搭车：他是轻伤痊愈后从医院里出来的。

　　谈话开始了，但立刻就被一位生客打断了：一个阔肩膀、蓝眼睛的少校轻快地跳上了马车的踏板。他滑稽地向缎子垫套瞥了一眼，取笑地说：“红军向可敬的伯爵家族致敬。”

　　没有人注意到那个女的轻轻地响了一声，她那双突然显得明亮的灰色大眼睛凝视着少校。少校也没有注意到这个，他继续说：“我什么都坐过：小船、木筏、飞行橇和鹿橇，可是没有坐过马车！我决定来试一试！”

　　他那生动而充满诙谐乐趣的语句，立刻打破了偶然聚在一起的人们所常有的那种拘束。大家都笑了起来，并且像玩了不许玩的恶作剧而给捉住的孩子们一样，亲切地互相望着。在少校的蓝眼睛里闪烁着亲切而愉快的光，这大概是表示：“我爱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分性别、年龄和民族，因为你们都是我的朋友，虽然我们并不认识，你们都是我的亲戚，虽然都是远亲，因为我们都是从苏联来的，而且我们大家都干着共同的事业。”

　　眼睛里闪烁着这重光彩的人都是孩子和士兵们所热爱的。

　　这个年轻的集体农庄庄员所驱策的那几匹封建时代的马儿，飞跑得更加有劲了。少校几乎跌倒在座位上，就在这个时候，他向那个女的瞥了一眼，大叫起来：“哦！是您，塔尼亚？”他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突然变得严肃了。

　　大家不知怎的都为了这两个人的以外相遇而高兴起来，他们也许还是从战前很早的时候就相识的。可是因为猜疑到这里面某种浪漫的内幕，大家说过了在这种场合通常所说的话语（“怎么啦？碰见了熟人？”“碰得真巧啊！”等等。）以后，就都识趣地掉转了头，让少校和这位女医生畅谈一会，甚至接吻。

　　但是他们没有接吻。近卫军少校谢尔盖·普拉东诺维奇·鲁缅采夫和军医上尉塔吉亚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科尔切娃的相识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那是偶然和短促的：他们曾经在值得纪念的一九四一年，一同在一支从维亚季马附近和莫斯科之间的包围中冲出来的部队里行军过六天。

　　那时候鲁缅采夫是中尉，他还很年轻，只有二十二岁，那时候他也是爱说笑的，虽然这种外表的乐观要他作了不少意志上的努力。但是他认为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抱着乐观态度，是青年团员的天职。

　　他带领他那一排里剩下来的几个人走着，使时时有个别的战士和失散了的自己部队的小队战士来加入他们的队伍。其中有些人是垂头丧气的，许多人是不惯于军事劳动的。他必须鼓励他们，安慰他们，最后还得叫他们在许多危险前面准备战斗。

　　有一次在灌木从生的沼地上休息的时候，一个由于疲累而轻轻地呻吟着的人问道：“我们或许通不过去吧？”

　　这时候鲁缅采夫正在用一把短刀切断一根粗棒：他在给一个两腿受伤的坦克兵做一副担架。听到这句问话，他答道：“唔，我们或许通不过。”沉默了一会儿后，突然补上一句：“可是这没有多大关系。”

　　听到了怀疑的抱怨。鲁缅采夫故意装出毫不介意的样子，解释说：“我们就留在德军后方打游击。难道我们不象一支队伍吗？我们连医生都有了。”他朝塔尼亚点了点头，“武器会够用的……”

　　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他从哪儿取得了那样的信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呢？他生长在黑龙江畔的大森林里，能够刻苦耐劳，善于识别方位，并知道生活在森林里所必需的许多有用东西。但是重要的不在这里。在中尉心里怀着一个终必战胜任何敌人的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甚至使那可怜的、由于长途跋涉、由于过不惯的艰苦生活和沉痛的思虑而筋疲力尽的塔尼亚也常常为之惊愕不置。

　　她从医学院里毕业出来就参加了作战部队，而且她刚刚在一个步兵团的卫生科里开始她的职务的时候，德军坦克就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向莫斯科挺进了。

　　不久，这个年轻的中尉就对塔尼亚，对他的部队里唯一的妇女，特别注意起来了，包含在这种注意里面的不只是普通的怜悯。

　　他非常怜悯她。她是那么苍白，眼睛那么大、那么忧郁，以致他情愿在这些围着潮湿的红灌木的、泥泞而坎坷的秋天村路上，背着她走。她默默地走着，不诉苦，也不左顾右盼，她的这种沉默和她的在场对其余的人起了良好的影响。她当然不知道这一点，可是鲁缅采夫是知道的，有时候他呵斥掉队的人们：“你们至少得向这位姑娘学习！……”

　　每天早晨，水洼都盖着一层薄冰，天空晦暗而阴沉。德国人就在附近。塔尼亚觉得很痛苦，她的两只手都冻得是她不能梳头发、编辫子和洗脸了。除了这个思想：“哎呦，我多糟呀！”以外，她的全部思想也都冻结了。可是这个中尉却每天用保安剃刀刮脸，他抱怨没有皮鞋油，他的眼睛却在微笑，有一次他竟在一条小河边洗脸，一直洗到了腰。一瞥见这种情形，塔尼亚的牙齿就格格地打起战来。

　　她感谢他的种种帮助：在休息的时候，他特地为她生起了小堆篝火——他绝对禁止生篝火，因为这是危险的；他教她怎样缠好包脚布，并同情地望着她，有时候还说几句勉励的话：“您刮刮叫！您可以当一个士兵。”

　　他是勤勉的、不知疲劳的、很了解人情的；他不仅鼓励塔尼亚，而且也鼓励每个人。由于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冷静沉着，大家都觉得更安定和更有信心了。

　　他常常在天亮前带领两个战士出去侦察。有一次他回来的时候脸色阴沉而且心神不定。他报告说，在邻村里有许多被俘的俄罗斯战士，他们大多数受了轻伤。据他可能做到的调查，德国人把重伤的俘虏都在路上枪杀了。

　　“有人守卫着俘虏，”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说，”但是只有十五个卫兵，没有放哨。”

　　他探问地向他周围的人扫了一眼，继续说：“他们的通信联络——只有一根线……割断了——就完了。”

　　一片沉默。突然有一个穿皮衣领的农民羊皮外套的人走到前面来了。这个人直到现在老是默默地走路，眼睛尽望着地上，什么事也不过问。

　　“不必参加这种冒失的行动，”他慢吞吞地令人信服地说，“这是我们不能胜任的任务。您说，他们是十五个人，而我们有五十个人。对的。可是他们是正规的军队啊……德国人！”

　　中尉皱起眉头说：“这儿不是在开工会会议，而是军队，虽然他是凑合起来的。”

　　穿羊皮外套的人从齿缝里含糊地说：“别用军队纪律教训我，我比您懂得多哩？”

　　“那就更好啦，”鲁缅采夫温和地反驳道。“我是指挥员，我的命令必须执行。”

　　“是谁委任您的？”穿羊皮外套的人冒火了。“您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上尉。”

　　鲁缅采夫突然放声笑了起来。

　　“您是什么上尉？”他说，“您是羊皮外套，不是上尉！”

　　穿羊皮外套的人用颓丧的声音，可是仍然挑衅地问：“大概是您把我降职的吧？”

　　“干么？”鲁缅采夫回答道，他已经转身向其余的人，并补上了一句：“您自己把自己降职了。”

　　俘虏们很容易地被解放了出来，连鲁缅采夫也觉得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措手不及地被擒住的守卫们一点儿也没有抵抗。德国人太自信了。枪械整齐地架在村苏维埃的门廊上，鲁缅采夫把缴获的步枪都分给了被解放的受伤的战士们。

　　塔尼亚用绷到包裹的绷带和向每个人收集来的手帕（因为绷带包不多）替伤员们包扎起来。这些手帕是和平生活中剩留下来的最后的东西了。

　　队伍以急行军出发，因为鲁缅采夫担心追击。他们都精神勃勃地行走着，仿佛行军是刚才开始似的。他们都快乐地低声交谈着。谁也不想睡觉了，甚至最爱无病呻吟的人也不喊脚痛了。每个人都夸张着自己的胜利，并且都因有这个中尉而高兴。很多人都认为这一夜才是他们真正的争斗生活的开始。

　　第二天夜里，塔尼亚初次看见了德国人。

　　大雨如注。队伍到达了大陆附近。有几辆载重汽车在大陆上行驶。起先塔尼亚一点儿没有注意到它们，她漫不经意地向前走，可是这当儿中尉的一只手轻轻地按在她的肩上。

　　“卧倒，”他轻轻地说，“德国人！”

　　她惊惶四顾：哪儿有德国人？当她已经伏倒在地上的时候，她这才明白，这些汽车——车头灯明亮地照耀着的普通的卡车——它们正是“德国人”。几辆画着黑十字的小型坦克出现了。带喉音的谈话声传到了塔尼亚的耳朵里。

　　这一切都是这样的陌生、这样的怪诞和充满敌意，使塔尼亚觉得又惊愕、又憎恨、又恐怖。她感到孤单和颓丧，仿佛这些陌生得叫人憎恶的影子把她和过去的一切生活、一切希望和一切幻想都隔绝了。她握住了鲁缅采夫的手，久久不放，一直握到队伍继续前进的时候。德军汽车的车头灯的闪光微弱地照亮了中尉的脸。雨点顺着他的面颊流下来。现在这个青年人的脸是难以形容的严肃和阴郁。

　　早晨他们终于到达了自己人那儿。在往集合处去的路上，鲁缅采夫走到塔尼亚跟前，请求把她的莫斯科住址告诉他：

　　“或许我们有一天会见面的，我上您那儿来喝茶。”

　　使她对这个请求觉得惊奇的，就是他对歪理和对往后有约会、地点和茶叙的和平生活的那种信心。

　　地址？塔尼亚在医学院毕业后，就住在莫斯科的姑妈家里，但是问题不在这里。

　　她说：“我已经出嫁了。”

　　不用说，这个回答不是挺聪明的——他毕竟不是向她求婚。

　　“当然，我会把地址告诉您，”她急忙补上一句。

　　可是塔尼亚在匆忙中忘记了自己的诺言。他们到了集合处，军官们把她围住了，其中有许多医生。他们请她喝甜茶，请她吃罐头肉。当她自己身上暖和起来并满怀着跟母亲与丈夫会面的希望的时候，她不知怎的立刻忘记了在她的生命史上最困难的六天里，这位无畏的、快乐而亲切的中尉，对于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中尉在不远的地方站了一会，就悄悄地走了。后来她打听明白：原来他是被派到某个部队去工作，坐车走了。路上她难过地想念他，并且懊悔没有在临别的时候对他说一句感谢的话。

　　就是这个中尉，过了三年多，又跟她并排坐在一辆顺着潮湿的柏油路奔驰着的马车里，他现在已经是近卫军少校了。

第二章

　　这是令人惊奇的重逢，他们两个人都觉得兴奋。

　　“您还是这样爱说爱笑，”她说，“什么都满不在乎。”

　　“您还是带些儿忧郁，”他答道，“可是大人气更重啦。”

　　“老啦。”她笑起来了。

　　她的笑容是这么亲切、充满热情和温柔，仿佛她在对自己笑似的。同时她那对大眼睛差不多消失了，变成了两条闪闪发光的裂缝，鼻子皱了起来，这赋予她的脸以一种有点儿出人意料之外的非常亲切的表情。

　　这时候，从上面的驭者台上发出了“马车夫”响亮而兴奋的声音：“军官同志们！人们都在胡扯，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德国……”

　　鲁缅采夫连忙朝上面望，接着他打开图囊，把地图取了出来，摊在膝上，吁了口气道：“不错，我们到德国啦。”

　　中尉拔出手枪，打开车门，朝天放起枪来，把弹夹里的子弹全都放完了。“马车夫”用步枪朝天放了一枪。马儿受了惊，都跑得更快了。大家都挨近窗口。草地、森林边缘、和灌木从都从旁边闪过。这一切东西是那么平凡，使大伙儿都感到惊奇。

　　“瞧，菩提树！”

　　“山楂！”

　　“苹果树！”

　　中尉打开自己的手提皮箱，在里面翻寻了一会儿，悲伤地大声叫道：“伏特加没有啦！”

　　马车的“主人”丘霍夫上尉一声不响，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来一水壶伏特加。坐在马车里的一个士兵一边尴尬地微笑，以便抚摸着红胡髭，说道：“军官同志们，我们有的是这一种……酒精……如果你们不嫌弃……味道不好，但是很凶……兹维尔鲍伊……”

　　（兹维尔鲍伊是一种烈性的伏特加）

　　马车离开了大道，在小山丘上颠簸了一阵，不久就在一座小树林里停了下来。“马车夫”把那条很长的鞭子插入了驭者台车的支柱里，加入到其余的人们里面去了。大家都在大吵大闹，独有塔尼亚不知怎的却一声不响。她攀登到高高的马车夫座位上，把身子缩成一团坐在那里，瘦小得象一个小姑娘，她抑郁寡欢，眺望着散步在四周的疏落的小林，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她拒绝喝酒。

　　“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她说，推开了酒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事，或许我们应该痛哭一场来追悼那些在路上阵亡的人们吧。”

　　大家都明白她是对的。虽然他们，不用说，仍旧喝酒，可是他们已经不再吵闹了，仿佛都在严肃地沉思似的。

　　他们首先为斯大林干杯，随后为胜利，并为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干杯。哪个红胡髭的士兵提议，也“为我们的家属战线，为妻子和儿女们干杯。”

　　“当然，也为丈夫，”他补充说，偷偷地看了塔尼亚一眼，“如果她们有丈夫的话，如果没有，那就为未婚夫干杯。”

　　塔尼亚说：“只不过要想一想！那边就是德国村庄啊。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奇怪：这儿居住着德国人，就是那些在世界上干了那么多坏事的人。怎么办呢？把这个村子烧掉吗？杀尽那儿所有的人吗？”

　　大家都不说话。接着听到丘霍夫上尉的声音：“你们以为怎么样？走吧，咱们就这样干。”

　　这些用冷静的声调说出来的话，不由得使大伙儿都向丘霍夫瞥了一眼。他们都看到了一张圆圆的年轻的脸庞，一个小而直的鼻子，一对坚毅的灰色眼睛。这两只眼睛里面含着　睨一切的人所有的那种大胆自负的表情。

　　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注意地望着啊，只把手挥了挥。这个简短而带点儿轻视的动作，或许比说话更有说服力。大家都明白了，谁也不会到什么地方去，谁也不会焚毁什么，谁也不会杀人——至少有近卫军少校在场的时候。

　　丘霍夫也明白这一点。他敌对地向鲁缅采夫瞥了一眼，紧闭着嘴唇。他不再说一句话。

　　“德军还在拼命作战。”鲁缅采夫冷冷地说，“你们都有机会在战斗中表现你们的勇敢。”

　　塔尼亚调和地说：“咱们走吧！”

　　大家都坐进了车里，一会儿后，马车辘辘地滚动着车轮，驶进了一个村子。他们在这儿的镇公所的胁从屋上面看见了几个斗大的字：

　　Ｓｉｇｅ　ｏｄｅｒ　Ｓｉｂｉｒｉｅｎ！（胜利或者西伯利亚！）

　　鲁缅采夫把这个难懂的标语译给了别的人听，显然，这是戈培尔最近的发明。

　　“弗里兹拿咱们的西伯利亚来吓唬弗里兹，”这个红胡髭的士兵甚至有点儿生气地说，“但愿我活到胜利，我要回到我的西伯利亚和我的瓦西里莎·卡尔波夫娜和孩子们那儿去呢。”

　　“马车夫”把马车停在一座房子前面。那是一座漂亮的小砖房，有高高的台阶，里面寂静而幽暗，有一股腐烂的气息。当“马车夫”正在卸除马具的时候，别的人已经吵闹地在那些寒冷的房间里找铺位了，他们怀着好奇的心情朝黑暗的角落里张望。

　　“马车夫”突然在门口出现了，不知为什么他很着急，对鲁缅采夫说：“近卫军少校同志，在那边棚屋里出乱子啦……”

　　他们都走出去了。在黑暗的院子里有猪叫声。棚屋里堆满了木柴。而在黑黝黝的大堆劈柴后面，鲁缅采夫的手电筒照亮了五个悬吊着的人的身形。

　　“啊，该死！”鲁缅采夫骂了一句，“把他们放下来！”他命令说，一边开始用小刀割断绳子。

　　悬吊着的人都沉重地砰的一声落在地板上。中尉和丘霍夫走进棚屋里去了。中尉开始忙碌地帮助鲁缅采夫。丘霍夫站在一边。他的烟卷儿在黑暗的棚屋里闪闪发光。

　　两个人还有活气，这是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小姑娘。她们被抬到了屋子里。塔尼亚开始急救她们。一会儿后，这个小姑娘已经跟塔尼亚并排坐在沙发上了，一只手擦着颈项，另一只手紧紧地握住了这个不相识的女人的手。老婆子对她周围的那些默不作声的俄国人不看一眼，在房间里沉重地拖着脚走来走去，并把那些散在地板上的东西都拾了起来。

　　鲁缅采夫微微懂得一点德语，虽然他所有的词汇差不多纯然限于军语词典里的一些词儿，但是他还是能够把老婆子细细地问了一番。

　　原来她的儿子是当地国社党的活动分子，他来不及退走，在极度恐慌中，他决定悬梁自缢，并把全家的人都吊死。昨天夜里驶过了许多俄国坦克，苏联军队从早晨走起，走了整整一天，这一家的主人知道逃走已经不可能，于是他就实行了他的恶毒的计划。

　　“他们还是人吗？”正在生炉子的西伯利亚人憎恶地说，“这个法西斯分子不但不爱怜别人的儿女，并且也不爱怜自己的儿女。一定是这个畜生亲自下手吊的。”

　　“你的儿子，”“马车夫”向老婆子解释说，一边用手指敲自己的额角，“坏，坏蛋……明白吗？怎样可以，”他叫喊起来，大概他以为越喊得响，就越能够懂，“把一个这样……”他把手朝小姑娘一挥，“小的……”他的手向地板上放下去比了比，“吊死？”他又用手指着自己的颈项。

　　老婆子开始给俄国人铺床。她做这件事，没有表露出一点儿卑躬屈膝的样子，因为刚刚她为了讨好某个人而差些儿送掉性命。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俄国人是战胜者，他们有权叫被征服者服从。

　　但是鲁缅采夫是一个军人，他不能信赖德国人为时已晚的温顺。因此他决定戒备，以防万一。鲁缅采夫精密地规定了值班规则和紧急信号，末了说：“你们都可以去睡啦，我要值到天亮，因为我今天不能睡。”

　　“我可以跟您一起值班吗？”塔尼亚从房间远远的角落里问。

　　“当然可以！”鲁缅采夫大声说道。

　　他们好象约定了似的，立刻分散到各自的地方去了；可是鲁缅采夫和塔尼亚又在桌旁坐了一会儿。随后他们穿上衣服去站岗了。

　　屋子里已经响起一片轻轻的鼾声。在上街以前，他们把所有的房间都巡视了一周。丘霍夫上尉睡在餐室里的沙发上。他那圆圆的脸庞在睡梦中失去了他所特有的那种大胆自负的表情，看起来很年轻。在隔壁的房间里，中尉在床上不安地辗转反侧。他戴着他那顶戴有耳扇的帽子睡觉，他在睡梦中磨牙齿，喃喃地说着梦话。红胡髭和“马车夫”合睡在一张双人大床上，他们两个人都穿着衣服和鞋子，都盖着军大衣，虽然他们身子下面铺着一叠被褥。自动枪和步枪的枪身露出在士兵的军大衣下面，它们也都蒙盖着，仿佛也在睡觉似的。

　　德国小姑娘睡在他们旁边的一张小床上。

　　鲁缅采夫看见士兵们蒙盖着的武器和斯巴达式的质朴——这个在战争中所养成的永久的战斗准备的习惯，而轻轻地笑起来了。

　　他们走到了院子里。很暗而且刮着风。从大路方面传来了过路军队低沉的嘈杂声和汽车的喇叭声。在一从大树下面有什么东西在蠕动。鲁缅采夫开亮了手电筒。老婆子正在用铲子挖坑。

　　“她干么要挖坑？”塔尼亚低声问。

　　鲁缅采夫走到老婆子跟前，跟她交谈起来；她久久地详细地向他解释着什么。

　　鲁缅采夫回到塔尼亚跟前说：“在挖坟。自杀的人是不葬在墓地里的——就是这么回事……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

　　他们走到了街上。他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接着塔尼亚问：“您现在担任什么职务？”

　　“师侦察长，我现在是从集团军司令部里回来的。他们把我叫去，要送我进莫斯科陆军大学去学习，我好容易才请准了延期。总觉得有些可惜！没打完仗就到后方去，尤其是在将近结束的时候。我也不舍得离开自己的侦察兵，跟他们混熟了。我们的师对于我已经象是自己的家一样。我总算把上级给说服了。幸亏没送我去……要不然我早已在明斯克附近的什么地方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补上了一句：“我也不会碰到您啦。”

　　原来他们有不少共同的熟人。塔尼亚从前在一所陆军医院里服务过，她认识了集团军侦察处处长马雷舍夫上校。现在她是出席了外科医生会议归来。她是伏罗别耶夫上校的师里的外科主任。

　　“我也认识他，”鲁缅采夫说。“一个好指挥员。可是我的师长，谢列达将军，更好。”

　　“噢，在您看来，人人都是好的。”她微微一笑，并且低声地说：“真叫人惊奇，您竟然平安无恙地经历了这场杀死这么多好人的可怕战争，尤其是干您这一行。我很高兴碰见您。”她沉默了一会儿后，问道：“您认识军部里的克拉西科夫上校吗？”

　　“有点儿认识。”

　　他们在一座熟睡了的房子前面慢慢地走着。她绊了一跤，他扶住了她的手臂，再也不肯放手。

　　“难道在值班的时候可以这样吗？”她微微嘲笑地问。

　　“啊，这简直象和平时期！”鲁缅采夫心里想。“四年来我挽着女人散步似乎还是第一次呢！”

　　天色明亮了。月儿从裂开的乌云后面探头张望。它照亮了那些壁上钉着黑色横木的白房子和教堂的尖顶。这时候他们怎么能不想起三年前他们曾经流浪过的维亚季马附近的森林呢！

　　“我有这样的感觉，”他说，“仿佛我们长久地攀登着一座险峻的高山，现在我们终于登上了山顶，或者接近山顶的地方……或许这是太陈腐的比方，可是……啊！从这山顶上可以望到多么远啊！人们开始用新的目光来看过去的事物，而未来的东西变得这样透明而清楚……现在我们完全认识了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作用。我们已经长大了，好象已经成熟了似的……”他羞怯地微微一笑。“总而言之，这不容易说明……”

　　她仔细地打量着他，这不过是为了要弄明白，他是不是真的就是在一个寒冷的秋夜里跟她并肩站在斯莫棱斯克古道旁的那个中尉。他正是那个可向他学习成为一个有信心的和勇敢的人的中尉，她突然羡慕他的侦察兵们和那些跟他接近的人们。

　　“您听见吗？”他突然问道。

　　他们惊奇地互相看了一眼。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一阵奇怪的呻吟般的声音，仿佛风在玩弄着粗大的琴弦。那是一支从小就熟悉的老曲子。有人在某种乐器上弹奏着名歌斯杰尼卡·拉辛。声音是从教堂里传出来的。鲁缅采夫和塔尼亚一同向那儿走去，一会儿就到了广阔的台阶跟前，他们走了进去。月光从狭窄的拱形小窗口泻近来。在月光照耀下，一个中士坐在高高的栏杆上弹风琴，一群战士们站在下面静听。

　　演奏突然停止了，中士从座位上站起来，用音调和谐的声音问：“少校同志，准许我奏下去吗？”

　　鲁缅采夫给迷惑了。他起先不知道是跟他讲话。可是他明白后，却不说一句话，把手一挥，跟自己的同伴一同走出了教堂。

　　街上寒冷、刮风而且阴森森。

　　他们慢慢地向着屋子走回去。鲁缅采夫突然问：“您的丈夫呢……他在哪条战线上？”

　　“他牺牲了。”她说。“在一九四二年。”又冷冷地补上一句：“在斯大林格勒战线上。”

　　她的口气突然变得冷淡意味着：“请别可怜我，别说废话，别假装您关心我的丈夫。”

　　她随口说：“事情就是这样。”

　　可是这当儿她瞥了鲁缅采夫一眼，看见了他那惊慌失措的羞怯的脸色，就忍不住了。她徒劳地使劲咬着下唇——已经太迟了：热泪已经夺眶而出，她掉转身子，好不容易忍住了抽泣。

第三章

　　清晨村子里出现了一个载重汽车队。有一辆载重汽车突然停下来。从车上跳下来一个年纪很轻的通讯兵中尉尼科尔斯基。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高兴地向鲁缅采夫报告：“您可知道，近卫军少校同志，我们已经在德国领土上啦！”

　　“我知道，”鲁缅采夫笑了笑，转身向塔尼亚。该走了，可是他舍不得分离。

　　刚刚睡醒的红胡髭西伯利亚人从屋子里走出来了。看见少校准备动身，他说：“祝您一路平安，近卫军少校同志，我们在柏林再见。”

　　“光景是这样，”鲁缅采夫笑了起来，并紧紧地握住了向他伸过来的那支粗大的士兵的手。他用同样的力气捏住了塔尼亚纤细的手指。她痛得皱紧了眉头，抱怨地说：“怎么可以这样？我要用这只手指给伤员施手术。”

　　鲁缅采夫窘极了。他心里痛责自己的笨拙，爬进了驾驶室，坐在司机的旁边。中尉跳进了车厢，车子就开走了。

　　“我真是一头熊！”鲁缅采夫烦恼地想。“一句告别的话也没说，又不向别的旅伴们问好……她回把我看做是怎样的人啊！”

　　他叹了口气。司机偷偷地瞟了他一眼，会意地微微一笑：“哎呦，这些侦察兵！到处都及时赶到！”鲁缅采夫在师里诗人人知道的，这个侦察兵许多机智的行动和勇敢的事迹被流传着。当然，司机和尼科尔斯基中尉一样，也认为近卫军少校在大清早跟这位漂亮的灰色眼睛的女医生散步，是有目的的。

　　那时候汽车驶到了大路上，参加到另一个连绵不绝的汽车队里，它就驶得慢写了。

　　鲁缅采夫一边细看着小窗外面游过的平原，盖着一层薄雪的瓦屋顶和被移植得很整齐的小树林，一边无意识地从战术观点判断着地形，但是他不停地想念着塔尼亚。他回想着她的流泪和后来她的关于她丈夫阵亡和母亲故世的令人感动的叙述，当他回想着这一切的时候，他感觉到他露出了富于幻想的、温柔的、象他立刻所判定的，冷酷无情的微笑。“原来，”他想道，“我高兴，是因为她死了丈夫？！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是这么卑鄙！”

　　他竭力装出严肃的样子。

　　他觉得跟塔尼亚相遇是意味深长的，特别是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日子里。

　　塔尼亚是“老相识”——这对鲁缅采夫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的关系不应该带有在战争中所常有的那种男女间轻率的“友谊”的性质，那种他所厌恶的和规避的友谊的性质。

　　“老相识！”鲁缅采夫非常喜欢这几个字，它们使她摆脱了他在偶尔相遇的、充分懂得对比她们的要求的女人们面前所感觉到的那种羞怯的感觉。

　　在到达村子以前，他一路总是想着塔尼亚，并想着将来跟她的相会，师部大概要在这个村子里驻扎几小时。

　　鲁缅采夫在这里马上投入了他非常熟悉的、忙碌的、然而不很急迫的工作气氛中，这种工作气氛是每个司令部所常有的，不管它们是在什么地方。

　　师侦察兵们驻扎在村子西郊的一座粉刷得很白的大房子里。

　　这所房子堆满了雪白的绒毛褥子和各种大大小小的壁钟，这些壁钟发出感冒似的声音，仿佛它们要求躺在这些褥子下面似的。

　　在门上面、床上面和窗间壁上，都挂着用古代粗黑体连字印在硬纸板上的格言诗——主要是以必须安分守己和恬静的家庭幸福胜过世俗浮华为题材。在短诗下面挂着几张两个笑眯眯的德国兵的相片——大概都是房东的儿子——相片上的背景是欧洲几个首都：哥本哈根、海牙、布鲁赛尔和巴黎的街道与广场。房东的这两个儿子却并不安分守己！

　　在军队里任何事情都知道得很快：侦察兵们已经知道他们的长官回来了。他们都来欢迎他，虽然他们都是沉着的人，很少流露自己的感情，可是鲁缅采夫不能不觉察出，他们都高兴他的归来。

　　这儿有司务长伏罗宁——一个神勇的侦察兵，肤色黝黑，矮小、敏捷，有一张狡猾的狐狸般的脸；沉着的和有自知之明的米特罗先上士；侦察连连长，年轻的米歇尔斯基上尉；鲁缅采夫的传令兵——孤僻的和有点儿古怪的齐比列夫中士。

　　老是不修面的、懒得多动的和淡漠无情的翻译员奥加涅相坐在一张绒毛褥子上，可是一看见鲁缅采夫，他就迅速地跳了起来，近卫军少校理会了这种牺牲，连忙说了一声“稍息”，翻译员随即轻松地又坐在褥子上了。

　　“那么，您不到陆军大学去啦？”米谢尔斯基不好意思地问。

　　“不，要到战争结束后再去。”鲁缅采夫说。

　　问话开始了：在集团军司令部里的人们怎么说？德国人在战线别的地段有什么企图？

　　他们的情绪都兴奋而愉快。有一个侦察兵欢乐地挥舞着两只手说：

　　“近卫军少校同志，您看见路上的情形没有？真伟大啊！人真不少！炮又多！哦，德国人垮台了，全欧洲给他们工作也是枉然啊！”

　　“咱们走呀走的，毕竟走到了。”司务长伏罗宁满足地透了口气，突然说：“那么，近卫军少校同志，该是拿锥子和锤子的时候了吧。”

　　荣获了五枚勋章的和勇敢无比的侦察兵伏罗宁的外貌，是不能使人联想到锥子和鞋锤的。鲁缅采夫笑了笑，他在战争期间初次根据每个战士过去的职业来打量他们。

　　这样看来，“伟大的”伏罗宁从前是鞋匠，米特罗从前是铸工，齐比列夫从前是在德涅伯河上当浮标管理员的，奥加涅相，这个不修边幅的、常常叽哩咕噜的好人，从前是艺术家，而米谢尔斯基上尉还不曾做过什么工作，在战争爆发以前，他刚刚读完十年制中学。

　　只有鲁缅采夫从战前到现在一直是个军事干部。

　　“唔，朋友们，”他说，用戏谑来掩饰他的兴奋。

　　“现在你们还不是鞋匠，而是士兵。请告诉我，师里有什么新消息。”

　　但是这当儿，鲁缅采夫的助手——安东纽克少校——的阴郁的脸在门口出现了。他从来没有快乐的时候，而现在他显得格外忧郁。

　　他难以隐藏自己的失望情绪。他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愿望：长官出去学习，他安东纽克就可以得到提升了。

　　安东纽克少校把操典和条令都背得滚瓜烂熟，他在军队里已经呆了很久，他有优美的姿势，从前他是骑兵，因此他非常自豪。他受过专门侦察训练，自认为是一个侦察勤务专家。

　　他对鲁缅采夫的态度是复杂的。当然，他并不抹杀近卫军少校的品质。但是别人认为是鲁缅采夫的优点地方，他却认为是缺点。例如他批评鲁缅采夫对侦察兵的那种随便的和同志般的态度。其次，他认为鲁缅采夫跟奥加涅相学习德文是完全不适当的：向部下象一个小学生似的学习什么东西，对于一个长官是不适宜的。一般的说，他认为鲁缅采夫身上有许多“非军人的东西”，而在安东纽克看来，“非军人的东西”就是低劣的同义语。例如，他知道了米谢尔斯基上尉常常在暗地里写诗，就露骨地轻视他。

　　这一切鲁缅采夫都知道。他有时候笑笑，有时候很生气。只要鲁缅采夫一提高嗓子，安东纽克就立刻悄悄地溜走。总之，他只尊敬那些回发脾气的长官。关于他，鲁缅采夫常常说：“要是你不大声　责他，他就什么都不做……他以为别人也是这样。”

　　但是现在鲁缅采夫，因为他进入了德国，并且遇到了塔尼亚，而觉得太幸福了，因此他对于安东纽克的不满态度也毫不介意了。他仔细地研究着一张绘着敌人沿库托夫河所筑的防御工事的地图。侦察兵们围着他们的长官，悠然地抽着马合烟。等待着命令。这一点他们早已知道：这个勤奋的近卫军少校会找出工作爱来给他们做的！真的，他沉吟了一会，站了起来，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说：“唔！应该作战！我想，我们派一队侦察兵到前面去，必须把沿库托夫河的工事侦察明白……要不知道这是著名的“东方壁垒”的工事！您去准备人员，米谢尔斯基。您担任队长。我去见将军请求批准。”他转脸对翻译员：“有俘虏吗？”

　　“有。”

　　“审问过他们没有？”

　　“是，稍微问过一些。”

　　“问过库托夫河的情况吗？”

　　“没有，”翻译员承认说。

　　鲁缅采夫责难地瞥了安东纽克一眼，但是什么话也没说，戴上帽子去见师长了。

第四章

　　师长谢列达少将所住的那所房子的近旁很热闹。显然有一位高级长官到来了：庭园前面停着一辆轿车和一辆装备着一挺重机关枪的半履带式装甲汽车。参谋们拿着公文夹不时从屋子里跑进跑出，他们都显得很担心，甚至有点儿惊惶。其中的一个凑着鲁缅采夫的耳朵低声说：

　　“你知道，谁在我们这儿？西斯克雷洛夫！”

　　不错，在师长那儿的就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陆军中将格奥尔吉·尼古拉耶维奇·西斯克雷洛夫。鲁缅采夫迟疑地站住了，后来依然踏上了台阶。

　　外室里挤满了人。坐在这儿的有西斯克雷洛夫的勤务员们和副官们，他的警卫队的自动枪手们和奉召而来的师部参谋们。寂然无声。在门里边有轻轻地说话声。

　　不，现在用不着去见师长。鲁缅采夫靠门柱立着，一边思索着，万一军事委员要召见他，他应该报告些什么？

　　门开了。师政治部主任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在门口出现了。

　　“派人去请鲁缅采夫来，”他对师部的一个军官说。

　　“我在这儿。”鲁缅采夫应答道。

　　“啊哈！请进来！”

　　宽敞阴暗的房间里很静。在里边角落里的沙发上，坐着一个瘦削的、穿将官大衣的、头发灰白的人。师长谢列达少将直挺挺地立在他对面。还有一个鲁缅采夫不相识的少将——根据肩章上的标记来判断，他是一个坦克部队的军官。

　　鲁缅采夫想要报到，可是他感觉到房间里的气氛很紧张，并且对他的显然为了什么事情而受到了申斥的师长起了由衷的怜悯，于是他便“立正”站在壁边。

　　他所听到的第一个字就是“马车”，他吃了一惊，警惕起来了。

　　“噢，甚至坐起马车来了，”军事委员说，显然要把谈话继续下去。“什么都想坐……今天我拦住了三辆这样的马车，上面都坐满了您的步兵，塔拉斯·彼得罗维奇。”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说话的声音放低些，正如鲁缅采夫所感觉到的，不无狡猾地说：“不过，不单是您的……”他正眼看了一下谢列达，于是生气地说：“坐吧，干么站着！”

　　谢列达将军坐下了，而西斯克雷洛夫却站了起来，他一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边说：

　　“顺利而迅速地前进固然是好事，但是这也有不好的一面。过分热心的指挥员在进攻中常常忘记纪律。军队里出现了一种狂妄的态度——仿佛在说，既然我们这么勇敢，我们什么都不必放在心上……可是在敌人的领土上，这可能造成越规的行为。你们的行动都象醉鬼一样。当然，你们想，我们已经进入了德国……但是必须象攻克维里克鲁克那样，来攻下这个德国，要征服它，必须经过一番苦战！”

　　“叫我来干什么？”鲁缅采夫心里想，为了他的看来应受非难的坐马车的事，他有点儿后悔。“难道他们知道我也犯过这个错吗？”

　　他仔细地打量着军事委员，他初次看见他，可是已经听说过好多次了。西斯克雷洛夫那对深沉的、智慧的很疲倦的眼睛，使他感到惊奇。

　　西斯克雷洛夫知道侦察兵来了，就转过身来，用凝视的目光望着他。

　　“难道他知道坐马车的事情了吗？”鲁缅采夫在徇私，脸上微微红起来。

　　可是这件事情平安地过去了。

　　“您在夜里能够很好地识别方向吗？”将军问鲁缅采夫。

　　“是，将军同志。”

　　“您的师长对我说起过，前几天您到坦克兵团司令部去过……”

　　“是。两天以前。”

　　“陪我到那儿去一趟。”

　　鲁缅采夫担忧地说：“在我们和坦克部队之间可能有迷路的小队德国人。这里的战线不是密接的。我可以亲自去，将军同志，另几个坦克兵到这儿来报告。我可以迅速地办好。”

　　西斯克雷洛夫又凝视着侦察兵，并且微微打趣地答道：“我很乐意听从您的话，少校同志，可是抱歉的是我想亲自到坦克部队去一趟。”

　　鲁缅采夫受窘地说：“明白了，将军同志。”

　　“至于迷路的小队德国人，或者各种‘人狼’，”西斯克雷洛夫继续说，“那我认为不应当害怕他们。德国人是爱好命令的，他们不会自由行动。而那些聪明些的——他们完全明白，这是没有用的。您的事情多吗？”

　　“批准侦察计划和审问俘虏。”

　　“一小时办得完吗？”

　　“办得完。”

　　“给您一小时。”将军看了一下表，突然转脸问师长：“您的女儿在哪里？难道还在这儿，跟你在一起吗？”

　　谢列达将军的十三岁女儿跟父亲差不多是寸步不离的。她的母亲在真正最初几个星期里被德国人的炸弹炸死了。

　　她是在士兵中间、在战斗和战争的患难中教养长大的，所以她熟悉地图，懂得各种武器的特性，并且正象她父亲所说笑的，学习过步兵操典第一部。

　　将军不断地跟小姨子通信。当他们终于把一切都谈妥了的时候，维斯杜拉河上的进攻开始了。那时候就顾不得私人的事情，所以薇卡仍旧留在师里。

　　这是一个性情古怪的、很聪明的、身子衰弱的小姑娘。她有惊人的记忆力，常常向她父亲提示居民点的名称、高地号码和配属给师的炮队和别的部队的番号。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参谋们在跟师长谈话的时候，想不起师在去年驻扎过的一个居民点的名称，薇卡柔和的声音便从房间的角落里响起来了，她带点儿叫人发笑的自满自信的口气说：“爸爸，这是在森林西边，扎窦巴以南两公里。”

　　可是，除了熟悉这些对她毫无用处的东西以外，跟她同样的姑娘们所关心的许多事物，她却一点儿也不懂。

　　当然，这种特殊的情形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军事委员知道有薇卡其人，是不足为奇的。

　　“把她叫来，”西斯克雷洛夫说。

　　师长默默地走到另一个房间去叫薇卡了。

　　近来的是一个瘦削的、脸色苍白的小姑娘，她穿着保护色的裙子和军装上衣，乌黑的头发剪成男童式。她文静、端庄，故意装出镇静的样子，可是就西斯克雷洛夫所注意到的那些微微可以察觉到的表征来看，她是很慌张的。她的左肩略微看得出在颤动。她走到军事委员面前，自我表现介绍说：

　　“薇卡。”

　　她看见了鲁缅采夫，对他亲切地笑了笑，这没有逃过军事委员的注意，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侦察兵在这儿是人人喜欢的人物。

　　当鲁缅采夫在隔壁房间里向师参谋长报告他的侦察计划的时候，西斯克雷洛夫将军跟薇卡开始谈话了。他象对待大人一样用“您”相称：“您该到莫斯科去读书啦。战争快要结束，您应该想到您的前途。”

　　“我想等到占领柏林，将军同志，”薇卡一本正经地回答。“那儿一定很有趣！”

　　“您还是应当离开这儿。”

　　“我在这儿也在学习，加林少校和尼科尔斯基中尉给我上一点儿课。”

　　“一点儿课，”将军追问了一句，“一点儿，这是不够的。”

　　“我明白，”薇卡困窘地同意了。“不过这是暂时的。”

　　“您不妨碍您父亲打仗吗？”西斯克雷洛夫问，斜眼看了一下师长。

　　“恰恰相反！”薇卡回答道，“我在帮助他，”她对谁也不看，悲伤地笑了笑。

　　“他忘记了什么，我就提醒他。”

　　大家都放声笑了起来，西斯克雷洛夫依然很严肃说：“哦，这样……这很好！不过我仍旧请求您立刻动身到第二线去！因为在目前机动战的情形下，师部常常会陷入困境……各种意外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象那次您跟父亲遭遇德国人的事情。有过这件事吗？”

　　“有过，在舒宾城郊外。”

　　“这您可明白了。”

　　谢列达将军困窘地笑了笑说：“你明白了吧，薇卡？没有办法的，军事委员的命令必须执行。”

　　这时候鲁缅采夫的侦察计划已经被批准了，他回到自己的部队去了。他对安东纽克作了必要的指示，便跟奥加涅相和齐比列夫一同到拘禁俘虏的棚屋里去。

　　俘虏们都坐在稻草堆上，捧着饭盒喝汤。鲁缅采夫等待着他们吃完晚饭，一边低声对传令兵说：“你的事情怎么样？马都好吗？”

　　“都好，”齐比列夫回答道。

　　他的四方脸象往常一样神秘而安详。但是鲁缅采夫是深知他的传令兵的性格的，看出他有一个什么问题要问。齐比列夫果然问道：

　　“据说德国人没有东西吃。可是这儿却有很多很多的牛和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鲁缅采夫注意地望着他，显然，不仅仅齐比列夫一个人，而且所有的侦察兵都关心着这个问题。恩的，在德国人的院子里猪在哼叫，黑白花斑的良种母牛在哞哞叫。

　　“这绝不会那么简单吧。”鲁缅采夫稍稍思考一下后，回答道。“活猪是不吃的。而且禁止德国人宰牲畜。这还是在布格河上一个俘虏告诉我的……事情就是这样：乍看起来——是食物，但是深入地看——却不是食物，而是储备的军粮。”

　　齐比列夫沉思起来，他在评估着这个回答的说服力，接着他说：“大概是这样。可见德国人还可以再打上十年。他们的食物和各种东西可能都很充足……这就是说，使他们透不过气来的不是饥饿，也不是美国人的炸弹。而是咱们。”

　　鲁缅采夫喜欢他的传令兵，尽管他的脾气很古怪。齐比列夫谈起别人来总是带着半轻蔑的口吻，他的态度好象是一个不容争辩的法官，而且要从这个孤僻的和沉思的兵士口中得到称赞，是不很容易的。

　　关于鲁缅采夫，他说：“那才是人。”

　　关于他所不喜欢的和暗地里不尊敬的安东纽克，他同样简捷地回答道：“那不是人。”

　　侦察兵们有时问这个，有时问那个来取笑他：“你认为怎样，齐比列夫，那个可算是人，还是不是人？”

　　固然，讽刺他是很危险的。当他冒火的时候，他会大发脾气。

　　奥加涅相开始逐个地点俘虏的名字。

　　两种很有意义的征象，立刻引起了鲁缅采夫的注意。第一是：这些德国人属于各种不同的兵团和后方警备队的；正规部队、特种部队、预备队和守备队完全混合在一起，这是德军慌乱狼狈的景象。第二是：在被俘后的几小时内，这些德国人都完全丧失了军人的姿态，而回复了他们战前的面目——官吏、小店主、手艺匠、工人和农民。这就是他们跟从前的俘虏根本不同的地方。那些人被俘虏后仍旧保持着士兵的本色。

　　很明显，他们已经充分明白，德国已经战败了。固然，不是所有的俘虏都明白这一点。被击溃的第二十五步兵师中士赫尔迈特·史威尔忧郁地眨着疯狂的小眼睛，对战争前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回答：

　　“在黑沉沉的矿坑里，”他高高地翘起肮脏的手指，装出预言家的模样说：“正在制造一种威力强大的秘密武器……它会拯救德国。”

　　站在这个史威尔背后的一个瘦削的德国人，轻蔑而愤恨地说：“Ｅｒｉｓｔ　ｊａ　ｖｅｒｒｕｅｋｔ　ｔｏｔａｌ　ｖｅｒｒｕｅｋｔ，ｄｉｅｓｅｒ　Ｅｓｅｌ！（他完全疯了，真是傻瓜！）”

　　俘虏中间开始了地声的争吵，这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鲁缅采夫满意地看到，史威尔是孤独的，大多数的俘虏都嘲笑他，而其余的俘虏都颓丧地默不作声。

　　关于库托夫河上的工事，俘虏们所知道的大半是听说的，但是鲁缅采夫对这些情报的一鳞半爪也都加以密切的注意，并把它们记录下来。

　　军事委员给予侦察兵的一小时的时间已经到了。近卫军少校把奥加涅相留在棚屋里，以便继续审问，他自己带着传令兵见师长去了。

　　这儿已经在忙碌地作动身的准备。自动枪手们急急忙忙地在半履带式的装甲汽车的长凳上占据了座位。他们让出一个位置给齐比列夫。

　　西斯克雷洛夫从屋子里走出来，他环顾四周，看见了侦察兵，向他点了点头，然后跟谢列达和普洛特尼科夫告别，朝汽车走去。

　　“咱们走吧，”他说。

　　鲁缅采夫坐在司机身边，军事委员跟坦克部队将军、上校和他的副官坐在后面

　　汽车轻轻地跳动着，在柏油路上疾驶，在道路的拐弯处，它追上了一辆用四匹马拉的、慢吞吞地爬动着的马车。

　　鲁缅采夫偷偷地瞥了军事委员一眼。将军闭起眼睛默坐着，汽车追过了那辆倒霉的马车。鲁缅采夫打算赌咒说，这正是丘霍夫的那辆古式的马车，可是他又不能准确地肯定：汽车奔驰得太快，而且天色黑下来了。

第五章

　　马车果真是那辆马车。马车里只有丘霍夫上尉和红胡髭的西伯利亚人，后者坐在车夫座上充当车夫。其余的旅伴一清早就分手，回到各自的部队里去了。

　　丘霍夫沉闷地坐着抽烟。他看见鲁缅采夫坐在一辆大型轿车里，一想到他，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气愤：“又是这个少校……一个说教者……我们知道这种人……”他绝不原谅鲁缅采夫瞧不起人的态度和他那尖刻的话语，而且还是当着一个女人的面。“好小子，”他想，“大概是一个什么后方工作者……老是笑眯眯……救德国人……一个洁癖者。”

　　丘霍夫要去的那个团部已经不远了；团部所在的那个村子在第一个拐弯后面就出现了。

　　“快些，”丘霍夫说。

　　红胡髭把马抽了一鞭。

　　团部是设在一座尖形瓦顶的长房子里。房子前面有三　枝条茂密的老橡树。丘霍夫把马车停在这几棵橡树旁边，踏着整齐的步伐从一个因看到这辆样子奇怪的车子而惊讶不置的哨兵前面走过，又从在这儿立着的和坐着的传令兵们、通信员们和文书员们的中间穿过，走进了一个小房间。一个身材矮小的少校在打电话。桌子旁边坐着一个文书员和一个电话员。

　　丘霍夫以豪迈轻快的姿势举手敬礼，报告说：“上尉丘霍夫来到，听候调派。”

　　“……维谢尔恰科夫，”少校朝电话听筒嚷道，“占领村子！什么意思——他们在射击吗？……你还想用乐队来迎接你吗？”

　　少校放下听筒，对电话员说：“给我接通‘百合花’……我们要知道那朵白花的情形。”

　　过后他向丘霍夫转过身来，拿了他的命令，问道：“哦？”

　　“一个精神勃勃的忙碌的家伙，”丘霍夫心里想，“难道他是参谋长吗？”

　　“当连长？”少校问。

　　“正是。”

　　“这个职位做很久了吗？”

　　“两年。”

　　“很久啦。”少校说，向电话员摆了摆手，叫她停止跟“百合花”通话，他问：“为什么这样久？”

　　丘霍夫用他那神秘的坚决的灰眼睛直视着少校。

　　“我不知道。”他回答道。

　　少校笑了笑：“原来如此？那么谁知道呢？”

　　“上级知道，”丘霍夫说。

　　少校哼了一声，走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

　　“这个人是谁？”丘霍夫简短而命令式地问文书员。

　　“团参谋长。”

　　“这小伙子不坏吧？”

　　“谁？少校同志吗？”文书员觉得很惊奇：这个人对参谋长、苏联英雄、米加耶夫少校用这样放肆的口吻……“很不坏。”

　　少校回来了，他跟那终于接通的‘百合花’——白花交谈了几句，然后转身对文书员说：“把丘霍夫上尉以第二步兵连连长任用。喂，那儿是一辆什么马车？”

　　停在窗外的马车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我的。”丘霍夫说。

　　米加耶夫放声笑了起来。

　　“啊，原来你是一位伯爵！明—白啦！……把这辆马车扔了吧！交给你的是步兵连，而不是摩托化连。记着，我们需要一个营长。好好的干，我们将委你做营长。”

　　“可是我很满意这个职位。”丘霍夫说。

　　“走吧，你可真是个怪人！”少校佯装生气地说。

　　“是，”丘霍夫忧郁地回答道，他又用那种豪迈轻快而随便的姿势举手行个礼，转身便走。

　　当他已经把门打开了的时候，米加耶夫在后面喊道：“第二连在哪儿，你知道吗？”

　　“我能找到。”丘霍夫简短地说了一句，走出去了。

　　丘霍夫是诺夫哥罗德人，他从小就没有父亲，同老母亲一起住在城外的一所小房子里。哥哥在列宁格勒一家工厂里做工。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丘霍夫已经十九岁了。他刚刚从师范中学毕业，就爱上了邻居的女儿瓦丽雅·普罗霍沃娃，一个淡色头发目光清澈的姑娘，她跟他一同在师范中学念书，她应当从一九四一学年起开始在学校里教书。丘霍夫打算到列宁格勒哥哥那儿去，以便在那儿进大学。

　　战争把一切计划都打破了。丘霍夫用木板钉上了他的小屋子的窗户，跟瓦丽雅告别后，就同母亲一起上火车站去了。

　　丘霍夫在列宁格勒马上就应政入伍。瓦丽雅每天写信给他，后来德国人占领了诺夫哥罗德城，通信就此中断了。丘霍夫随着他所在的部队开到卡累利阿战线。不断的战斗开始了，丘霍夫在战斗中马上表现出他是一个冷静沉着而又勇敢的士兵。不久他被派到少尉训练班去学习。固然他没有学习多少时候，因为学员们都被调去参加莫尔曼斯克方面的战役了，可是丘霍夫还是得到了少尉的军衔，当了排长。他受过一次重伤。同母亲和瓦丽雅失去了联络。一年后，他已经在西北战线作战了，他从报上得知：女教师瓦丽雅·普罗霍罗娃，游击队的女侦察员，被德国人吊死在诺夫哥罗德的列宁街上。

　　后来他从列宁格勒得到消息：他的母亲也去世了。她是在冬天里饿死的，连坟墓也没有，因为她死在街上，由不相识的人们把她埋葬了。哥哥在德寇攻城的时候牺牲了，一颗炮弹击中了他的车间。

　　全家只剩了丘霍夫一个人。

　　这个青年所受到的这些打击，在他的精神上激起了直接而强烈的反应，他变得冷酷无情了。战争成为了他的毕生事业，成为了生活的主要内容。除了战争，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讲。后来他甚至为自己独自活在世界上而骄傲。“我有什么？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常常这样想。当士兵们接到家信，或者讲到他们的家庭的时候，他们都兴奋激动、欢笑、叹息或诉苦，而丘霍夫却轻蔑地望着他们，仿佛这些亲戚关系使他们变得更加软弱。

　　在战斗中他以过分大胆而出名。他对德国人——也包括俘虏在内——的憎恨是众所周知的。由于他的勇敢，长官们在许多方面都原谅他，当他们知道他遭到不幸的时候，他们都暗暗地同情他。可是，虽然如此，他们对上尉不得不谨慎小心：他太大胆了！他常常违反一切规则，走在士兵前面。即使是在这种情形下，他也是常常失去对他的连队的控制。

　　由于这些原因，丘霍夫待在连长的位置上已经很久了。虽然他装得满不在乎，可是心里却是很难受的。现在他也是愁眉苦脸的从米加耶夫少校那儿出来，向他的马车走去。

　　马车的四周已经围着一群士兵。他们以一种惊奇而又微微开玩笑地态度打量着马车。红胡髭对他们解释着昨天从鲁缅采夫口中听到的这辆古老马车的详细构造。他把拉丁文的题词翻译成这样：为了信仰、国王和祖国。

　　红胡髭看出丘霍夫还要赶路，就跟他告别了：他的师驻扎在左面。他象不久前对那个近卫军少校那样，说道：“我们在柏林见吧！”

　　“首先要活得到。”丘霍夫说。

　　红胡髭把背包放到肩上，他去“活到”那个时候了。

　　“没有人要到第一营去吗？”丘霍夫问士兵们。

　　这样的人找到了。这儿有一个从营部来的通信员，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团部通讯兵。他们上了马车，在柔软的缎子座垫上愉快地颠簸着。那扇没有关紧的小门上的纹章里的鹿，好象因为看见那些异国士兵作为胜利者来到菲特列大帝的著名的波拉美尼亚——拯弹兵的祖国，而惊骇地打着哆嗦似的。

　　第一营营长维谢尔恰科夫少校住在村子尽头的一所房子里。他已经知道有一个新的连长就要到来。米加耶夫已经用电话通知过他。或许米加耶夫也暗示了这位勇敢的上尉的脾气有点儿古怪。可是营长无论如何也不提起他早已远远望见了的那辆马车。

　　维谢尔恰科夫是一个高高的、麻脸的、身材不匀称的人。可是他的衣服的整洁是罕见了：领子洁白，靴子擦得雪亮。

　　问题是在于：维谢尔恰科夫已经有了妻子。关于营长的妻子格拉莎，丘霍夫还在马车里就已经从通信员的口中听说了。

　　人们都公正地称格拉莎为第一营的母亲。她是一个护理员，清洁是她的癖好，而这种癖好里面还含有一种更重要的东西，士兵们不知道应该叫它做什么。

　　维谢尔恰科夫自从跟格拉莎同居后，有过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关于格拉莎和维谢尔恰科夫的问题，已经在团党委会议上讨论过。在战时，特别是在步兵营里，不可以结婚。但是维谢尔恰科夫和格拉莎却造成了一个例外。

　　来调查这件事的政治部指导员加林少校为了营长和格拉莎真心相爱这个理由而不能决定是不是要把他们拆散。他们的相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是营里每个士兵都知道的。

　　加林和维谢尔恰科夫的政治辅导员和党组长都谈过。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很明显：不许军官们中间有违反纪律的现象。战争就是战争，必须叫维谢尔恰科夫和格拉莎分开。但是加林觉得不能这样做：这不是‘行军中的恋爱’，而是实实在在的爱情。他整夜坐着思考应该怎么做调查结论，结果一个字也没写，就回到师政治部去了。加林私下作了决定，等到进攻一开始——他们就会把这件事忘掉。所以这件事就这么搁下来了。

　　虽然格拉莎此刻不在房里，但是营长的周围还是那么清洁和整齐，处处都可以看到女性的劳动成果。过不久格拉莎回来了。

　　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挺胖的二十七岁的女人，两条腿很粗，有一头直直的亚麻色的头发，和维谢尔恰科夫一样，脸上也有些麻子，面颊是结实红润的。

　　可是一看这个女人的眼睛，她那亲切的表情就会使人惊奇。一看到她的嘴和红润的面颊上的两个小涡，就会使人忘记她外表的平凡，而会使人想到比外在的美更可贵的东西——一个美丽的灵魂。

　　丘霍夫也模模糊糊地有这样一种感觉。

　　她开始忙着招待这位新来的军官，象对一个老熟人一样告诉他说，她在这儿德国人的药房里搜寻了半天，找到了一大批优良药品和不少储备的绷带。这使她很高兴，因为医疗营远远落在先遣部队的后面了。

　　“他们在生活是讲究清洁，”她这样讲到德国人，“不过他们的良心显然并不讲究清洁！他们已经意识到对我们做了些什么，他们怕我们俄国人，就好象怕鬼一样……”

　　营刚才占领了一个大村子，俘获了两辆完好的德国坦克和十辆载重汽车。这些车辆都停放在营长所住的屋子旁边。德国人退到了小树林里的高地上，他们的迫击炮就从那儿轰击——每隔五分钟就空气中就震响一次咳嗽似的爆炸声。迫击炮弹一忽儿从右面、一忽儿从左面向田野打来。每次响起爆炸声，营长就轻轻地而且带着威嚇的语调对那看不见的敌人喃喃地说：“等着吧……到早晨你就要倒霉了……”

　　“把他们从那儿赶出去怎么样？……”丘霍夫问了一句。

　　“人都疲倦啦。”营长回答道，“已经三天三夜没睡了……让他们休息一会吧。您可以到您自己的连里去了。它在村子里，就在那边，看见没有，在小溪的那边，在村子北边。人们会告诉您怎么走的。您那儿人力不够，所有的排长都离队了，但是有一个防坦克连和一个迫击炮连。火力是足够了。”

　　“您在那儿得注意，”格拉莎对丘霍夫叮咛说，“让士兵们在夜里脱掉靴子睡觉……最好让他们在浴室里洗个澡。”她恳求地望着维谢尔恰科夫。

　　“你又在提你的浴室了！”营长摇了摇头。“战士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睡眠，而不是蒸气浴……”

　　丘霍夫出发了。

　　他用鞭子把男爵的马儿们用力地抽了一下，它们飞也似地越过了小河。河水到了马的腹部，淹湿了缎子座垫。

　　在村口小河上一座给破坏了的小桥旁边，躺着一个阵亡的俄罗斯士兵。他躺着，穿着灰色军大衣，身上溅满了异国的泥土，眼睛直瞪着异国的天空。

　　这是丘霍夫在德国境内看到的第一个俄罗斯士兵的尸体。多么悲惨的命运啊：经过了无数次千辛万苦的战斗，踏过了不知多少的道路，却在即将到达目的地时牺牲了！象任何一个年轻的军人一样，丘霍夫立刻想到了自己，想到他或许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第六章

　　德国人在维斯杜拉河上的防御，就其威力来说是强大的。凡是参加过战斗的人都知道，一个步兵连在突破了这样的防御以后，会是怎样的情形。以后，在追击敌人的时候，连队的损失就轻微了：某人阵亡，某人受伤；或某人患病，这都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人数越来越少，可是连队的任务大体上仍是给一个完整的连队所规定的那种任务。现在每个人都要抵六个人来作战。没有人掉队，也没有恩患病。要打败他们是不容易的，他们都是不朽的人。

　　这并不是说，凡是剩下来的士兵都是最优秀的。他们从前也都是同那些跟他们并肩作战而后来离开了的人们一样的人。不过他们增添了宝贵的作战经验，因此成为最优秀的战士。

　　第二连是由二十个“不朽的人”组成的。这个连队所以人数少，还可以用这种特殊的情况来说明：在突破的时候，团在集团军——更正确地说，在方面军的右翼进攻，可是士兵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另一支方面军已推进到河的彼岸，它的部队一下子就向北突进了。因此团——包括第二连在内——随着暴露的右翼推进。莫德林要塞地段的大炮在右面轰击它，同时在正面退却的敌人的火力，使它蒙受了损失。

　　虽然丘霍夫已经不是第一天打仗，可是归他率领的那的连队的人数很少，使他感到不快。“叫我来当班长！”他愤慨地想。

　　士兵们公然兴致勃勃地打量着他们那个非常大胆地坐着一辆奇异的轿式马车越过小河而来的新指挥员。他那坚决的神情、冷冷的灰色眼睛和他整个的自负态度，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排长们在哪儿？”他问排着队的士兵们，好象他完全不知道这个连队的情况似的。

　　一个身材高大的司务长举手行了个礼，滔滔不绝地回答道：“没有排长，上尉同志。我是司务长，还有两个班长：斯里温科上士和果戈别里切中士。最后一个排长巴尔苏克少尉在夺取布郎城堡的战役中负伤离队了。上等兵谢米格拉夫担任着文书员和管理员的职务。连队党组长是斯里温科中士。连队司务长戈杜诺夫报告。”

　　“去睡觉吧，”丘霍夫对他的连队冷淡地命令说，“脱掉靴子。”

　　但不是每个人都去睡觉。二十岁的一等兵谢米格拉夫受到进入德国这件大事所激励，无论怎样也不能入睡。

　　昨天晚上党组长斯里温科为这件大事举行了一次短促而热烈的士兵大会。谢米格拉夫非常兴奋，他在村边的一所汽车修理工厂里忙碌了好一阵子：他在那儿找到了一把锉刀，制造着一件东西。他唉声叹气地从那儿走出来并责难地瞧着自己的手，对党组长说：“完全生疏啦……我现在算是个什么钳工啊！连做三级钳工都不够资格。”

　　斯里温科安慰地回答：“回熟悉的。你起初也是一个不中用的士兵，而现在你是多么出色的战士！钳工工作更容易熟悉！”

　　但是谢米格拉夫很痛苦：两只手完全不听使唤了，他伤心地在村子里徘徊，向屋子里张望。他到了炮兵和迫击炮兵那儿，告诉他们来了一位新连长。他在一所没人居住的房子里发现了一件崭新的悬挂着一枚铁十字章的党卫队员的制服。他回到自己的连部后，把他的发现报告了上尉。

　　“把这所房子烧掉，”丘霍夫说。

　　斯里温科惊异地扬起眉毛，镇静地说：“这会儿烧房子会把村子照得通明，德国人会说谢谢的。”

　　“什么话，你们怕德国人吗？”丘霍夫愠怒地问，但他也没有再坚持自己的主张。

　　谢米格拉夫通知过的炮兵们——一个防坦克炮队指挥员和一个迫击炮兵中尉都来了。他们向新连长说明了他们的“经理”状况，就象他们用通用的军事用语称呼他们的分队一样。弹药缺乏——总共只有弹药基数的一半，后方离得又远。答应在早晨会空投。

　　月光照满了村子。大多数的人都睡了。只有几个了望兵坐在村外的战壕里：有的在机关枪旁，有的在放坦克枪旁——他们都凝视着树林和灌木从的朦胧的轮廓，把粗大的马合烟卷藏在军大衣的袖口里。大炮只是偶尔回答一下德国人的迫击炮火：他们要节约弹药。

　　丘霍夫送走了炮兵军官们，就躺在司务长给他预备好的床铺上。聚集在院子里的连队的士兵们开始轻轻的议论着对新连长的印象。

　　“看以来是个很果断的人，”身材高瘦、脸色黝黑、蓄着一撮朝上卷起的黑胡髭的裹戈别里切中士说。

　　“不怕死的！”谢米格拉夫补充。

　　大家又望向斯里温科：在他们看来，党组长的意见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斯里温科极力避免仓促的判断，只是说：“慢慢看吧。”

　　戈杜诺夫决定做一顿丰盛的晚餐给连长洗尘。他在营里领到了足够一星期前还是连队名单中的三十人饮用的伏特加。司务长看见棚屋里有几只逃走的房主所留下的几只母鸡，就吩咐一个士兵说：“捉三只去炸一炸吧，不过要注意，别开枪打，要不然就会把我们的上尉吵醒了。（他已经把连长称为‘我们的上尉’了，可见他已经把他当作是连队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了。）”

　　“上尉同志，晚餐预备好了。”

　　丘霍夫立刻跳了起来，穿好靴子。当他知道了为什么要叫醒他后，又把靴子脱了，心里想着要谢绝，可是看见炸鸡和盛在小玻璃瓶里的伏特加——司务长是熟悉这一套的！——他才想起：自己已经一整天都没有吃过东西了。

　　墙壁后响着士兵们的鼾声。村里的街道上不断地响着脚步声，传来了哨兵的吆喝声。村子里充满了通讯兵、工兵和卫生员。可以听见运输马车的辘辘声：它们从团部弹药补充处运来了子弹。

　　进来了三个驻扎在临近屋子里的师部侦察兵，他们刚从村边顶楼上的监视哨下岗，现在坐在步兵的炉子前烤火。

　　有人敲门。又有一队师部侦察兵由连长米谢尔斯基上尉率领来到了。两个上尉彼此自我介绍了一下。米谢尔斯基向监视着德国人的侦察兵们打听了一下情况后，告诉他们：“弟兄们，你们可知道，我们的少校回来啦，”他又象丘霍夫亲切地解释说：“他就是我们的侦察队长……要送他进陆军大学，可是他不愿意现在去。”

　　总之，这个侦察兵上尉是个很有礼貌的人，而且谈吐文雅。丘霍夫却认为在前线讲礼貌是不必要的行为，他所以不讨厌米谢尔斯基的举止，只因为他是个侦察兵，而丘霍夫是尊敬侦察兵的。

　　米谢尔斯基和他的队员烤暖了身子后，又站了起来。

　　丘霍夫知道这队侦察兵要到德国人的后方去，他就问米谢尔斯基：“您跟他们一起去吗？”

　　“当然。”米谢尔斯基说。

　　丘霍夫走出来，站在台阶上，望着离去的侦察兵们的背影，一直到他们都消失不见了。连队党组长斯里温科上士站在台阶旁边。

　　“您怎么啦，在值班吗？”丘霍夫问。

　　“不，上尉同志，只是睡不着。”停了一会儿后，斯里温科又说：“我的女儿在这里，上尉同志。”

　　“在哪儿？”

　　“谁知道在哪儿！……在德国。她被抓到这里来。昨天政治部有人报道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德国，我就睡不着了。”他微微笑了笑，仿佛原谅自己的弱点似的。“我这个老傻瓜想，我的女儿或许就在离我半维尔斯特的附近小庄园里，或在临近的村子的什么地方。”

　　“德国地方很大呀。”丘霍夫说。

　　“我知道，可是我睡不着。今天有一个德国人告诉我说，在邻近的小庄园里有几个俄国姑娘在做工。在一个地主那儿。有一条笔直的道路通到那个地方。让我去一趟吧，上尉同志。让我可以安心。”

　　他们走进屋子，丘霍夫看了看地图。斯里温科所说的小庄园是在东北方，有两公里的路程。

　　“怎么办呢？”丘霍夫说，“您一个人去——不行。得给您几个人——可是连队里一共只有这几个人……听说，德国人那儿有类似游击队的‘人狼’队伍在活动。”

　　“您说什么呀，上尉同志！我决不相信他们有游击队的鬼话。德国人不敢做这种事情。德国是精明的人，知道这是徒劳的。而且这儿有什么地方可以打游击呢？树林都是整洁的，条条小路都是笔直的……不，您不必为我担心，我一个人去就可以……”

　　这些仔细考虑过的话，显然对丘霍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虽然有点儿踌躇，但还是允许斯里温科去了。

　　斯里温科拿了一支自动枪，每只衣袋里放了一颗手榴弹，羞怯地笑了笑说：

　　“谢谢，上尉同志。您别对他们……”他向士兵们睡觉的隔壁房间的门挥了挥手说，“提起……我一小时后就回来。”末了他用乌克兰语说：“要不然他们会以为我疯了：党组长原来是这么一个老傻瓜！”

　　他举手敬了个礼，就出去了。

　　丘霍夫打算躺一会儿，门突然被打开了，米谢尔斯基上尉出现在门口，他浑身沾满了泥浆。

　　“您的电话在哪儿？”他问。“我要立刻向上级报告一个重要情况。敌人在撤退。我一直爬到了敌人的前沿。他们在撤退，我对您所说的话都是我亲眼看到的真实情况。”

　　他们给营部打了电话，营部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团部和师部。

　　全师人员睡眼朦胧地开始移动了。

　　丘霍夫唤醒了他连里的人。他们都因为疲劳而勉强拖着脚走，在黎明的寒冷里打着哆嗦。

　　“您马上就走吗？”丘霍夫问米谢尔斯基。

　　“是，他们在等我。”米谢尔斯基说，“再见，上尉同志。”

　　丘霍夫再次对这个侦察员的彬彬有礼的态度感到惊奇。丘霍夫随着他走到院子里，又站了一会，静听着米谢尔斯基离去的脚步声。随后他回到了自己的连部，连队已经集合完毕了。

　　士兵们走出了大门，村子里已经挤满了人、大车和汽车。大车辘辘地响，汽车呜呜地叫，饭盒叮叮当当响。

第七章

　　斯里温科沿着柏油路边往前走，他那钉着铁的鞋后跟敲得直响，他走得越远，就越觉得有可能在这个小庄园里找到他的女儿，他用乌克兰语念着“女儿”这个词，是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上的。

　　诚然，有一个聪明的斯里温科在他的脑海深处，仿佛是在一座小岛上似的，嘲笑着那个认为一切都有可能的空想着斯里温科。

　　“斯里温科，你真是一个怪人！”聪明的斯里温科一面说，一面挖苦地冷笑。“你怎么可以肯定加丽雅就在这儿，在这个小庄园里呢？你这个老矿工已经活了四十多岁，见过世面，而现在忽然相信，在这个有着成千上万的小庄园和村庄的德国，你马上会找到你的女儿——你还是回到字的弟兄们那儿去睡觉吧……”

　　但是斯里温科固执地往前走。他回想着他的女儿加丽雅。当德寇入侵的时候，她刚满十六岁，刚读完七年级。她是一个高高的、漂亮的、肤色黝黑的姑娘。但是在她的父亲看来，最可贵的却是她那机敏的带着讥刺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又是隐藏在一种和她年龄相称的、在人们面前谦恭地沉默里面的。当斯里温科跟女儿谈话并在她身上发现新的品质——对人的了解、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才能的时候，他觉得非常愉快。当然，他也竭力不放纵父亲的情感：他对她相当严厉。

　　斯里温科懊悔地想起那些他现在才感到不公正的找碴儿的事件，为了她跟伏洛奇卡·奥赫里姆楚克——一个可爱的、爱说笑的、后来在战争中牺牲了的小伙子的童年恋爱而大惊小怪，是愚不可及的。

　　当战争迫近顿巴斯的时候，斯里温科参加了那个调往斯大林格勒的共产主义营。他在这次战争中受了伤，在夜里由一辆颠簸的卡车送进了陆军医院。

　　当然，在伤势痊愈后，他尽可以说自己的职业是一个矿工——挖煤手，这样，他就未必会被征入伍，因为后方，比如说卡拉刚达，都需要矿工。但是斯里温科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职业，不，他不过没有把自己的职业说出来而已。这时候他想：因为他在军事方面缺乏经验，他一定会被派到他所中心向往的地方——伏罗希洛夫格勒去，他要把德国人逐出他心爱的顿巴斯。但是他失望了：他被派到驻扎在一个偏僻遥远的、有几座汽油库的哥萨克村子里的一支高射炮队里，斯里温科常常苦闷地眺望着草原上无边无际的秋夜的天空，可是心里却渴望着西方，想念着故乡的矿井和小屋。可是他随即安心了，因为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从整体来说大家都共同地为祖国而作战，而从个体来说大家都为自己的家而作战。

　　顿巴斯解放了，斯里温科第二次受伤后（那时他已经一是个步兵），有机会到故乡的煤井小作盘恒。他跨进家门，就跟他的妻子拥抱起来，在房间中央站了好久。他不明白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他隐隐约约猜到了她哭泣的原因，这是跟加丽雅有关系，但他不敢问这是怎么回事。加丽雅不在家里，因此家好象是空洞洞的，而且好象谁也不需要这个家。

　　后来邻居们都跑来了，这时候他才知道加丽雅的遭遇。他开始安慰自己的妻子，末了他堆起毫无信心的笑容，答应她说，他一到德国，就会找到女儿的。虽然妻子不愿意相信他的话，可是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只是低低地哭泣着。

　　现在他到了德国，而且还活着！而且他的女儿可能就在这儿，离他一公里的地方。

　　随后一个悲痛的念头涌上了他的心头，他老是不能把它赶开：“女儿是个漂亮姑娘，哪一个男人会不看她一眼？谁不会朝她亲切地笑一下？如果这样一个漂亮姑娘做了奴隶，而主人是个德国人……”

　　小庄园出现了。这是一所大房子，围着一道紧密的石墙，宛如一座城堡。这道墙上的拱形小门也跟城堡的门一模一样。这些门都是用厚厚的木板做成的，还钉着铁档。小门紧闭着。

　　斯里温科用铁跟靴子朝门上奋力踢了一脚，嚷道：“开门！”

　　一只狗凶猛地狂吠起来。

　　急促的脚步声响了起来。这些脚步声在小门旁停下来，然后又离开了。于是斯里温科用自动枪的枪托在小门上敲了一下。

　　“开门……俄国兵来啦！”

　　脚步声更加急促了，那儿已经不止一个人，而有几个人。末了有一个德国人的声音在小门旁畏怯地问：“您有什么吩咐吗？”

　　“我说，开门！”

　　小门开启了。

　　站在斯里温科面前的是一个瘦弱的德国老头儿，手里提着一盏灯。有两个人影紧贴在不远大马棚的门上。他们突然举起手，慢慢地向斯里温科走来。他看出这是德国兵。

　　“完蛋了，”他们说。

　　“当然完蛋啦。”斯里温科说。

　　为了防备万一——出于军事上的计谋——他在寂静的夜里朝门外高声嚷道：“等一等，弟兄们！”

　　好象还有其他人在那儿。

　　可是他说这句话，预期说是为了要使这些德国人相信，还不如说是为了免得后悔。

　　“只有两个吗？”他问，用手指把每个士兵依次推了一下。

　　“两个，两个，只有两个。”老头儿结结巴巴说。

　　“向后转！”斯里温科命令，拿着自动枪做出要射击的样子。

　　德国人明白了，他们掉转身子，穿过宽大的院子，院子里堆满了马粪和稻草，塞满了许多车沿很高的大车。

　　他们走进了主人的屋子。斯里温科在门厅用俄国兵众所周知的口令“立正”命令他们止步。

　　“武器在哪儿？”他问，用手在自动步枪枪托上拍了一下，“这个在哪儿，武器？”

　　“什么也没有，”其中一个德国兵用波兰话回答。

　　“没有武器，”另一个德国兵回答，“扔掉了，”他做手势解释，仿佛扔掉一件什么东西似的。

　　“扔掉了……”斯里温科说。

　　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一梭子子弹来结果这两个瘦长的、红头发的弗里兹。但是斯里温科不会那么做——不是由于畏惧长官，他们是禁止这种行为的——虽然这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不，斯里温科绝不会这样做，这样做违反他的原则。

　　斯里温科走到一扇门前，推开了它。他把老头子叫到跟前，在灯光下，他看见了一只大炉子、瓷砖地和几只桶锅。两扇窗子都关上了百叶窗。他对这两个士兵指了指厨房门。他们都情情愿愿地走了进去。

　　斯里温科把他们关进去以后，指着锁眼说：“锁起来。”

　　老头子着了慌，跑了出去，他的脚步声在一所空屋子里远远的房间的楼梯上响着，他终于拿着一串钥匙跑来了，把厨房的门锁上了。

　　于是斯里温科问道：“俄国人在哪儿？”

　　老头子听不懂这句话，他木然站着，侧着白发苍苍的象鸟儿般的脑袋。当他明白了的时候，他挥起手来。

　　“走了，走了，走了。”他的声音象青蛙叫。

　　他们都走了，他们被更向西带走了。

　　“你的主人在哪儿？主人？哦，男爵在哪儿？伯爵？”

　　老头儿终于明白了，又挥起手来。

　　“走了，也走了！……”老头儿滑稽地跺着小脚，仿佛是说：逃跑了。他的主人也溜了。

　　“那么你在替他看管财产吗？”斯里温科问。“看管吧，看管吧……你的老婆在哪儿？孩子在哪儿？孩子。”

　　老头儿向前走，斯里温科跟在他后面。他们从主人的屋子里走出来。在院子尽头，紧贴墙有一所小屋，好象一个燕子窝。

　　他们走了进去。斯里温科看见了几张被惊吓扭歪了的女人的脸。一个老婆子和三个女孩。

　　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涌上了斯里温科的心头。他细细地瞧着这三个德国姑娘，有好一会工夫。

　　“那么俄国姑娘都走了。俄国姑娘都到西方去了……”斯里温科嘟哝说，“唔，德国姑娘都送到东方去，走……走……”

　　这时候他惊愕了。这几个德国女人显然都懂得这个比喻，但是她们是作为命令来理解的。她们跟母亲交谈了几句后，就开始准备。她们甚至不大着慌。她们被衣服放进包裹里。母亲一声也不哭。仿佛她们都觉得这是公平合理的。俄国妇女被带走了，现在该轮到德国妇女了。只有那最小的一个打着哆嗦，虽然她使出全部力量克制着，生怕自己的举动会触怒俄国人。后来她们站住了，开始等待。

　　这是一幕悲惨的情景。斯里温科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突然笑了起来。他那洁白的牙齿闪了闪，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会有这么和善的笑，那几个德国女人也明白这一点。她们诧异地和满怀希望地望着这个哈哈大笑的俄国兵，他把手一挥，说：“不到西伯利亚去了……滚开……”

　　他因为自己不记仇恨而觉得愤恨了，于是对那几个欢乐地喋喋不休的德国女人威吓地吆喝了一声，因此她们立即静下来了。他自言自语：“他们带走了你的女儿，毁了你的家，而你却怜悯她们？”

　　可是他瞥见了她们那粗大而发红的手——习惯于信心劳动的农民的手，说句老实话，他心里确实怜悯她们：“难道是这些人带走的吗？难道是这些人破坏的吗？”

　　斯里温科带着这样的想法，跟在他所俘虏的德国兵后面走着，回到自己的连队去。

　　他在原来的地方已经找不到连队。

　　师部设在一个村子里。通讯兵们架设着电话线，他们一边不时打呵欠，一边温和地谩骂着。

　　“他们在这儿还是逃跑，”有一个通讯兵说。“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究竟打算在什么地方停下来？根本不让人休息，混蛋！”

　　斯里温科把德国人交给了侦察兵，他们驻扎在两小时前第二连所驻扎的那所房子里，他不慌不忙地——带着自知不会误时的那种老兵所特有的从容不迫的神情——向西走着，追赶自己的团部去了。

　　路上师政治部的一辆汽车追上了他。坐在车中的是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和加林少校。上校认出了在路上行走的那个士兵就是他的一个连队的党组长，就把汽车停了下来。

　　“上车吧，我送你去。”

　　斯里温科坐在少校旁边。

　　“关于进入德国的事情，你召开过群众大会吗？”普洛特尼科夫问。

　　“召开过了，上校同志。”斯里温科回答道，并部上了一句：“我准备让三位战士入党，可是党委会现在还没有叫他们去。”

　　“总是抽不出时间，”普洛特尼科夫负疚地说。“我们老是前进、前进。这也是一种苦恼！”他露出了亲切的笑容。

　　“上校同志，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德国人呢？”

　　普洛特尼科夫惊奇地跟加林互相使了个眼色，他反问斯里温科：“你认为怎么样？”

　　“我想，”斯里温科抚摸着自己的唇髭，慢慢地回答道，“现在对他们必须更冷静些，那是说对老百姓。仿佛他们不只是德国人……他们也是……人。”

　　普落特尼科夫放声笑了起来。

　　“正确的感情！你看：这才是真正的感情！”他把声音稍微放低些，转脸对加林说，仿佛不让斯里温科听见赞美他的话。接着他又转脸对党组长说：“你说得很对。坚持这个见解。”

　　于是普洛特尼科夫跟加林谈起维谢尔恰科夫和格拉莎的事情来。军部要求这一事件的最后结论。加林非常生气地说，把这两个彼此相爱的人拆开是不公正的。

　　“当然，”普洛特尼科夫说。“不过你还是要把结论详细地想一想。你在师部里做什么呢？”他转脸问斯里温科。

　　“我带来了两个俘虏，”斯里温科回答，接着为了说明事情经过，又补了一句，“我在找寻我的女儿……”

　　看到上校疑惑的目光，斯里温科用请求谅解的口吻解释说：

　　“我的女儿。她就在这儿，在德国。他们是从顿巴斯把她带走的。不过在那个小庄园里已经没有人了。她们被更向西带走了……”

　　上校的目光变得恍惚而阴郁。他没有再说话，开始望着道路。

　　马匹、汽车和疲倦的人们，在拂晓潮湿的雾气里，沿着道路向西移动。迎面驶来一辆给士兵们运送信件的战地邮车，驶过了许多卸去弹药的空卡车。雪花纷飞。光秃秃的树枝颤栗着。士兵们的防雨披肩飒飒地作响。

　　人们都默默地走着。机关枪的射击声听起来很近。斯里稳科在十字路口上请求停车——汽车在这儿向右转弯要驶往团部去。他跳下汽车，向上校和少校告别，就朝机关枪狂吼得特别厉害的那个方向走去。

第八章

　　当丘霍夫的轿式马车已经远远地落在后面的时候，鲁缅采夫又回过头来看了将军一眼。西斯克雷洛夫仍然一动不动地坐着，闭着眼睛。“累极了吧。”鲁缅采夫想。正在这个时候，西斯克雷洛夫带着一种或许是憎恶、或许是执拗、差不多令人不可捉摸的感情，把头一抬，睁开了眼睛，并且转过脸来向坐在身边的坦克将军问：“你从乌拉尔那边来，要很久吗？”

　　少将冷不防这个问题，楞了一下，回答：“四天。我们领到武器后，马上就坐上了军用列车。”

　　“你们用四天工夫就走完了全部路程吗？”

　　“是的。”

　　坦克将军畅快地笑了，补充说：“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命令，给我们布置了一条‘绿街’。”

　　西斯克雷洛夫振奋起来了，他转脸对鲁缅采夫说：“少校，你知道‘绿街’是什么意思？”

　　鲁缅采夫困惑地把两手一摊，于是西斯克雷洛夫开始解释说：

　　“这是一条全是绿灯的道路。在每个换车站上都停着升火待发的马力强大的火车头，火车头调换后，军用列车就飞也似的穿过绿灯的行列。奔向下一个换车站。在全部路程中没有一只红眼睛，没有一次障碍——道路是畅通的。这就是组织。

　　“检查员们。”少将骄傲地补充说，“沿车厢飞奔。这不是坐火车，而是飞行！最高统帅的命令就是如此！我直到现在还有点儿迷迷糊糊……”

　　一片沉默。荒漠无人的村子在汽车的窗前掠过，这些村子里的狗在吠叫，无人照管的母牛在溜达。朔风怒号，雪花飞舞。

　　他们驶入了一座小城，这里有铺着石子的小街和有着高高的瓦屋顶的两层楼房。

　　西斯克雷洛夫问道：“我们的卫队在那里怎么了？落后得不太远吧？”

　　副官向后面的玻璃窗望了望，半履带式装甲汽车还看不见。

　　“等一会吧，”西斯克雷洛夫说。

　　司机把汽车停在小广场上。西斯克雷洛夫打开车门，从汽车里跳了出来。其他的人也跟着他下了车。他环视四周，高声地自言自语说：

　　“这好象是伏罗别耶夫的阵地。”

　　鲁缅采夫兴致勃勃地望着黑黝黝的广场和朦胧的房屋的轮廓：塔尼亚就在伏罗别耶夫上校的师里服役。因此鲁缅采夫觉得这座沉没在黑暗里的偏僻小城是值得专心注意的。

　　其实这是一座平凡而索然的小城，充满夜间的沙沙响和各种声音。脚步声、士兵们轻轻地说话声、哨兵们遥远的吆喝声，每个院子里都有马儿在嘶叫。

　　西斯克雷洛夫将军聚精会神地沿着人行道徘徊。他那坚实的脚步在广场狭小方地中发出回响。末了他在耸立于广场中央的一座纪念碑的黑硬旁边停住了。将军开亮了手电筒，大家都看见在石座上有一只振翅欲飞的铁鹰，下面是刻在石头上的和环绕着桂叶圈的数字“一八七Ｏ－一八七一”。

　　将军熄灭了手电筒，四周显得很暗。

　　将军说：“这是感恩的同胞们为色当的胜利者所建立的，城市虽小，却爱夸耀……”

　　汽车的前灯的光扫过了拐弯处。半履带式装甲车一驶进广场，马上把整个广场——连同市政厅的尖形屋顶、盖着雪的喷水池和纪念碑上的铁鹰——都照亮了。车头灯马上熄灭了。从黑暗里跑出来一个中尉，他是自动枪手的指挥员，鲁缅采夫从他的肩头看见了齐比列夫的脸闪了闪。

　　将军问：“我们行驶得不太快吧？”

　　“稍微慢些就好了。”中尉直率地说。

　　“就这样吧，”将军说。

　　除了中尉以外，大家都微微一笑。中尉很年轻，他认为在执行重要任务的时候笑是不适当的。而且他不满意“就这样吧”这种模糊的话语，所以他仍旧站着，等待着明确的回答。

　　“我们就开得慢些吧，”西斯克雷洛夫说。

　　大家都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汽车开动了。

　　“会抽烟的人，可以抽烟了。”西斯克雷洛夫突然说。

　　坦克将军和上校都高兴地抽起烟卷儿了，鲁缅采夫掉过头来，借着这些微小的火光又看见了军事委员半合着眼睛，不知道是在思考还是在打盹儿。可是，不，他并不是在打盹儿。过了一会儿，他振作起了精神，好象继续已经开始的谈话似的说道：

　　“但是德国人还相信希特勒的宣传。看看那些村庄：差不多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德国无线电广播叫嚣着俄国人侵略的恐怖，号召老百姓都逃到西方去。他们都逃了。我们的情报机关传来关于这种逃跑的可怕的详细情形。人们冻死、饿死。希特勒显然决心要把至少半个德国跟自己一块儿拖入坟墓。就象野人国王一样，把活的人都拖进自己的棺材里，使那个世界也有他的臣民……”停了一会儿后，西斯克雷洛夫又说道：“可是现在我们重临波兰的领土啦……”

　　汽车在潮湿的道路上奔驰，在它后面留下了车轮的痕迹。雪花在车头灯的亮光里旋转，仿佛它们遭到了以外的袭击而向四面八方狼狈逃窜似的，由一批又一批新的雪花代替了它们。鲁缅采夫紧张地朝黑暗里张望着，生怕错过必要的转弯。虽然他认识路，可是上次他到坦克部队那儿去是在白天；夜间一切东西似都变了样，都变得不可认识了

　　拐弯处没有了。可是按照他的计算，这时候应该转弯：在一所小礼拜堂后面穿过一座小林，在那儿立刻向右转。可是现在既没有小礼拜堂，又没有小林。他悄悄地瞥了一下里程表——他们已经行驶了六十八公里：鲁缅采夫在动身的时候，已经查过里数，他向来是这样做的。

　　“难道错过了转弯吗？”鲁缅采夫心神不安地想。

　　夜间在不大熟识的道路上行驶时，一切东西都好象失去了它们的特征。道路似乎比白天更阔，而两旁的树木也似乎比白天更高。

　　“其实，”鲁缅采夫安慰着自己，“还没有到那个转弯的地方，因为汽车行驶很慢，司机惟恐载着自动枪手的半履带式汽车跟不上。”

　　可是，里程表上已经表示出七十七公里。鲁缅采夫可真的急坏了。

　　“里程表怎么啦？在走吗？”他装出冷静的样子问司机。

　　“走得不大准，”司机低声答道，“应该修理一下，可是现在怎么也抽不出时间，老是东奔西跑……”

　　鲁缅采夫轻松地吁了口气，斜眼看了一下将军。将军直视着前面。他的鼻梁上现出一条深刻的皱纹。盼望已久的小礼拜堂，随后是小林，都从旁边掠过去了。鲁缅采夫说：“向右转弯。”

　　小城出现了。在这儿，鲁缅采夫庆幸自己有计算街区的习惯：在城市里最难摸清道路，常常不得不在巷子里乱兜圈子。的确，鲁缅采夫的经验和本能救了他，他差不多总是感觉到必要的转弯。可是，除此以外，在这种场合，少校有自己的“办法”：他有一种无意识地算出转弯的习惯。

　　“第五街区在右边，”他想起来了，“然后第三街区在左边，之后，第一街区在左边，在那儿出城驶向公路。是第五街区还是第六街区呢？对啦，第五街区——在转弯上有一支托架和一盏被打坏的街灯。”

　　“向右，”他对司机说。

　　汽车转俩弯，驶到了第三街区，鲁缅采夫说：“向左，”之后又说：“向左。”他得意洋洋地指挥着，以补偿他刚才所受到的惊惶。房子越来越少，后来它们完全看不见了。他们驶过一座森林。

　　“您在这条路上走过几次？”将军突然问。

　　“一次。”

　　“出色的记忆力，”军事委员称赞了他一句，并问：“您在塔拉斯·彼得罗维奇那儿很久了吧？”

　　“一年半。”

　　“那么，布格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的白天搜索是您组织的吗？”

　　“是我。”

　　“我记得这件事。智慧的行动。您是党员吗？”

　　“是。”

　　“战前您做什么？”

　　“中尉。”

　　“啊，您是一个军事干部。”

　　“既然您是一个军事干部，或许您应该而到高级司令部去工作……这对您的军事眼界的扩大并不妨碍……”他停住不说了，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好奇心等待着鲁缅采夫的回答。

　　鲁缅采夫摇摇头说：“不，将军同志，请允许我留在我的师里到战争结束吧。”

　　将军的副官因军事委员的健谈和他对不相识的军官的关怀而惊讶不置。西斯克雷洛夫是一个很关切别人的人，这一点副官是知道的。西斯克雷洛夫是热爱人们的。但这是一种不流露的、深切的、没有丝毫感伤性的爱。有些人甚至认为他是冷酷无情的。

　　西斯克雷洛夫知道大家都怕他，有时侯这一点使他很不高兴。他所以喜欢鲁缅采夫，正因为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种叫人不快的对高级长官的畏惧。“这就是说，他工作忠诚，”西斯克雷洛夫作了决定，“熟悉本行……”

　　“考虑一下吧，”他说，“我可以对马雷舍夫说。”

　　“不，将军同志，别跟他说。他会把您的话当作命令，立刻把我调走……”

　　“随您的便吧，”将军冷淡地同意了，他又闭上了眼睛。

　　“我们好象到啦，”司机说。

　　汽车驶入一个大村庄，虽然天色已经墨黑，可是在黑暗里猜得出，村子里到处都是人。当汽车还在行驶的时候，有一张脸向汽车张望，一根栅木在汽车散热器的前面举了起来。穿着白羊皮短外套的士兵们都“立正”站着。有几个影子挥起手来，手电筒一忽儿在这儿，一忽儿在那儿闪烁起来，传来了轻轻的说话声。汽车停住了。

第九章

　　人们等候着军事委员。汽车旁笔直地站着十个人。一个戴哥萨克皮帽的矮小而结实的人，高声而清楚地喊道：“立正！中将同志……”

　　西斯克雷洛夫打断了他的话：“我来介绍，这位是坦克旅旅长。他直接从乌拉尔来给您补充的。接受这个新的旅吧。”

　　将军们快步朝屋子走去。门砰地一声关上了，接着就寂然无声。

　　鲁缅采夫踌躇不决。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老实说，现在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跟着军事委员去呢，还是跟司机一起留在汽车里？他选择了一个折衷办法：下了汽车，沿着院墙徘徊起来。

　　自动枪手们都纷纷从半履带式装甲汽车里跳出来。他们象马车夫一样，用戴着大而不灵巧的无指手套的手拍腰取暖。一个年轻的中尉站在汽车旁边等待着以后的命令，他的神色专注而严厉。齐比列夫悄悄地走到鲁缅采夫身边，默默地抽着烟，烟卷儿微小的黄光照亮了他的自动枪的弹盘。过了一会儿，司机从汽车里出来了，他点着了烟卷儿，走到鲁缅采夫跟前，说：“哎，少校同志，您在夜间象猫儿一般看得见……真是罕有的本领。我已经给军事委员开了一年半车……他老是坐车。我要是有您那样的本领多好啊……您是凭地图呢？还是单靠记忆？”

　　鲁缅采夫来不及回答。一个军官快步跑到他们跟前，问道：

　　“请您带领弟兄们到这间农舍里去。烤火、吃晚饭。那儿一切都预备好了。侦察兵少校在哪儿？”

　　“我是，”鲁缅采夫答道。

　　“请跟我来。”

　　鲁缅采夫跟着这个军官走进了一所大房子，几分钟前，西斯克雷洛夫曾经上这儿来过。他们穿过一条阴暗的过道，走进了一间灯光辉煌的大房间，那儿有十个无线电女方报务员坐在无线电报几旁边。姑娘们正在收电报，把长长的一行一行的数字写在纸上。她们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一个军官站着、坐着，或在不安地踱步。

　　炉火熊熊地燃烧着，房间里很热。命令简短地发出来：

　　“跟彼德罗夫联络！”

　　“问一下，为什么不报告邻近部队的情况？”

　　“他们到达兰芝堡没有？”

　　“再问一下，德国人在哪儿反攻？”

　　“跟冲击机队联络！”

　　有时候听到这样的呼叫：

　　“啊……糟糕……叫他完成任务！”

　　“请转告，汽油立刻就到！”

　　陪鲁缅采夫来的那个军官不见了。为了不妨碍任何人，他站到墙边。姑娘们尽管工作很紧张，还是不时向这个客人投过来好奇的一瞥，并整了整头发。

　　一个中校一边细看着一张纸上的电码，一边兴高采烈地嚷道：“纱莫依洛夫出发到兰芝堡去啦！我去报告！”

　　他迅速地扣上单襟短衫的纽扣，跑到隔壁房间去了。

　　所有的军官都不时拿着一张一张的电码走到隔壁房间里去，他们马上就回来了。

　　陪鲁缅采夫来的那个军官很快回来了。

　　“军事委员请您去吃晚饭。”

　　鲁缅采夫跟着军官去了。在隔壁房间里，几个参谋人员坐在几张摊着地图的大桌子旁边，标出坦克部情况的变化，这么多的变化步兵们连做梦也想不到。

　　“但是没有步兵，坦克是不敢走远的！”他立刻安慰着自己的步兵的自尊心。

　　在一个房间里放着和挂着将军们的大衣。

　　“请把大衣脱了吧，”那个军官对鲁缅采夫说。

　　鲁缅采夫脱去了大衣，把隔壁房间的门推开了一半。这儿在摆开的餐桌旁边坐着几个坦克司令员和一个空军将军。总共有十个人。

　　军事委员照常从这个角落踱到那个降落，默默地思考着既成的局势。攻势正在顺利地展开。可是从参谋长谢尔吉耶夫斯基将军的报告中——虽然他的报告应当说是慎重的，可是没有做出结论——以及从跟那些随作战部队前进的坦克司令员们的无线电话里，西斯克雷洛夫清楚地了解到，局势每小时都在复杂话。首先是坦克与步兵之间拉开了五十到一百公里的距离。几个切断了东德的坦克团丧失了一部分技术装被和人员。一部分交通线被几个具有战斗力的德军师团破坏了。弹药和燃料的运输因此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德国空军击毁了一个汽车队。最困难的是很多旅团的汽油都用完了，而去运汽油的汽车营还没有从后方基地回来。

　　“为什么还没回来？”西斯克雷洛夫问，突然在谢尔吉耶夫斯基面前站住了。

　　参谋长站了起来，但是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您不知道吗？”西斯克雷洛夫问。“那我来给您解释吧。您把最重要的事情－汽油的供应——委派给了次等人员，有时候只委派司机去办理。汽车派出去了，您就认为万事大吉。司令部里的负责军官应该跟他们一起去。”

　　他又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接着问：“卡特林来了没有？”

　　“来了，将军同志。”谢尔吉耶夫斯基回答。

　　卡特林将军指挥着一个炮兵师，他的师带着重炮在行军中。他在邻近的一个村子里过夜。他被人叫醒接到这里来了。他个子高大，脸颊红润，红头发，精神焕发。他通报自己的姓名后，就等待着军事委员询问。

　　“事情怎么样？卡特林。”西斯克雷洛夫轻声问道。

　　卡特林微笑着回答，“一切都准备妥了。攻击柏林的武器已经准备好了，我严格地遵守着行军进程表，炮兵们热切地希望和步兵一起推进。天一亮我就继续前进。”

　　“了不起的人们，”西斯克雷洛夫说，他重复了一遍，“了不起的人们！”

　　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后来又站住问：“汽油足够吗？”

　　“足够啦！”卡特林愉快地说道。“足够用到柏林！所有牵引车都加足了！”

　　“坐下来吃晚饭吧，”西斯科雷洛夫邀请他。

　　卡特林脱下短皮大衣，在桌子旁边坐下来，用两只粗大的、发红的快乐的手握住了刀和叉。

　　“可是汽油，”西斯克雷洛夫继续说，“你把全部，全部汽油，一滴不剩地交给坦克部队。”

　　卡特了放下叉，惊愕地望着军事委员。他的脸立刻沉下来了。

　　“那么……我怎么办？……”他的声音在发抖。在座的人都对这个身材魁梧的人产生了怜悯之心，军事委员的话把他一下子从欢乐的顶点推入了绝望的深渊。

　　“准备油槽车，”西斯克雷洛夫对谢尔吉耶夫斯基说。“让他们带着卡特林的命令到他的师里去取汽油。您写命令吧，”他对卡特林说，“您写：凭此令即将现存汽油全部交给坦克部队油吵车。理由是：军事委员的命令。签字吧。同我一起吃了晚饭后回去，把您的命令的执行情况亲自检查以下。”

　　谢尔吉耶夫斯基喜气洋洋，拿着卡特林的手令，差不多象小孩子一样蹦跳着去发命令了。

　　卡特林依然坐在桌子旁，脸色阴沉。他已经吃不下东西了，知识用无神的眼睛盯着台布。大家都默不作声。

　　军事委员也默然不语。不过他也几乎没有吃什么。一会儿后，他从座位上站起来，问道：“新的旅团还没到吗？从乌拉尔来的。谁去接它。”

　　“别列索夫上校。”

　　“离下车的车站有几公里？”

　　“六十公里。”

　　他看了卡特林一眼，转脸对坦克将军们说：“打坏的坦克都必须在战场上修好。你们在这方面有不少经验。修理员——现在是你们兵团里的主要人物。把那些特别优秀的人提出来，申请授予他们苏联英雄称号。”末了，他转脸对卡特林说：“我知道，我败了您的胃口。好吧，您回去吧，把命令的执行情况检查一下。我知道您的炮兵们的本位爱国主义。大概，他们都不愿意把汽油交出去。所以您得亲自去监督这件事情。”

　　卡特林喃喃地说了一声：“是。”穿上大衣就出去了。每个人都侧耳倾听着。窗下响起了卡特林愤怒的声音：“开车！走！你睡着了吗？”

　　军事委员笑了笑，但是他也没有说话。

　　谢尔吉耶夫斯基进来报告，油槽车已经出发去收取汽油了。

　　“关于您的供应人员，”西斯科雷洛夫严厉地说，“我们下次还要谈谈。”

　　他倾听着——远处有隆隆的马达声。

　　“旅团就要到了，”谢尔吉耶夫斯基说。

　　真的，不到一会工夫，那个跟西斯克雷洛夫同车来的将军走进房里来了。他报告说，旅团已经到达，正在森林里集中。

　　“咱们到电报室去吧，”西斯克雷洛夫说。

　　所有的人都好象听到口令一样，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跟随着西斯克雷洛夫和谢尔吉耶夫斯基走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又剩下鲁缅采夫一个人，他觉得他是一个谁也不需要的人，他来这儿是意外的，所有他又局促不安起来。门又半开了，坦克部队上校喊了他一声，并且开玩笑地说：

　　“您干吗老是掉队？军事委员每次都问起您呢……”

　　因将军的关注而感动的鲁缅采夫跟在众人后面出去了，将军尽管事情很多，却牢记着这个相识不久的少校。将军们聚集在一间小屋子里。西斯克雷洛夫不在里面。一片紧张的情形。

　　“他在跟斯大林同志谈话，”站在门旁的人们中间有人低声说。

　　有人看了一下表，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学啊的样。时间已经晚了——更正确地说，太早了——早晨四点钟。大家都互相望了望——再每个人的目光里都表现出一种叫人高兴的意思：斯大林没有睡觉。

　　西斯克雷洛夫终于出来了。他把在场的人扫视了一烟，说：“我们收到了下面的指令：不计任何代价向奥德河推进，并在奥德河畔取得据点。不攻打工事强固的城市，绕过他们并向前推进。绕过施奈德穆尔，德属喀琅、兰芝堡、库斯特林。我们将用步兵夺取这些据点。你们的任务是消灭正在向设堡地区增援的德国预备队，切断德国人的防线，而主要的是向奥德河推进。据情报，说希特勒及其参谋部都非常慌乱。”

　　他停了一会儿，接着又说了许多提醒大家警惕的话。

　　“必须注意，不单是希特勒是如此。从前，当我们浴血奋战的时候，那些千方百计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的人门，现在却在用全力向前推进……不难明白，今天你们任何一个坦克兵、修理员和供应人员在政治上都起着重大作用。”

　　“现在我们去看看乌拉尔部队，然后从那儿回家。”西斯克雷洛夫立刻转换了话题，用眼睛找到了鲁缅采夫后，向他点了点头。

　　“您不留在我们这儿到明天早晨吗？”谢尔吉耶夫斯基问，“休息一会吧……”

　　“不，该走了，向军事委员会去做报告。我想您现在也该调换指挥所，更向西移动。”

　　“是。”

　　西斯克雷洛夫转脸对其余的人说：“没有你们的事了，同志们。”

　　将军们告别了，除了谢尔吉耶夫斯基以外，他们都走了。西斯克雷洛夫慢慢地走进了他们先前吃晚饭的那个房间。谢尔吉耶夫斯基沉默了片刻，不安地搓弄着他手中的一张卷曲的小地图，一边用异样的声调说：“将军同志，近卫军中尉西斯克雷洛夫英勇地牺牲了。他的坦克向渡口直冲，所以……”

　　“他们在电话里详细地告诉我了。”西斯克雷洛夫疲乏地说。

　　“事情发生在前天十六点三十分。我立刻命令报告您。”

　　“报告过我了。”西斯克雷洛夫沉默了一会，又说：“我要求团部暂时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在莫斯科的我的妻子。我这个要求转告过您了吗？”

　　“是，将军同志，”谢尔吉耶夫斯基那大而带点麻子的脸立刻抖动了一下，“这个命令传达到了。”

　　他们默默地穿上衣服，走到街上去了。外面又刮风有潮湿。汽车马达在拂晓的浓雾里不时发出噼啪噼啪声。自动枪手们已经坐在半履带式装甲汽车里自己的座位上。

　　那个年轻的中尉笔直地站在将军的汽车旁。一看见将军，他就举手敬礼，报告说：“半履带式装甲汽车准备继续前进。”

　　西斯克雷洛夫问：“坦克兵们招待周到吗？请您吃过饭吗？”

　　“是，吃过了，”中尉十分严肃地回答。

　　“那么走吧。”

第十章

　　在前面行驶的是谢尔吉耶夫斯基的“霍尔赫”，跟在它后面的是乌拉尔旅长的“爱姆卡”，再后面是军事委员的汽车和半履式装甲汽车。鲁缅采夫仍然跟司机并排坐着，虽然他现在用不着注意道路了。

　　他在坦克部队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从乌拉尔到德国的“绿街”、对于坦克攻击的惊人力量和速度的体会、从这儿遥远的波兰村庄跟斯大林的通话。最后，突然向鲁缅采夫表露出来的西斯克雷洛夫将军的悲伤——这一切使鲁缅采夫深为惊异，他觉得它们是互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将军关怀他的自动枪手们和对他鲁缅采夫的注意，也具有某种重大的意义，而且鲁缅采夫觉得这一切跟斯大林和我们无敌的进攻力量都有直接的关系。

　　他的思想给强有力的“乌拉”的呐喊声打断了。汽车停了下来。在它们驶进去的那片林中旷地上，停着大批坦克。炮塔上都飘扬着小红旗。坦克兵们戴着簇新的羊皮兜形帽，以整齐的队形一动不动地站在坦克旁边。前面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坦克兵，他持着一面展开的红旗。给呐喊声所震动的雪从针叶树上撒落了下来。

　　西斯克雷洛夫慢慢地走下汽车，用响亮得出乎意料的、清晰而镇静的声音，仿佛亲切地谈话似的，开始讲话了：“坦克兵同志们！我简短地讲几句话，因为时间很紧，你们马上又要出发。我刚才同斯大林同志通过电话。向你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任务：在最近几天内到达柏林的城下。”

　　森林里充满了强烈的鼓掌声和“乌拉”的呐喊声。停了一会儿后，西斯克雷洛夫继续说：“你们的同志们从维斯杜拉河方向完成了巨大的跃进。你们顺着‘绿街’从乌拉尔来到了这儿，必须跟他们一起完成这个事业。军事委员会确信，你们担负得起自己的任务，因为你们是一支共产主义者、不知困难的人们的队伍。你们，坦克兵们，是历史上最先掌握政权并能够创造一股这么可畏的力量的劳动人民军队的攻城槌，这股力量是不怕任何敌人的任何军事政治联盟的。你们现在就要开始光荣而艰苦的进军，军事委员会预祝你们成功。”

　　“准许执行吗？”谢尔吉耶夫斯基问。

　　“执行吧。”

　　军事委员坐进了汽车，他们走了。从他们后面传来了马达的轧轧声和隆隆声，森林因此又震动起来。坦克、半履带式装甲车、“卡秋莎”和自动推进炮都给撒上了雪。

　　在他们动身之前，谢尔吉耶夫斯基把一张卷拢的地图塞在鲁缅采夫手里。

　　“这是给军事委员的，”他低声对鲁缅采夫耳语。

　　文字　当西四克雷洛夫同坦克兵们告别的时候，鲁缅采夫趁机把这张地图看了一下。这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复制了一个有几座风磨和小林的小地区。图中正中用红铅笔绘了一个十字架，上面用地形测量员的字体写着：“近卫军中尉安德列·盖奥尔吉耶维奇·西斯克雷洛夫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二日安葬于此。”

　　车轮在雪地上轻轻地沙沙作响。天色越来越明亮。鲁缅采夫瞟了军事委员一眼，看他又闭起眼睛坐着。

　　西斯克雷洛夫竭力不去想他的儿子。但这就是说，他老想着他。他立刻明白了这一点，可是他仍然思考着别的很重要的公务——关于汽油、坦克和空军的协同合作，以及关于必须使步兵推进，不让他们落在坦克部队的后面——来转移他的思想。

　　可是他的独子阵亡的消息不可避免地又从许多别的想法中冒出来。有时候这个念头刹那间驱走了其他的一切念头，他独个儿可怕的留下来。

　　在一个这样的时刻，将军忍不住呻吟了一声，可是他立刻睁开眼睛，对他的副官急急地说：“别忘记，我们一到，就用我的名义下一道命令，立刻供给卡特林汽油。”

　　“是，”上校回答。

　　“现在我们在德国领土上行驶。”西斯克雷洛夫继续说，“甚至我们自己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的意义……现在问题不仅在于我们武器的胜利，而且更在于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想方法、我们的教育人民的制度和我们历史道路的胜利。这使人想起一九一八年，那时候强大的德意志帝国（顺便说一句，他比希特勒帝国要弱得多）。威胁着年轻的苏维埃。当时列宁和斯大林坚持要同德国缔结和约。正如弗拉基米尔·依里奇所称的，不幸的和平……我们的领袖所以赞成这个和平，是因为他们明白：首要的是保存和巩固我们的祖国，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这一种能够保证战胜任何人的制度……现在我们到了德国。”

　　为了克制自己，将军在这些回忆中和历史性的对比中找出了一种力量。它们——这些回忆，使他想起了他是伟大的党的工作者，而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将军痛苦地皱着眉头，“处在我的这种情况，很不容易继续做一个对世上任何不幸都无动于衷的、镇定的、头脑冷静的领导者。将军尚且觉得困难……那么将军的妻子呢？”他想起了妻子。

　　当安德列在坦克学校毕业的时候，安娜·康斯坦丁诺夫娜怯生生地请求丈夫把儿子带在他的身边。

　　“让他跟着你吧！”她红着脸说。“你总应该有几个副官。”

　　她是深知丈夫的性格的，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她这么跟他将到他们的儿子的时候，果然不出她所料，他生气了，并且责备地说：“你要知道，纽拉，这件事我绝不答应。而且安德列——这一点你也很明白——决不愿意躲在一个将军背后逃避战争，特别是躲在父亲的背后……”

　　现在他懊悔这样回答了自己的妻子吗？不！

　　现在他想到妻子还是觉得可怕，而且对她做母亲的悲伤是难以比解的。

　　西斯克雷洛夫咬紧了牙关，吃力地睁开了眼睛。天色大亮了。他们经过了那座有着“色当胜利者”纪念碑的偏僻小城，锱重队在道路上伸展着，车辆轻轻地轧轧作响，侦察兵少校的淡黄色头发又使将军想起了儿子。

　　将军说：“少校，您的师大概将要围攻施奈德穆尔要塞。这是所谓‘东方壁垒’的最巩固的要塞之一，在制订侦察计划的时候，得记住这一点。”他停了一会，又补上一句：“您能够在夜间很好地辨识方向，这使您不愧为一个侦察兵。”

　　汽车驶近了师部昨天晚上驻扎过的那个村子。司机减低了行军速度。鲁缅采夫把那张卷着的地图放在他身边，向将军点了点头。司机会意地俯下了头。

　　“请向谢列达和普洛特尼科夫问好，”西斯克雷落夫说，一边握着少校的手。

　　鲁缅采夫下了汽车，瞥见齐比列夫也同时从半履带式装甲汽车上跳下来。鲁缅采夫举手敬礼，等待着汽车驶过去。汽车终于消失不见了。

　　齐比列夫说：“自动枪手们对我讲起过他，也讲起过他的儿子……哦，对啦……”他以外地简短而轻轻地结束说：“那才是人。”

　　他们走进了村子，可是师部已经不在这儿了。军部通讯兵们带着电线框，在盖满雪的田野上慢慢地走动着。他们说，师部已经在拂晓前开走了，司令部迁到更靠西的一个村子里去了。

　　鲁缅采夫决定到侦察兵们昨天驻扎过的那所房子里去看看，说不定有什么人留在那儿。他们走了进去。屋子里是空荡荡、冷清清的。绒毛褥子依然零乱地堆着，壁钟嘎哑地敲着。

　　这时候，他发现房间的一个远远的角落里有个人睡在一条绒毛褥子上。

　　“这儿有个人给遗忘了，”齐比列夫说，一边朝着那个睡在被窝里的人走去。

　　一张令人发笑的、惊骇的脸出现在给嚇了一跳的侦察兵的眼前。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戴着一副眼睛，没有刮脸，头上包着一块女人的头巾。头斤上戴着一顶揉皱的黑帽。他看见了侦察兵们，就跳了起来，摘下帽子，彬彬有礼地鞠躬。齐比列夫冷冷一笑。鲁缅采夫从这个德国人的嘟哝里，知道这个德国人就是这所房子的主人。他个发生的事情吓坏了，就逃到森林里去了。现在平静了，他就回家来了。

　　德国人说，用手指了指自己，有指了指挂钟。

　　“钟表匠，”鲁缅采夫给他的传令兵翻译。

　　“这么说来，他是个工人，”齐比列夫收敛了笑容，从衣袋里掏出了一片面包。

　　“多谢。”德国人感谢地说。

　　齐比列夫学着德国人嘟哝道，大概他对自己过分宽大的行为有些不满了。

　　侦察兵们走了。那个钟表匠却依然站立着，一边啃着面包，一边喃喃地说着难懂的话语。

第十一章

　　当俄国人走得看不见了的时候，这个德国人又站了一会儿，一边侧耳静听着，过后他坐回到绒毛褥子上，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

　　那种故意装出来的惊骇和愚蠢的表情现在从他脸上消失了。可是甚至他从前的同事们现在也未必能够认出这个服饰滑稽而肮脏的老头儿，就是军团司令部情报处Ｒ特务科派来的康拉德·温凯尔（第二一七号Ｆ）。

　　当温凯尔看见贰国人走进来的时候，他决定说出自己的身份并投降。后来因为他被将要发生的事情嚇坏了，他还是改变了主意，冒充了房东。一看见许多壁钟，他不禁起了冒充钟表匠的念头，因为他在三星期的流浪生活当中，不止一次地亲眼看到俄国人对待劳动人民是很友善的。

　　他惊慌失措，垂头丧气。他从前也能够猜想到的事情，现在已经变盯得千真万确：德国被打败了。可是这还不是使他这么绝望的主要原因。所发生的事情比军事挫败还要严重——这一代德国人的希望和期待都成了泡影，温凯尔公正地认为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康拉德·温凯尔一直居住在但泽。受到希特勒宣传的煽动，赫斯、罗森堡、和鲍莱手下的特务们不断地怂恿、并对竞争者——波兰人——充满着憎恨的这个“自由市”的德国人民，都是极端沙文主义者。不管他父亲——一个聪明的人和怀疑主义者——的耐心规劝，年轻的温凯尔们——康拉德、修果和本哈特——在“希特勒青年营”和冲锋队里狂热地操练步法，高呼“希特勒万岁！”，讨论德国在欧洲的伟大使命。他们从前都是文静而勤学的青年，渐渐地中了野蛮偏见的毒害而变成了希特勒式的狂妄之徒。

　　这些头发光亮的、贫血的、勤奋的、瘦长的、相当腐化的青年们，自以为是无敌的、可畏的、勇猛的“金发野兽”。对暴力的崇拜成为他们的人生哲学。作为国家主义的自大狂，魔法般地影响着从哥尼斯堡到蒂罗尔一带的一般年轻的傻瓜们。

　　说句老实话，在这种乌烟瘴气里，老大康拉德（一九三八年他已经二十五岁了），在心灵深处已经发生了一点儿怀疑。许多事情使他感到不满。他听到了党卫队的种种暴行，关于集中营、集体枪杀和驱逐的各种传闻。固然，他竭力不很密切地注意这些事实——这会引起危险。他所固有的对夸张的威望纯市民式的信任，不允许他过分大胆地怀疑。既然德国元首，他的威望甚至在外国也这般高（顺便说一句，用外国来作证，其中便含有对元首真正的威望表示有点儿不信任的意思），既然教授们、作家们、旧德国政府部长们——冯·勃罗姆堡和冯·纽拉特（人们对前辈的人比对新的人更为信任，因为他们的威望较高），既然德国国防军的将领们以及号召希特勒执政的兴登堡本人——既然他们都说“这是必要的”，那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为了德国的幸福必须消灭许多民族——怎么办呢？该屠杀吗？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必须欺骗吗？是呀，这些傻瓜天生是给人欺骗的。

　　就是由于这些和那些思想、诡辨和谬论，康拉德·温凯尔之流窒息了他们的良心的呼声，那种呼声有时侯会悄悄地说出不愉快的事实。

　　不消说，假如还可以假别人的手去作战，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可是，不，必须亲自作战。

　　修果、本哈特、和康拉德都相继参军去了。可是本哈特作战不久，就失掉了两条腿。他回到了家里，他对于用战争解决各种问题的合理性发生了根本的怀疑。康拉德起先是在克拉科夫前波兰总督弗兰克博士的总署里服务。他的波兰语言知识对他很有用处，对于这种语言他本来是很轻视的。一九四四年夏天最后一次总动员的时候，他给调到军团司令部里去做情报工作。他在那儿受了短期的间谍训练，过后就在德军战线后方从事反间谍工作。

　　德军撤退到维斯杜拉河防线，当然使温凯尔深为焦虑。作为一个情报员的他，当然知道报纸上所宣传的什么俄过人经过这样一来的突进后已经没有进攻力量的话，是与实际情形不符的。但是他相信维斯杜拉河上的防御是一股强大的不可克服的力量。三星期前，当德军还驻守在维斯杜拉河上的时候，康拉德·温凯尔想不到这样强固的防御一经俄国人的打击就会粉碎。固然打击是很猛烈的。当俄国人进攻的时候，在前沿或在前沿附近的参谋们已经传出可怕的消息。苏联炮队和空军准确地扫除了它们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一月十三日，温凯尔在军团司令部里遇见了他的弟弟修果，不久前，他的铁十字章上增添了一枚橡树叶。修果是为某项任务而来司令部的。

　　十四日早晨，他们听见了远远的猛烈炮声。

　　“开始啦，”康拉德脸色惨白地说。

　　修果细听了一会，摇摇头说：“即使俄国人在什么地方突破。我们还可以在布朗堡和波兹南的防线上以及在最适于防守的西里西亚挡住他们。”

　　真的，修果没有一句话提到元首：他的希望只寄托在军事指挥部身上。

　　“我们的将军们都是有经验的人，”他说，一边匆匆地扣好军服，“他们正在新的地界上建立新防线。再见，我走了。希望我们还能再见面。”

　　两小时后，大家都知道俄国人已经在广阔的战线上突破了。

　　但是，甚至到现在温凯尔还认为形势没有到完全无法挽救的地步。离德国还远，俄国人是会精疲力竭的。“东方壁垒”——在德国旧边境上建造了很多时候的那道巨墙——无论如何会阻断俄国人向帝国心脏推进的道路。

　　那时候司令部怀疑地不安起来了，到傍晚的时候慌张得象发了疯一样。任何东西都给装上了汽车。到处都是神经国民、急躁和莫名其妙的拥挤。

　　这当儿，别姆上校把康拉德叫了去。谈话是在地下室里进行的，因为俄国空军显然已经探知了司令部的位置。差不多不停地轰炸着村子。康拉德奉命改穿便服，并携带一架无线电发报机到霍恩扎尔查——波兰的一座城市去，这座城市从前叫做依诺夫罗茨拉夫。他的任务是用无线电报告俄国军队的推进和兵力。密码照旧。上校给了温凯尔几张用伏拉其斯拉夫·瓦列夫斯基——华沙房地产经纪——的名义的证件。他必须冒充华沙来的难民，居住在霍恩扎尔查一个波兰商人——德国特务的家里，他会让他居住的。同时上校说，里赫特·海涅少尉已经接受了同样的任务，被派到临近的阿尔特布尔公德城去了（及波兰舒宾城，也给改成德国式的名字）。他冒充波兰汽车司机居住在那里。上校又告诉了温凯尔三个在德国境内的秘密接头地点，以备他更向西走时利用，过后就打发他走了。温凯尔飞奔到他所指定的那所屋子里去。西别尔特少校已经爬进汽车，他不情愿地走了下来，喊到：“给他一架发报机！”然后马上就开车走了。一个脸色阴沉的下士向温凯尔指了指放在地板上的一打无线电发报机，并向他要收据。温凯尔坐下来写收据。周围一切东西因受俄国炸弹的震动而鸣响着。

　　这个下士沉吟了一会，说：“得拿，拿去吧，用不着收据了。”

　　温凯尔茫然地望着发报机。怎样把它带走呢？幸而他看见院子里有一部花园里用的旧手推独轮车。他把发报机和干电池都放在这部独轮车上，推着它到“１１－Ｂ”科去了。别姆已经走了，人们在汽车旁奔跑，不愿意答理他。最后霍斯中尉出现了，他是温凯尔的同事和朋友。

　　“你上哪儿去？”霍斯低声问。

　　“到霍恩扎尔查去。我随身带着一台发报机。”

　　“我到波兹南和格尼斯去。”霍斯把声音放得很低，“事情糟透啦。至少你精通波兰文，可是我的波兰话蹩脚透了，我马上就会给人家认出是萨克森人……我对他说，我会说捷克话……您派我到捷克去吧。可是他几乎吓傻了。他走了，恶魔。这儿没有人可谈的。我听说俄国人明天就要到这里。好，我们走吧。克拉夫特和汽车在邻近的村子里等我们。”

　　他们走进了屋子，从散乱在这儿的物品中间各挑了一套便服，换上了。温凯尔把自己的发报机用痰子裹起来。他们离开了村子。一路上被击溃的正规军的残余部队象滔滔不绝的洪流似的退却着。汽车狂怒地吼叫着，冲散了忧郁地行走着的步兵们。

　　士兵们把温凯尔的霍斯当作了波兰人。一个曹长甚至用开枪来威吓他们，命令他们离开道路。

　　“间谍，”曹长喃喃地说，“我要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温凯尔当真吓坏了。的确，他们一定会引起怀疑的。如果有个士兵把独轮车搜查一下而发现那架无线电发报机，那么他们会不听任何分辨，立刻开枪打死他们。

　　路上没有交通指挥，有时侯一个军官试图建立秩序，但是没有人理睬他。被遗弃的汽车和大炮露出在沟外面。更远些，在一个炸弹坑里散乱着许多书籍——这显然是某个逃跑的宣传中队的财物：福音书和天主教祷告书，还有士兵日历。有一本书打开着，给污泥弄脏了的元首的肖象用凶狠的目光望着锅炉的人。温凯尔转过脸去。

　　士兵们都皱着眉望着驶过去的满载着家具、地毯、和室内装饰植物的卡车——这是逃往西方的省长们、司令官们和特别队队长们的财物。十几辆卡车装载着某个省长的全套红木家具疾驶而国。据说，这是汉斯·弗兰克博士的。许多镂刻精美的橱、桌子和衣柜都给雪慢慢地覆盖了。肥大的白鹅鸣叫着，从桌子和安乐椅下面伸出脚来。

　　田庄里一个神圣的地方挤满了人——军需官们、士兵们和如痴如狂的喝醉了酒的女人们，这个地方旁人是不许进去的，否则就会遭到枪击。原来军队的妓院正在撤退。

　　“难得克拉夫特已经走了吗？”霍斯吓得脸色苍白，问道。

　　幸好克拉夫特还没有走。独有他在混乱和骚动中依然神情镇定。他站在自己房里的壁炉前面，焚烧着他周围堆积如山的文件。他向那两个改了装的军官点了点头，说：“我马上就送你们走。俄国人近啦。”

　　他用批判的目光向他们打量了一下，对他们的服装提出了一些意见，他教霍斯用不着挺胸。“记住，现在您是一个平民啦。”他挥了挥手，作为对霍斯抱怨他的波兰话说得不好的答复，并且忧郁地说：“有什么办法呢？送您到格尼诺士去，这是命令。我们不能把它撤消，而且长官们都已经走了。”他停了一会儿后，又重说了一遍。“俄国人近啦。”

　　“您怎么想，他们马上就会被挡住吗？”霍斯关切地问。

　　克拉夫特用泛白的、凝然不动的、阴郁的眼睛久久地望着他，说：“命令必须执行……我们的人正在西面亚尔德内斯一带打美国人，而这儿俄国人突然进攻了。就力量来说，是空前的……我个人还以为进攻将在两个星期后才开始。有过这样的情报。布尔什维克们急急前进：显然要拯救发慌的美军……”他把最后一堆文件扔进了壁炉，问：“你们的钱够用吗？拿去在必要的时候用吧。”

　　他分给了他们每人一叠纸币——马克和波兰兹罗蒂，然后他沉吟了一会，说：“或许这些纸币已经不通用了。这些俄国卢布都给你们吧。它们虽然是伪造的，但是造得很精巧，你简直辨别不出。”

　　那时候有一辆大型蓝色公共汽车驶到了屋子跟前。它不停地鸣喇叭，催克拉夫特出去。克拉夫特穿上衣服，他们都出去了。

　　汽车里坐着几个温凯尔不认识的人和两个穿军装带自动枪的军士。公共汽车里装着许多用火漆盖印密封着的箱子。独轮车和发报机好不容易放进了汽车，可是温凯尔舍不得离开它，他们推进了独轮车，就开走了。

　　天色黑下来了。从路上传来了喧哗声和什么人尖锐的喊叫声。

　　半夜里他们驶过了库特诺城，在那儿有一个便服的人跟克拉夫特轻轻地谈了几句后，就下了车。在科罗称又有一个人下了车。他们度过了瓦塔河。渡口塞满了人和行李。不得不停留了两小时。在科宁称又留下了一个特务，然后向北行驶。他们行驶了一天。道路被撤退的军队、难民和沿路边行走的一家家的德国人阻塞了。公共汽车在某段路上追上了那些满载着弗兰克博士的红木家具和白鹅的汽车。

　　晚上已经很迟的时候，他们离霍恩扎尔查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现在轮到温凯尔了。克拉夫特叫他把军事证件交出来，把所有德文信件和任何留着过去生活痕迹的一切东西统统毁掉。温凯尔迅速地把自己的衣袋检查了一遍，说一切都弄妥了。霍斯用灼热而发抖的手握了握他的手。

　　温凯尔下了车。人们跟着把他的独轮车放了下来。公共汽车立即开走了，一会儿后，它转弯不见了。温凯尔站了一会，然后慢吞吞地推着独轮车，朝霍恩扎尔查——或者更正确地说，朝依诺夫罗茨拉夫的方向走了。从此以后，温凯尔必须用波兰原名来称呼这座城市了。

　　他觉得害怕而又怀疑。他想：“在目前信赖波兰人是危险的事情。”可是又没有别的办法。使他稍微安心的是：路上有许多德国人和波兰人行走，其中有几个也推着差不多跟温凯尔所推的同样的独老婆车，所以他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德军部队也在行走，可是今后他已经不能请求他们保护了：他已经改名为伏拉其斯拉夫·瓦列夫斯基——华沙的一个经纪，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而且他已经不能到城市入口汽油站旁那家漂亮而舒适的饭店里去了；因为这家饭店的门上挂着一块牌子：“只招待德国人”）

　　“可是，”他苦笑着想，“俄国人不久就要来了，他们就会把‘我们’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街上空寂无人。温凯尔费了少许气力就找到了他要找的那所下面开设着一片食品杂货店的两层的石头楼房。他敲了一下紧闭着的百叶窗，开始等待。没有人出来。

　　温凯尔又把招牌看了一遍，不错，就是这所房子：“马谢夫斯基食品杂货店”。他更沉重和更坚决地在窗子上又敲了一下，终于从门里面远远有男人的声音用波兰语问：“先生，有什么贵干？”

　　温凯尔照着指示作了回答，说他有一封信，是华沙柴勃鲁托夫斯基先生给马谢夫斯基先生的。小门轻轻地开启了，温凯尔把自己的独轮车朝前面推过去。

　　马谢夫斯基是一个矮小、肥胖和爱说话的家伙。这件事儿使他大吃一惊，所以他并不因为伏拉其斯拉夫·瓦列夫斯基先生的到来而显得格外高兴。一听到街上有轻微的响声，他那粗硬的灰色小胡子就抖动起来，他的上唇翘了起来，露出了几颗小而锐利的牙齿，胖胖的右手警戒地悬在空中——在这样的时候，他使人想起麦田里有人出现而惊惶不安的小田鼠。

　　可是声响一停止，马谢夫斯基又开始急速地讲话了，他大谈其家庭和居住在伦敦的哥哥，抱怨德军的脆弱无能，述说其不可实现的希望和俄国人必然的到来。

　　“唉，唉，”他说，“事情变得多糟啊……这怎么结局呢？先生……”

　　可是他因温凯尔有苏联货币而异常高兴。（当然，温凯尔没有告诉他，这些货币都是伪造的。）他把这个德国人安顿在顶楼下面的一个小方案脉冲。他们把发报机放在顶楼上，跟零乱地堆置在这儿的一堆大麻、木桶和旧箱子放在一起。

　　温凯尔—瓦列夫斯基是被当作华沙难民介绍给那个瘦削的、妖艳的老婆子——马谢夫斯基太太的。他把所知道的一切和他一无所知的关于华沙的情形和俄国人的进展都讲给了她听。主人竭力要使他的妻子快回到卧室里去，当他又和温凯尔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他讲述了，照他夸张的说法，自己的“政治信仰”。

　　“我是波兰人”，他说，“是的，先生……我很讨厌，嗯－嗯－嗯……德国先生们的所做所为。德国的政策，先生，嗯－嗯－嗯……瓦列夫斯基，是不聪明的政策。我招待您，先生，不是因为我对您有好感，而是出于崇高的政治见解，因为，先生，共产主义是上帝降下的灾难。我完全坦白地对您说……我赞成人民军的见解，在某方面，我有属于它的光荣。我常常收听‘斯维特’电台，我完全赞同索斯柯夫斯基将军的政策……我完全坦白地对您说，先生，嗯－嗯－嗯……瓦列夫斯基，完全坦白地……我不是一个波兰叛徒，噢，不！我的哥哥在伦敦政府机关里任职。噢，不先生，我的哥哥不是马谢夫斯基部长，然而他是一个很体面的人……噢，不！马谢夫斯基部长先生——不过和我同姓罢了……”

　　马谢夫斯基的喋喋不休使温凯尔非常恼怒，但是他不得不听他的唠叨。这个波兰人放肆地直言不讳这件事本身说明了德国威信扫地的现实，在几天前他是绝不敢这样说的。温凯尔几乎沉不住气，要骂他了。但是现在不是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了。他蹙紧眉头坐着，甚至企图在脸上表现出对这位波兰“政治家”所说的话很感兴趣的申请。温凯尔一边勉强听着主人的唠叨，一边想着自己的事情：“但愿我军能够守住布朗堡－波兹南－布雷斯劳的防线。那时候一切可就都得救了……”他又想，“多么可耻……这个样子，象绵羊似地逃跑！”

　　他到自己的小房间里去，不久就睡熟了。

　　拂晓，一个人急促的低语把他弄醒了。他看见了马谢夫斯基。一块大红布在这个波兰人的手里抖动。

　　“俄国人进城啦，”他低声耳语，“起来吧，先生，起来给我帮个忙……”

　　“这么快？不会吧……”温凯尔吃了一惊，说。

　　“‘不会’！”马谢夫斯基恶狠狠地重复了一遍。“你们这些军人！……起来，给我帮个忙，先生！”

　　他推开了小窗。一阵凛冽的寒风冲进了房间里，把桌子上的台布和日历都吹起来了。马谢夫斯基爬上了椅子，把红旗钉在一根从顶楼的小窗下面的墙上伸出去的杆子上。敲击声在空寂无人的街道上高声地回响。

　　马谢夫斯基爬下椅子，沉重地叹了口气。

　　一面红旗在屋子上飘扬起来了。

第十二章

　　温凯尔一早就在这座小城的街上遛跶。这一天他可以明确地认识俄国人强大的进攻力量了。坦克和一级重炮象不绝的洪流似的隆隆地驶过。

　　此外，人即使不是一个心理学家，也能够在这些步兵们因风吹日晒而变得黝黑的脸上，看出真正的战斗精神和优良的军人教育。士兵们不用密集的队形行进，不是鹅步式走路，这儿既不吹军号，又不打军鼓；既没有外表的光彩，又没有征服者的姿态。他们都安详地行走着，外表上甚至仿佛是从容不迫的——就好象在做习惯工作的人们在走路一样。他们好奇地望望招牌，向漂亮的波兰姑娘们狡猾的微笑。大概他们乐意休息一会，和姑娘们聊聊天，向她们献献殷勤。可是他们并没有在什么地方停留下来，他们越来越远地西进。所以温凯尔觉得世界上没有一股力量可以阻挡住这些人，他不仅发抖了。

　　有一支队伍持着一面展开了的军旗走过。

　　温凯尔在这面旗子上看到了一把镰刀、一柄铁锤和一只五角星——这是共产党的，或者如在德国常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标记。他一向认为凡是共产党人都是非法的。可不是：从一九三三年以来，“共产党人”这个字眼被认为是违禁的和可怕的字眼。自由的共产党人——这两个概念，正象如果人们对他说：“月球上的居民到了柏林”一样，在温凯尔的头脑里是不能共存的。可是这儿的共产党人却都是自由的！他们不仅是自由的，而且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来到了日耳曼帝国的大门口！

　　中午的时候，温凯尔回答了家里，他累极了，又冷有饿。马谢夫斯基看见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意味深长地咳嗽。一会儿后，响起了敲门声。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个高个子的青年，袖子上缠着一块红白色布条。他跟马谢夫斯基和这个房东向他介绍的“华沙难民”打过招呼后，通知说，一小时后在广场上举行市民大会。

　　马谢夫斯基点点头，把一只胖胖的手贴在背心上，感谢这个青年的通知。并向他保证说：他，马谢夫斯基和他的家属，准来参加为庆祝故乡依诺夫罗茨拉夫从卑鄙的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这么一件伟大的和快乐的事件而举行的群众大会。

　　他同时恶意地向温凯尔瞪了一眼。

　　温凯尔跟着马谢夫斯基一起去参加群众大会了。

　　在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一大群欣喜若狂的人们。到处飘扬着鲜艳夺目的红白色旗子和红旗。市政厅的阳台上站着苏联和波兰军官们。

　　一个年轻的可是头发却完全灰白了的波兰女人正在讲话，她是从德国集中营里给解放出来的。她所讲的真是骇人听闻。广场在阴郁的沉默中凝然不动了。温凯尔呆若木鸡，不敢动一动。当这个波兰女人讲家的时候，一辆汽车和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隆隆地驶进了广场。在半履带式装甲汽车上站着头戴钢盔手持自动枪的苏联士兵们。从汽车里走下来一位上了年级的俄国将军。他由两个俄国军官和一个波兰军官伴随着走进了市政厅，立刻就在阳台上出现了。

　　担任大会主席的那个波兰人立刻请他讲话，“西斯克雷洛夫”这个姓，对波兰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却是德国侦察兵们所熟知的。

　　将军开始讲话了，他那响亮而清晰的声音在古老的房屋之间回响着。他祝贺波兰从德国压迫下获得了解放，并答应波兰居民，苏军将给予友好的支持和援助。

　　广场上的人们用高亢而兴奋的欢呼声来回应将军的话。温凯尔觉得有个人在拥抱他，热烈地吻着他。他看见自己被一个波兰老头儿拥抱着，接着又有一个年轻的波兰女人拥抱他，并他把狂吻了一阵。无数的帽子和钢盔在空中飞舞。

　　温凯尔又惊愕又颓丧，好不容易动人群中挤了出来。他回到马谢夫斯基那儿后，就不声不响地走上了顶楼。这儿寂静、黑暗、有腐烂的和老鼠的气味。温凯尔点了灯，急忙调准了发报机。此刻他要报告城市里有许多俄国军队，西斯克雷洛夫将军也在这儿。他们会派飞机来——整座易诺夫罗茨拉夫城和马谢夫斯基都会飞到空中去了！

　　他开始拍起电报来，叫唤着“凯撒霍夫”。在以太中有谈话、唱歌和演奏的声音。一会儿后，他的电波也说话了，但是……说着俄国话。有个人固执地数着“一、二、三、四、五……”接着又说，“瓦尼亚，我来调音。”

　　“凯撒霍夫”没有回答。

　　温凯尔开始找寻别的电报，从断断续续的德语谈话中，就可以知道军队正在混乱地撤退。有人向某人求援：“我被包围啦！”另外一道电波说：“该死！”第三道电波在咆哮。

　　温凯尔整夜坐在发报机旁，后来又接连坐了三夜，他终于明白了，这完全是徒劳的。电力弱的发报机在一百公里以内才有效力。显然德军已经退出——说得更正确些，已经跑出发报机的有效范围之外了。

　　早晨温凯尔走下楼来。他推开马谢夫斯基的房门，看见了两个俄国军官，差点儿拔脚就逃，可是他控制住了自己，原来这两个军官不过是来借宿的。他们跟房东和这个“华沙难民”有礼貌地攀谈过后，就坐下来下棋了。温凯尔两眼直盯着他们。他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棋盘，这两个青年都有一副倾斜而宽阔的前额和一对聪明而安详的眼睛。不，他们完全不象征服者。他们不叫嚷、不吹牛，也不拿自己的优越来欺压他人。

　　他问他们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两个人同时从棋盘上抬起眼睛来，注意地倾听着他们不是全部都了解的波兰话，接着有一个回答道：“战争就要在最近几个月内终结。”

　　“就在今年吗？”“瓦列夫斯基”问。

　　“当然，”俄国人甚至稍微有点儿奇怪地回答。

　　“瓦列夫斯基”对于这一点坚决地表示怀疑，说德国还有很大力量。马谢夫斯基向他投了个恶狠狠的警告的眼色——他自己马上向“军官先生”保证说，德国人的脆弱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这两个俄国人却同意“瓦列夫斯基”的意见。

　　“他们有力量，而且是很强大的，”其中一个说，“可是我们更强大，并且德国人的士气已经低落了。”

　　“先生，您说什么？”“瓦列夫斯基”追问了一句，他不懂最后一个字。

　　“低落了，”俄国人重说了一遍，用拳头从肩头向下一挥，做出一个雄辩的姿势。

　　温凯尔从房里走了出来，马谢夫斯基也跳起来，跟着他走出来了。他小声说：“您发疯啦，先生！……您干么说那些话，您要害死我们不成？！”

　　“别作声，老傻瓜！”温凯尔低声说，走到自己的顶楼上去了。

　　怎么办呢？潜往但泽回家吗？毫无疑问，家里的人都已经从那儿撤退到住在维琴堡的艾里希舅舅那儿去了。带着发报机潜往战线附近吗？那是不智之举：俄国反间谍人员会把他捉住的。

　　他终于决定了。他到舒宾城李赫特·海涅那儿去。中尉到那儿去比较早，当时没有这样匆促。或许他的发报机强些，或许他还有别的通讯工具。温凯尔跟这个中尉有些儿相识，虽然，长官总是不允许情报员们来往过密的。

　　他又下楼去了。马谢夫斯基在自己的铺子里。“索斯科夫斯基将军”的拥护者决定开门营业，借此表明他十分欢迎俄国人的到来和他对新政权——人民代表会议的忠诚。他穿着油布长袍，在鲱鱼桶和煤油桶之间小步来回踱着。他的妻子坐在旁边，按照神话般的价格出售面粉和香肠。

　　“我要走了，先生。”温凯尔说。

　　马谢夫斯基用惊讶而不解的目光凝视着温凯尔。

　　为了使得顾客们听见，温凯尔故意高声解释说：“心里想着华沙……或许我会在那儿找到一个亲人。”

　　马谢夫斯基连忙用围裙拭干净了手，跟着温凯尔一同走进堆满袋子和木桶的后房里。温凯尔说，他不把发报机带去，他有事要到别的城市里去一趟。或许他就要回来。他请求马谢夫斯基给他一些路上吃的干粮。温凯尔的每句话都使马谢夫斯基的脸色越来越开朗。他很高兴，所以他给了温凯尔一大包吃食。里面有白面包、香肠、一整块荷兰干酪，甚至还有一瓶伏特加酒。

　　这晚，温凯尔悄悄地打开门出去了。他推真着独轮车。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大路上。下着雪，有时侯他碰到一队队的波兰人，他们都是从各集中营、德国人的田庄和工厂里走回家去的。许多人都带着家眷。孩子们睡在父母的怀抱里。独轮车和脚踏车的轮子发出吱吱的响声。在夜里道路上也不安静。路边的灌木从里有人在窃窃私语、哭泣和谈话。

　　风在树林里嗖嗖作响。温凯尔一边走，一边极力什么也不想。可是许许多多不愉快的和悲痛的思想却在脑子里涌现出来。既然一切都是谎话——德国的伟大、德国的使命和德国的无敌——那么，他温凯尔到什么地方去藏身呢？“去过平民生活吗？”他用报纸上茶话栏里的夸大的字眼想道。过了一会儿，他又想到：“大概，千千万万的德国人现在都作了这样的决定吧。”他，温凯尔归根到底算是哪种人呢？他老是只为自己着想。人们曾经对他说过：富有的生活只有在德国征服了欧洲，并在那儿建立起了保障他们的权力和重要地位的新秩序以后，才有可能。“可是什么是权力和重要地位呢？”温凯尔现在想。“不过是烟与灰而已……”

　　长途的跋涉使温凯尔很疲劳，他离开道路，折入一座小树林，把独轮车放好。便靠着它打起盹来。一会儿后，他觉得身旁好象有人。当真，在不远的一棵大树旁站着几个人。一共有三个。他们都穿着仓促地穿上身的不合身的便服，长满胡子。三个人的眼睛都定定地看着这个推独轮车的人。

　　“你运的是什么东西？”其中一个嘎哑地用德语问。他说着那样标准的斯瓦比亚方言，以致温凯尔因为出其不意而吓了一跳。他马上就明白了，他们一定是改穿便服的德国兵，他们想逃出俄国人的包围，去归队。虽然他无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可是他一看见自己的同胞，高兴极了，以致他决心不顾秘密，嚷道：“我也是德国人！”

　　他们一句话也不回答，其中一个对准他胸口打了一拳，另一个把他从独轮车旁推开。他们开始翻寻东西，拿了这件，又拿了那件。他们老是回头朝大路张望。最后他们找到了食物。

　　“你们干什么？”温凯尔嘟哝着。“我是德国人……我是从但泽来的……我是中尉，我们都是……我也是逃往……”

　　他们默默地推着独轮车，带着它躲到树林里去了。温凯尔站起来，他在道路上蹒跚地走着。很奇怪，没有了独轮车，他觉得走路更加困难了：独轮车使他的行路有了一种意义，他觉得推独轮车似乎是一桩重要的事情，推独轮车使他摆脱了痛苦的思想。温凯尔叹着气，简直气得要哭出来了。

　　在一个村子里——这已经是早晨——他碰到了一队俄国兵，看样子都是通讯兵，他们在篝火上烧粥。他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站住了，他们叫他过去，有一个士兵露出微笑问：“怎么啦，冻僵了吗？你是什么人？”

　　“波兰人，”温凯尔用勉强可以听得见的声音回答，“伏拉其斯拉夫·瓦列夫斯基，从华沙来的。”

　　“你是干什么的？”另一个人问。“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

　　温凯尔想起了镰刀和铁锤，他不敢说自己是房地产经纪人：他知道，在共产党人看来，做“房地产”生意是不值得介绍的。

　　温凯尔回答道，为了使他们更明了，他用右手在空中挥动，好象还挥笔似的。

　　“画匠！”第三个士兵高兴地说，这是个身材高大而结实的家伙，有一头亚麻色头发。

　　大家都叫他“司务长”，一望而知，他是这儿的首脑。

　　“弟兄们，听见没有？他是一个画匠。要不要吃一些东西，画匠？坐吧！”

　　温凯尔坐下来，开始吃滚烫的肉粥。

　　“我的叔叔是一个画匠，是一个有名的匠师。他住在伏洛格达，这座城市——伏洛格达，听说过吗？”

　　“没有，”温凯尔回答。

　　“有这么回事！”司务长打趣地抱怨说。“没听说过伏洛格达！唔，现在你就知道啦！一座奇异的城市！记着，别忘记！你改知道俄国的城市，因为我们就是从这些城市来援助你们的……你的头脑里充满着柏林、巴黎、伦敦……你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些城市吧？”

　　“是的，”闻凯尔说。

　　“果然是这样，”爱说话的司务长继续往下说，“现在你就会知道柯斯特罗马和伏洛格达……就是这样！”

　　“柯斯特罗摩、伏廖格杜，”温凯尔复述了一遍。

　　大家都放声笑了起来。

　　“你上哪儿去？”有一个士兵问。

　　温凯尔解释说，他到彼得哥旭的姐姐那儿去，她的全家和宅子都在那儿，可是他的家已经被毁了，家属都在轰炸中被炸死了……

　　“无家可归的人，”一个士兵摇了摇头，他一直没有说过话。“现在有多少人无家可归啊……”

　　闻凯尔站起来，摘下帽子，向俄国士兵鞠躬，然后缓步继续前进了。

　　傍晚他到了舒宾城。

第十三章

　　虽然时候已经很晚，汽车修理工厂还在工作。在一所砖头大屋里，马达在轧轧地吼叫。波兰工人们和俄国士兵们在走进走出。显然，这所工厂是修理苏联军用汽车的。

　　温凯尔看见了士兵，便不敢走进工厂里去。

　　他坐在黑暗的院子里的砖头堆上等候着。不多一会工夫，马达声停止了。工人们鱼贯地从一道明亮的正方形的门里走出来。温凯尔留心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惟恐碰不到海涅。他终于看见了一个穿着工装的身材瘦长的青年，并且听出了他的声音。海涅跟一个人愉快地谈着话。温凯尔心里卜卜地跳着，仿佛他看见了亲密的朋友，虽然海涅跟他并不怎样熟识。

　　温凯尔跟在他后面走，追上了他，并用颤抖的声音叫了一声：“海涅……”

　　海涅木然站住了。

　　“您是谁？”他用德语小声问。

　　温凯尔说出了自己的姓名。

　　他们在黑暗的街道上，默默地走着。

　　“就在这儿，”海涅说，朝一座两层楼房的大门走去。

　　海涅的沉默突然使温凯尔害怕起来。自从在路旁的小树林里碰到了三个同胞以后，他对德国人的团结性的信心大大地动摇了。

　　一会儿后，海涅在一道门前站住了，用钥匙开了门，他们走了进去。最先扑入温凯尔眼帘的，是放在椅子上的一只塞满了东西的背囊。

　　海涅坐在床上，问道：“怎么样？……”

　　温凯尔目光定定地望着海涅的脸，估量着和研究着他的脸色。对这个人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呢？把他心里所想的都和盘托出，并征求他的意见，是不是更好？不，温凯尔觉得害怕，甚至在目前的情况下，他都害怕说真话。

　　海涅也注意地看着温凯尔。中尉干么到这儿来？是谁派他来的呢？是来检查的吗？海涅决心离开舒宾到东方去，不再干这个职务。难道上级知道了这个打算吗？他不安地偷偷瞥了一眼那个准备上路用的背囊。

　　温凯尔截断了这个视线，用尽可能镇定的口吻问：“您准备走吗？海涅。”

　　“他们知道了，这些坏蛋！”海涅心里想，“他马上会问，发报机放在什么地方……”

　　俄国人到来后，海涅马上在夜里把发报机拆开，扔到了井里。

　　“我不到哪儿去，”他挑衅地回答道。“为什么你以为我要走呢？……”他愤恨地嘟哝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开小差的啊……”

　　他们互相盯视着。

　　“他们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吗？”海涅寻思着，一边憎恨地注视着温凯尔。

　　“他为什么提起开小差的事情呢？”温凯尔愕然想。

　　“现在开小差，”温凯尔急促地说，“格外可耻……祖国在危急中……敌人从四面八方围拢来。现在我们应该比从前任何时候更要拥护元首。”

　　“警察坏蛋，”海涅心里想，他说：“我个人对胜利是没有丝毫怀疑的。暂时的失利不可能把我们摧毁。”

　　“傻瓜和党卫队的渣滓！”温凯尔想。

　　“恐怕他还要唱霍尔斯特·维谢里……”

　　温凯尔说：“唔，这样才好……您的发报机在哪儿？”

　　他们都皱起眉头，厌恶而又恐惧地互相瞪视着，末了海涅用傲慢的口吻说：“它在另一间屋子里……现在我给您弄些吃的东西吧。您大概饿了。”

　　“怎么办呢？上哪儿去呢？”温凯尔想，“干么我要跟这么一个糊涂的蠢家伙在一起呢？他甚至到现在还是什么都不懂。”

　　他们两个人坐在桌子旁默默地咀嚼。后来海涅跳起来，说：“啊，对啦，我还有一点儿甜酒呢……”

　　他从背囊里拿出来查瓶酒。温凯尔喝得很满意，他开始昏昏沉沉地想睡觉了，海涅殷勤地让他睡在床上，而自己却睡在沙发上。

　　天亮的时候，温凯尔冻醒了。房间里没有了海涅，没有了他的大衣，也没有了背囊。温凯尔等候了半小时，然后穿上衣服，胆怯地向四周望了望，离开了房子。

　　温凯尔的流浪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他从这个村子流浪到那个村子，越来越接近战线；他毫无计划地缓步而行，一心想到德国。他只有这么一个念头。

　　天气很冷，他在一所空屋里，找到了一条女人的头巾，他拿来包了头，而把帽子戴在头巾上。他照了一下镜子，那副愚蠢而可怜的样子使他很高兴，这副模样也许不会引起什么怀疑吧。

　　现在温凯尔是在那些曾经奉希特勒的命令而把波兰人差不多无一例外地都驱逐出来的地区里行走。土地都被分给了德国移民，或者照他们明目张胆的自称：“殖民者。”可是这些人现在都跟随德军向西逃跑了。村子都荒寂无人。温凯尔走进一所没人居住的屋子。他把厨房搁板上和地窖里所有伸手可得的东西都拿来吃了。他甚至在一个村子里储藏了些食物。他追赶一头无主地已经变野了的小猪，追了约莫半个小时，终于把它捉住了，好容易用一把在一所屋子里找到的菜刀宰了它。他把一块块猪肉塞满了衣袋。

　　战线已经远远地西移。俄国人的后勤部队无穷无尽地行列沿道路蜿蜒而进。

　　穷途落魄的、肮脏的、长满胡子的温凯尔，为了安全起见，跟一个回故居去的人口众多的波兰家庭接近起来。不顾长途跋涉的辛苦和恶劣的气候，这些波兰人都兴奋而愉快。迎面来了一大群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捷克人、塞尔勃人，他们也是被红军解放出来的。这群人一见面，都兴高采烈地互相欢呼、交换消息。

　　道路上热闹、愉快而紧张。

　　温凯尔所接近的那个波兰家庭有点儿怕他，疑心他有些神经紧张。他自己也使他们加强了这个怀疑。他常常地喃喃自语，不时沉重而大声地叹息。波兰人大概都极力想避开他，可是有一次他“无意”中说出，他曾经在梅达聂克被监禁过一年半，于是他们都由衷地怜悯他了，开始照顾他，给他好吃的东西，大女儿雅德维加甚至邀他到她们的老家霍德席日去休养和“恢复神志”。

　　家常马尔青凯维奇从前是铁路的转辙手。一九四一年他被迫从他一生所居住的地方迁到“总督管辖区”去。现在他们一家人要回到故居去了，他们都很高兴，满怀着希望。他们都是温和而可爱的人。

　　一天清晨，离他们旅行的目的地只有几公里了，突然从森林里走出来一大群武装德军，由一个军官率领着。

　　路上发生了片刻骚动。一切都停住了。

　　“俄国人走远了吗？”军官用德语简短地向惊慌失措的波兰人们询问。

　　波兰人都默不作声。

　　温凯尔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接着他跑到德国人跟前说：“有一支俄国辎重队刚刚走过，它向右转弯了。”

　　使温凯尔惊讶不置的是：德军马上照他所指示的方向快步走去了。温凯尔踌躇了一会，过后也跟着德国人去了，甚至也不回头向马尔青凯维奇一家看一眼。突如其来的谈话和“前梅达聂克囚徒”出色的德国话，使他们都大吃一惊。

　　大概德国兵需要粮食或武器，他们准备袭击辎重队。温凯尔决定向这个军官坦白说出自己的身份，决定不单独地而是跟随着这支人数众多的德军部队一起逃往德国。

　　五分钟后，这支德国军队走进了一座小树林，看见了长长一列马车队，载运着干草和箱子。几个上了年纪的俄国兵手里牵着长长的缰绳，从容地在马车旁边行走。他们至多不过十个人。

　　“上尉，”温凯尔说话了，他决心不再象最近几天那样装痴扮呆。“我是集团军司令部的军官……”

　　军官用莫名其妙的目光望着他。突然间温凯尔看见军官和士兵们高高地举起双手，朝着俄国辎重兵们走去。苏联士兵已经看见德国人走过来，都站住了。

　　温凯尔木然站在道路中央，微微地颤栗着。他打算尽快逃到森林里去，可是一个俄国士兵突然叫住了他：“喂，你在那儿干么！”

　　温凯尔走近了些。

　　“告诉他们，到那边路上去，那儿有我们的检查哨，他们到那儿去投降吧，我们没有工夫。”

　　温凯尔连忙把这些话翻译给一个德国人听，并且马上溜进了路旁的灌木从里。

　　经过几天颠沛而艰苦的流浪生活，温凯尔来到了一座大森林。混凝土防御工事、狂风吹倒的树木所搭建的交通壕、生锈的带刺铁丝网，沿森林边蜿蜒着。

　　森林里寂然无声。黄昏到了，是一个月夜，天气暖和些了。松树在掩壕里、永久性碉堡和堑壕上面沙沙作响。这些陈旧的建筑物显然已经没有人防守了。它们里面充满了烂草、融雪和潮湿的陈腐气息。

　　温凯尔走下到一个铺着没刨过的深褐色木板的掩壕里，这儿虽然潮湿，可是温暖。温凯尔把头靠在炮眼下面的墙上睡着了。

　　早晨他醒过来，冷得浑身发抖：他发烧了。

　　他好容易从掩蔽壕里爬了出来，在森林里慢吞吞地行走，碰见了越来越多的防御工事，他恍然大悟：这里就是曾经大吹大擂过的“东方壁垒”地带，就是在应当阻止俄国军队进入德国心脏的道路的那个地带。

　　“壁垒”深达几公里。松树在它们上面沙沙作响，把雪花洒在混凝土工事上面。德国人甚至来不得在这儿抵抗，他们逃窜得越来越远，逃到奥德河，逃到柏林去了。

　　一会儿后，他到了一个德国村子，在那儿的一所有着许多壁钟的屋子里，他碰到了鲁缅采夫。在俄国人走了以后，德国情报员坐了一会儿，接着又躺下来，把脸埋在枕头里。

第十四章

　　鲁缅采夫离开那座有许多钟的屋子，搭上一辆同路的车子到师长那儿去，师长正在不耐烦地等他。将军很想知道，军事委员是不是谈起过他和他的师，以及说了些什么。

　　塔拉斯·彼德罗维奇·谢列达经常假装他对上级长官的评价毫不介意：他说，他是一个军人，不是为了褒奖而打仗。但这不过是热心的、警觉的和经常的关心上级指挥员对他和他的师的意见的一种巧妙的掩饰而已。

　　政治部主任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常常嘲笑师长的这个弱点。

　　战前普洛特尼科夫不是军人，他毕业于红色教授学院，后来在库班一个农业机器站担任政治科主任，他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后，在哈尔科夫大学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他待人是诚恳朴实的。

　　普洛特尼科夫在一九四二年被派到谢列达将军这儿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将军知道有一个“哲学家”被派到他这儿来，而且这个人是没有战斗经验的，他并不觉得很高兴。

　　可是见面的却是一个出色的、善于用简单明了的语言阐述最困难问题的宣传家，而不是一个如他所想象的咬文嚼字的聪明的政治工作人员，将军这才明白自己看错了人。此外，他不久就发觉上校是很勇敢的，而且这种勇敢是轻松愉快而又从容不迫的。在将军——一个道地的军人——看来，勇敢是种最重要的品质。

　　从战争开始的时候，普洛特尼科夫有条理地研究军事，就象他处理各种工作一样。他用清秀的书法把野战条令里许多很长的条文都摘录下来，熟悉了空军、炮兵和坦克部队的战略和技术能力。至于他的本行——政治工作，在这方面，照谢列达的说法，他是“上帝”。

　　这两个人从前都是工人，一个做了将军，一个成为学者。他们亲密地一起生活，融洽地一起工作，但是这没有妨碍过“头衔小的”常常对“知识少”的提意见，当没有别的人在场的时候，他们有时侯就互相打趣地这样称呼。问题在于，“知识少”的谢列达将军时常被“师的本位爱国主义所迷惑”，他不是企图把别的师里优秀的外科军医、军官和军需人员拉过来，就是企图把友军捉住的俘虏据为己有。要是自己人犯了什么过错，他严厉地斥责他们，但是极力不声张，免得“家丑外扬”。

　　全师的人都爱谢列达将军，部下都高兴地谈到他了解人情、他那惊人的勇敢精神、在任何情况下不畏艰险的伟大坚毅精神、有点儿粗鲁可是机智的幽默，甚至也谈到他所珍爱的那两瞥卷曲的黑胡子。

　　“什么事情把鲁缅采夫留住了？”将军问，不时看表。

　　“啊！你动了好奇心啦？”普洛特尼科夫狡猾地探问。

　　“是呀，”将军承认。

　　薇卡在隔壁房间里站在打开的手提箱旁忙碌整理行装。她准备到第二线去。她很不愿意走。这个姑娘象一般参谋人员一样，对“后方”有些儿瞧不起，虽然师的后方距离前线很近。将军任她选择：或者在师报纸编辑部里，或者住在后勤司令部里，跟军需处的阿斯塔霍娃少校住在一起。

　　薇卡想了想，选择了编辑部。战地记者们——这毕竟比军需员们有意思地多。而且那儿有一个可爱的女人担任着排字和印刷所的主任，她从前是狙击兵。她们决定住在一起。

　　薇卡好几次热切地要求让她照旧留在司令部里，可是这些请求都没有结果。塔拉斯·彼德罗维奇执行上级的命令是一丝不苟的。他不能漠视军事委员亲自下达的命令，虽然他明知道，西斯克雷洛夫将军不会来检查这个命令的执行情况。

　　谢列达不时提高嗓子，严厉地催问薇卡：“准备好了吗？”

　　她没精打采地整理手提箱，一边回答道：“马上就好。”

　　鲁缅采夫终于回来了。

　　“我们要把施奈德穆尔攻下！”他马上报告了最重要的事。

　　“军事委员预测，德国人将坚守这座城市，这是‘东方壁垒’的要塞。”

　　师长马上召来了参谋长和炮兵司令，一面跟军部取得了联络，一面打电话给各团部。一句话，在这种时刻常有的军务忙碌开始了，这使每个军官都觉得高兴。军部证实了：师的任务变更了，它的进攻地段向左移，向施奈德穆尔转移。一小时后，军部送来了相同的书面命令。团长们和配属给师的部队都到达了。

　　配属给师的有一个防坦克炮团、总指挥部的一个预备炮兵团、一个近卫军迫击炮营和一个自动推进炮团。这些部队的司令们都带有几十门破坏力强劲的炮——火海。但是他们都是温和、沉着而文雅的人物。师长望着他们，一面在心里计算着这个喷火集团每个人的火力：这个中校有多少门炮，那个少校有多少门，而这些人每分钟总共可以发射多少次。

　　按照每个步兵团分配了力量，把“卡秋莎”留给自己直接指挥，又留下自动推进炮团作为防坦克预备队，然后将军站起来，其余的人们也跟着站起来。

　　“同志们，我为你们惋惜，”将军说，“当别的部队整向柏林挺进的时候，你们却留在施奈德穆尔城下，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希特勒不把军队撤到奥德河去保卫首都，却把有生力量封锁在各城市里。波兹南、布雷斯劳，而现在是施奈德穆尔……对，尽快地攻破这个堡垒才对我们有利，我预祝你们成功！”

　　薇卡悄悄地跟着鲁缅采夫一同到侦察兵那儿去了。路上她告诉鲁缅采夫夜里收到了米谢夫斯基一队人拍来的无线电报。米谢尔斯基那儿一切都好，好象他还捉住了一个俘虏。

　　薇卡特别喜欢鲁缅采夫。她喜欢他那愉快的蓝眼睛、他的勇敢和机智，而主要的是他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她就是这样称呼鲁缅采夫给师长写的报告的。他时常讲到德国人，讲到他们复杂的移动和意图，他的话语里夹入了许多德国师团稀奇古怪的番号和前所未闻的俘虏们的名字。一个师的名称——‘骷髅’，在她的脑海里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它现在在哪儿？”薇卡问。

　　“在匈牙利。”鲁缅采夫漫不经意地回答。

　　侦察兵们的小屋里是静悄悄的，当一个侦察队在敌后活动的时候，他们的住地常常是这样的。士兵们都聚集在一个大房间里，静静地倾听着邻室那扇关着的门里不清楚的嘈杂声和噼啪声。那儿在进行一件最重要的侦察工作——跟在德国人地区活动的侦察队通无线电。

　　侦察兵们都焦急不安。米谢尔斯基在三点四十五分拍来了第一次无线电报，答应在八点正的时候再跟师无线电台联络。现在已经是十点钟了，而“小河”（米谢尔斯基的呼号）还没有信号。

　　侦察兵们见鲁缅采夫走近来，都轻快地松了一口气，仿佛鲁缅采夫一来米谢尔斯基就会回答似的。

　　米谢尔斯基只在中午回答过一次，套上耳机坐着的伏罗宁突然兴奋得满脸通红。

　　“说话了吗？”鲁缅采夫问。

　　“小河，小河！”伏罗宁叫喊道，愉快地点了点头。“我是海！你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

　　鲁缅采夫马上在无线电旁代替了他，听见了米谢尔斯基的声音。上尉报告说，德国人在沿着通往施奈德穆尔的道路（８－Ｂ点）移动。开过了一个中型炮队、二十辆坦克和两营步兵。沿库托夫河，城南的壕沟里有步兵。

　　“小河！小河！我是海！”鲁缅采夫说，“你的任务完成了。到十六地区去，右上角，在那儿等我们，别忘了信号。”

　　“十六地区右上角是一座大沼泽林子，在施奈德穆尔东北八公里。

　　“哦，总算完毕了！”伏罗宁高兴地嚷道。

　　“还没完，”鲁缅采夫担忧地说，“必须警告我们的炮队和各团……恐怕他们会把米谢尔斯基的部队当作德国人，在黑暗和混乱中可能把他们打死。我们到司令部去！”

　　可是司令部已经不在村子里了——它奉师长的命令向西移动了。鲁缅采夫坐了车去追它。

第十五章

　　在作过司令部的邮政局的两层楼房里，一切都零乱不堪。地板上和柜台上，乱丢着各种印章、戳子、封套、文件夹、大捆信件、长长的一条条印着希特勒和兴登堡肖像的邮票和一堆一堆的铜币。

　　奥加涅相在电话交换台旁徘徊，他把插头插入了插座，微笑着呼叫不知姓名的用户。

　　“喂，喂！”

　　可是被用户遗弃的电话默默无声。

　　最有趣的是一捆捆的新报纸。它们中间有昨天出版的国民观察者。它们都是昨天出版的柏林报纸！它们都发出新鲜的油墨气味。刊在上面的戈培尔和赖伊的讲话也是最新鲜的，刚刚从喉咙里吼出来的。

　　登载在首页上的一篇文章是戈培尔在两天前写的。在每个战士的脑海里，一直被认为不是一个活人，而是纳粹的谣言和狡诈的抽象化身的戈培尔，现在最成为可感触到的具体的敌人了。

　　绝望的哀嚎已不是从被俘的“弗里兹”们口中喊出来，而是从最上层发出来了。鲁缅采夫觉得希特勒本人已经打算举起手来并喊叫这句已经家喻户晓的口号：“希特勒完蛋啦！”

　　那时一批新的俘虏被带来，奥加涅相开始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逃跑了的邮政局长的卧室里——审问他们。

　　俘虏们一般都供不出什么新的消息。他们都属于那支差不多被彻底击溃了的强大的“维斯杜拉”部队，这支部队是由新上任不久的统帅海因里希·希姆莱率领的。

　　奥加涅相在战争中已经非常讨厌战俘，可是遇到了德军第七十三步兵师的一个士兵后，马上就兴奋起来，他眯着眼睛微笑——他跟这个师里的一个士兵可以谈上一整天。

　　第七十三步兵师是奥加涅相特别注意和特别憎恨的对象。他一知道捉住了一个第七十三步兵师里的人，马上就飞也似地奔去审问，甚至不惜牺牲他最爱的睡眠。

　　一九四二年二月，奥加涅相被召到部队去担任翻译，他被派到凯尔切区的一个步兵师里。他还没有来得及领到军装，德国人已经在大群飞机的掩护下进攻了。

　　甚至在三年后的今天，一想起那些日子，奥加涅相那对乌黑的眼睛里就冒出不可抑制的怒火。

　　在沿海峡的一块狭小的地方聚集了几千个人。天空布满了德国飞机，海滨被炸成一个黑黝黝的大窟窿，死人们在活人们中间躺着或坐着，他们比所有的人都闲适。但是自然界依然按着自己的规律在走着。夏日的天气是美好的，击岸的波涛在岸边粉碎成白色泡沫。德国人的炸弹在四周爆炸，可是海鸥还以为这是暴风雨，所以它们象以往在暴风雨中那样　噪着。

　　一次难忘的渡海开始了。人们搭了小船、汽艇、木桶和自编的木筏渡向梦寐以求的高加索海岸。他们已经不怕炸弹、不怕德国人了，他们只有一个愿望：退到那边岸上去。

　　当德国人过分逼近，他们的呐喊声可听见的时候，我们的战士们不等命令就向敌人扑去。德国人都吓得后退了，于是人们又回到蓝色海岸边，在波涛旁徘徊，焦急地等待着渡海的小舟回来。但在蔚蓝色的天空中却出现了一群德国的“Ｊ－８７”型俯冲轰炸机。

　　就在这个时候，第一个俘虏被带到了奥加涅相前面。这是一个身材魁梧、微醉的德国人，他的举止带有挑衅的蛮横。显然，当站在军官们中间的那个穿着一套被泥土弄脏了的蓝色衣服、结着一条丝领带、很久没有刮过脸的、脸色黑里带青的文职人员，开始用最纯正的、文绉绉的上流社会的德语审问他的时候，他非常惊奇。

　　这么出色的德语知识使这个俘虏惊讶不置，他甚至稍微带点儿尊敬地回答了奥加涅相的几个问题。他是第七十三步兵师的士兵，他夸口说，这么迅速地突破战线并迫使俄国人向海峡退却的，正是他所在的师。

　　“你们可以委托我，”他说，“向司令部去传达说你们愿意投降。这投降并不是屈辱的。你们的勇敢精神使我们很惊讶。”

　　这个可恶的半醉的德国兵竟然企图扮成一个军使和救星的角色，说出这样的话来。

　　奥加涅相气得发抖了，他打开站在旁边的那个上尉的手枪皮套（他自己那时候还没有佩枪），可是并不开枪，只是高声地用喉音叫喊着难懂的话语，他在用本族语言、阿尔明尼亚语谩骂。

　　奥加涅相在一九四四年底又一次碰到了第七十三师。他据守着华沙北面布格河、那雷夫河、维斯杜拉河之间的防线。那时候熟知自己的翻译员的善良、懒惰和忧郁性情的鲁缅采夫，觉得奥加涅相有时侯的举动很奇怪，只有切骨的仇恨才能把一个人变成这副模样。

　　当奥加涅相又收到一个俘虏的时候，他把这个俘虏打量了很久，一边恶狠狠地冷笑，露出了因经常抽烟而发黄的不整齐的牙齿，他问：“一九四二年你在哪儿？”

　　“起先我在凯尔切附近……”俘虏开始说话了，可是看见翻译员扭歪了的脸，他突然打起哆嗦来了。

　　当俘虏被带走以后，奥加涅相又恢复了往常那和善、亲切而带点儿古怪的样子了。他把自己认识德军第七十三步兵师的一段经历告诉了鲁缅采夫：“我损失了一套多么好的衣服！损失了一条最好的领带！”他嚷道，仿佛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坐在大桶上渡海，可是波浪把大桶上的衣服冲走了……或许它现在还在那儿漂浮呢。”

　　鲁缅采夫对这个可怕故事的有趣结局并不发笑，他说：“唔，我们等着吧。情况我多少有些了解，你的第七十三师的末日在最近几天就要到了。”

　　真的，德军第七十三步兵师在华沙附近被打垮了。它的士兵们都扔掉武器四处逃散了，炮兵团全部被俘。奥加涅相碰到这个师的俘虏不止一次。虽然他觉得在凯尔切的仇全报了，但是他依然久久地详细地审问着第七十三师的士兵，细细地回想着这个师毁灭的细节，审问各团和各营、甚至他知道姓名的个别军官的命运。第七十三师的情形现在他已经很清楚了。

　　现在出其不意的是，又有两个第七十三师的士兵被带他那儿去了。他开始审问他们，照常幸灾乐祸地冷笑，暗示着使他们惊奇的细节。

　　其中有一个瘦长的德国青年，翻译员问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被俘的，他回答说，他和同伴们是在一个偏僻的小庄园里给一个俄国兵捉住的，他们躲在那儿，打算换了便服以后逃回家去。

　　“问他的家在哪儿。”鲁缅采夫说。

　　奥加涅相问了后，得到的回答是：“施奈德穆尔。”

　　鲁缅采夫怔了一下，他甚至觉得奇怪，为什么奥加涅相对德国人的回答漠然置之。唔，对啦，翻译员问到这里为止，由侦察兵继续审问下去。

　　鲁缅采夫把其余的德国兵押解到战俘集合站后，开始在翻译员帮助下无微不至地审问从施奈德穆尔来的那些德国人。

　　俘虏们的口供如下：施奈德穆尔城——它的波兰名字叫做比拉，坐落在库托夫河畔。‘第一六零帝国大道’在它那儿经过，直通到波罗的海和科尔堡；‘第一零四帝国大道’通过斯特丁，伸展到汉诺威省的卢贝克，稍微靠西是‘第一帝国大道’——直通柏林，并且更远通到马格德堡、布伦瑞克、多特蒙德、爱森、杜塞尔多夫和亚岑。

　　这个红发蓬乱的德国人原来是个司机，他特别赞美这最后一条‘第一帝国大道’。

　　“这条道路，”他象一个筑路的包工头把完成的工程交给主人时一样，微微自满地说，“柏油铺得极好，非常舒适。它会引领您一直到柏林，直大市中心的亚历山大广场！从施奈德穆尔到柏林——恰好是二百四十公里，乘汽车三小时就可到达。”

　　鲁缅采夫听到这个德国兵这番殷勤而仔细的陈述，不禁笑了笑。这个德国司机觉得自己好象是在本国土地上，他溜着眼睛，用向导赞美景色的语调继续往下说：“第一帝国大道是德国最长的一条公路。除了特等汽车路以外，它是最好的……伸展到很远很远，直通到和比利时接壤的边境……”

　　“这有多远？”鲁缅采夫问。

　　“八百多公里。”

　　鲁缅采夫纵声大笑起来。在他远东人看来，这样的距离是微不足道的。从边境到边境不过是八百多公里！他想起了黑龙江沿岸遥远的地方，在那儿一千公里被认为是近在咫尺的。他又想起了昨天从一个坦克将军那儿听到的“绿街”，那差不多有四千多公里呢！

　　“好啦，别扯得太远了，”他末了说，“让他们继续讲施奈德穆尔吧。”

　　俘虏们开始讲述。

　　这座城市被一条森林带——城郊森林从东面和南面围绕着。不错，他们都知道许多古老的要塞炮台的所在。最大的一座设在城东十五公里的地方，那儿有许多堑壕。城南五公里还有一座“瓦尔特”炮台。在炮台与炮台之间，有混凝土筑成的旧机关枪射位。固然，它们已经很荒凉，长满了野生植物，孩子们常常在那里面玩耍。边界已经远远地东移了，森林里有很多湖泊和流入库托夫河的小溪。

　　俘虏们都用心地把自己的情报绘在图上，详细地说明每个细微的特点。

　　至于这座城市本身，它是一座普通的城市，有许多兵营、锯木厂、制绳场、菲特列大帝的纪念碑、古老的教堂。有一个俘虏是住在中心区兴登堡广场的，另一个住在西郊柏林纳大街，他们在那儿都有亲属，就是……

　　“明白了，”鲁缅采夫说，“问他们河流，那是一条什么河，我们必须强渡它。”

　　“库托夫河本身是一条不大河，但是河水丰沛。它是内茨河的支流，从东南方流入城中，把城市分成两半。东面的一半较小，西面的一半较大。这条河很平静，河床多沙，河岸陡峭，有游泳场和船坞……”

　　“行啦……”鲁缅采夫笑了笑。

　　有一个德国人说：“或许在这儿的邮局里可以找到城市全图，因为施奈德穆尔是本区的中心。”

　　果然找到了这样的地图。于是在邮政局长的房间里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一个地形学者和一个绘图员开始给各团复制城市全图。奥加涅相把街道、广场、工业和公共建筑物的名称都译成了俄文。

　　鲁缅采夫非常满意，他高兴地想起了那个不知姓名的俄国兵，这两个从施奈德穆尔来的德国人就是他在一个偏僻的小庄园里捉住的。

第十六章

　　一小时后，军侦察处分处长马雷舍夫上校打来了电话。

　　上校知道鲁缅采夫有施奈德穆尔城的详细地图后，他命令把地图发给将同谢列达将军的师共同包围这个城市的那几个师每师一张。鲁缅采夫到司令部去打听所指的是哪些师和它们的驻扎地点。在这儿查明了：将从施奈德穆尔东面进攻的是伏罗别耶夫上校的部队。谢列达的师奉命从北面包抄该城，并占领西郊的阵地。

　　据一个值班军官报告：伏罗别耶夫的部队已经向城东发起了攻击。果然，远远听得见隆隆的排炮声，地平线上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亮。

　　因此被包围的这个城市会把鲁缅采夫和塔尼亚分开。这件事对于鲁缅采夫那充满着爱的心，是算不了什么的。

　　可是马雷舍夫上校关于将城市地图发给友军的命令，却使他在占领施奈德穆尔之前能有跟塔尼亚见面的机会。要是鲁缅采夫亲自送地图到伏罗别耶夫上校那儿去，那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是他总觉得自己去做这件事不大适合：要是塔尼亚不在那儿，他就不想亲自送地图去了。可以派安东纽克或者别的什么人去。

　　谢列达将军很满意，因为他的侦察队给伏罗别耶夫的侦察兵们‘擦鼻子’，而且现在还在帮助他们。

　　“到那儿向伏罗别耶夫问好。”谢列达微笑着说，并抚摸着胡须。“问一下，或许他还需要什么——告诉他，只要把德国人封锁得更牢固些，城市由我们来夺取！”

　　鲁缅采夫吩咐备马，他从手提箱里拿出来一顶深红色帽圈的“平时”军帽戴上了，跨上了他那匹黑马奥尔里克，由齐比列夫伴随着，向施奈德穆尔疾驰而去。一会儿后，两个骑马的人折入一条横路，到了一座大森林。鲁缅采夫想着塔尼亚，并且想，只要她在这儿就能够减轻他由于留在施奈德穆尔近郊而引起的烦恼。当时别的师和集团军都跟随摧毁着德军巩固的壁垒的坦克兵团，向西推进，越来越接近柏林。

　　伏罗别耶夫上校的师是以骁勇善攻闻名全军的。这个师是以边防部队为基础而组建的，士兵们以此而自豪。那是一个坚强的师，它防守坚固，进攻神速。伏罗别耶夫本人是一个老肃反人员和边防军人，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同边防军的制服和绿色帽顶的军帽分离。

　　伏罗别耶夫把城市图和炮台图看了好久，他早已知道有人将给他送来这张图：在军队里一切消息都传得很快。

　　“哦……谢谢，”他说，“这件东西可不坏。请转告谢列达，叫他坚守西郊，我和我的边防军们在这儿进攻……”

　　鲁缅采夫微微笑了笑：他的师长也是这么说的呀！

　　侦察兵去找在这儿的他的同事去了，齐比列夫握住了马缰，跟在后面走。鲁缅采夫顺便向侦察兵们探问他们医疗营的驻扎地点。在探问的时候，他借口牙痛，扭歪着脸，装出痛苦的神情。

　　“我们的医疗营还远远地落在后面。”他解释说。

　　鲁缅采夫因为觉得自己的手段巧妙而微笑起来，他避开了齐比列夫的目光，跨上马，就向医疗营疾驰而去。可是齐比列夫照例不动声色：他惯于不提无意义的问题。

　　医疗营驻扎在隐藏与施奈德穆尔城郊森林深处的一个大村子里。

　　他这次对齐比列夫也不看一眼，笑盈盈地、然而有点儿羞怯地问一个走过的女护理员，他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塔吉亚娜·伏拉吉米罗夫娜·柯耳切娃军医上尉。女护理员看见这个满面春风的蓝眼睛少校骑着一匹漂亮的黑马，便怀着露骨的好奇心卖俏地回答道：

　　“她刚走不久……有什么话要向她转达吗？”

　　不知道因为不能克制那种说别的女性的坏话的习惯呢，还是要警告这个讨人喜欢的少校，她恶毒地补充了一句：“她每天晚上坐汽车出去……”

　　“知道了，”鲁缅采夫无意识地说，仍在微笑。

　　“来接她的是一辆小汽车……”

　　“知道了。”鲁缅采夫又说了一遍，但是笑容已经从他的脸上消失了，他使劲勒住了马，以致那匹马把前脚竖起来了。他向这个愣住的姑娘点了点头，就往远路疾驰而去。齐比列夫骑着马跟在他后面奔驰，可是不久就落在后面了。

　　鲁缅采夫稍微定神后，就勒住了马，拍拍它的脖颈，高声问道：“你这个可怜虫，犯了什么罪啊？”

　　“……怜虫……罪啊……”森林里传来了回声。

　　“德国人的回声，却说着俄国话”鲁缅采夫冷笑一声。

　　西边炮声隆隆。马儿听见这些很熟悉的却是不大爱听的声音，竖起了耳朵，快步走着。不知道是飘雪，还是下毛毛雨，湿淋林的，给人的感觉很不舒服。

　　一会儿后，鲁缅采夫来到了那条所谓的“第一帝国大道”。苏联军队现在正循着这条大道隆隆地疾进。一个重炮团开过去了，炮车隆隆地响着。防坦克炮猛烈地跳动着，疾驰而过。携带着可折叠的浮桥船的工兵旅过去了。装载着迫击炮的载重汽车在旁边慢慢地驶着。人们怀着怜悯地心望着沿着道路静静地走过的浑身湿淋淋的疲惫的步兵们：大家都觉得留在施奈德穆尔近郊的那几个师多么不幸啊。

　　一个坐汽车的炮兵少校驶到鲁缅采夫跟前，他说：“怎么，您停留在施奈德穆尔吗？哦，我想您是会不高兴的。”

　　看见步兵少校阴沉而异常的脸色，他主观地领会了他的心情，甚至微微负疚地说：“可是我们或许也会被留下在奥德河上……”

　　鲁缅采夫对这个独创的安慰也笑不出来。后来炮兵少校走了，而鲁缅采夫也去找他的师了。他看见尼柯尔斯基中委迎面走来，浑身湿淋淋、睡眼惺忪。中尉带着通讯兵们在架设师的电话线。他看见鲁缅采夫，马上就向他“宣布”消息。

　　“您可知道，近卫军少校同志，我们要围攻施奈德穆尔！”

　　“我知道，”鲁缅采夫回答，“司令部在哪儿？”

　　“循着电话线走，它们会把您引到司令部的。”

　　“米谢尔斯基回来了吗？”

　　“回来了，还带回来几个俘虏。”

第十七章

　　鲁缅采夫进入了一个村子，他在这儿的一条街上突然把马勒住了。他看见了一所房子，其实不是一所房子，而是一所灰砖砌成的大敞棚，象一个汽车间——有着同样宽阔的双扇门。门上有个小窗。有三道带刺的铁丝网代替围墙围住了房屋，它们远远地伸入围着这所房屋的菜园深处。铁丝网缠绕在坚硬的槲树椿上，在树椿与树椿之间胡乱交叉地缠绕着。沿着这道特别的围墙，每隔十到二十公尺就有一座不高的四方形木望楼，楼顶是三角形的。

　　一个围着铁丝网和望楼的那座大远子堆满了粪便和碎纸片。这一切——一所没有窗子的灰色敞棚、一座院子、生锈的铁丝网和几座望楼——合在一起，显现出一副叫人讨厌的可怕样子。

　　鲁缅采夫跳下马，把缰绳交给齐比列夫，他自己缓步走进了这座棚子。水泥地上铺着稻草，稻朝上还留着人体压过的痕迹。墙上缭草地写着俄文和乌克兰文的题词——这是极端绝望而又满怀希望的被压迫的人们的心灵的流露。

　　不，这不是集中营，而是俄国战俘们和奴隶们的简陋住所。他们被赶到村子里来做田野的工作，而在红军到来之前不久又给匆匆地驱走了。这不是什么梅达涅克，而是给“东方工人”居住的营房。

　　最叫人害怕的是，这所有围墙和几座性望楼的灰色房子是跟别的木房子并排的。它的右边有一所没有铁丝网，漆成白色的简陋房子。院子里还有公鸡的啼叫声。左面立着一所灰色小屋，窗子上还挂着窗帏。固然，本村的居民都逃走了。可是他们几天前还在这儿住着，因为他们，这些人，在跟铁丝网的围墙直接相连的菜园里安静地种植了白菜和萝卜！对面也有几所房子——一些简陋的木头住房。

　　鲁缅采夫走出棚屋，跨上马，很快就到了侦察兵那儿。他在这儿摘下那顶深红色帽圈的‘平时’军帽，愤怒地把它塞进了手提箱，脱下军大衣，戴上战斗帽，穿上一件短棉袄，束紧皮带，把手枪藏在怀里，然后打量了一下在院子里排着队站在他面前的侦察兵们，说道：“喂，弟兄们，我们去把施奈德穆尔攻击下来！战争继续进行。要不然我就会老是在各处游荡……一会在集团军司令部里，一会跟随着长官，一会儿又在天知道的什么地方！”

　　那时候奥加涅相正在审问一批新的俘虏，就是米谢尔斯基和他那一队人捉来的俘虏。这儿没有一个第七十三步兵师里的人，但是他详细地审问着这些德国人，因为鲁缅采夫交给他一个任务：明确敌人在施奈德穆尔的布署。

　　一个肮脏的彪形大汉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情报，原来他是德军要塞营营长的传令兵。据他供述，城里有一所布郎堡骑兵学校，驻扎着海军第二十三中队、两个要塞机关枪营，还有十营国民军、一个警卫团和一个坦克团。

　　这个俘虏每说一句话，总要呻吟、叹息和挥手——这个颓丧的、什么都不相信的德国人对一切都挥手。

　　“啊，对啦，”他说，“希姆莱到这儿来过！”他说到希姆莱的时候也挥手，好象是说：“他在这儿又能做些什么呢？”

　　“不错，五天前希姆莱到这儿来过，他任命党卫队勒姆林格中校做城防司令。”他又挥了挥手，“勒姆林格在这儿又能做些什么呢？”

　　“你为什么还要抵抗？”奥加涅相提出了这个早已是老掉牙的问题。

　　“唉……对啦……”德国人说，叹了口气，“命令是命令！……”他又挥了挥手，这一次他是对自己和对那些被纳粹们强迫着作战的伙伴挥手，虽然每个人都明白，再打下去已经是没有意思的了。

　　鲁缅采夫叫安东纽克把全部材料报告给师长和马雷舍夫，他自己带着侦察兵们到前线去了。

　　敌人在东面，在战争中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莫斯科附近，那时候鲁缅采夫是突围出来的。鲁缅采夫想到突围，又想起了塔尼亚。

　　“您结过婚吗？”他向默默地跟他并排走着的司务长伏罗宁问道。

　　“没有，”伏罗宁笑了笑，“没有机会。柏林一攻下，我就立刻回家去结婚。”

　　“这么急？！”鲁缅采夫打趣说，“有未婚妻了吗？”

　　“怎么没有？”伏罗宁回答，“谁没有心上人呢？我将来回到家里，当然要问问她在那儿的生活情形。哦，对啦……我有一个侦察兵在那儿，”他狡猾地眨了眨眼睛，“我的妹妹跟她在一个工厂里做车床工人……她把卡佳的情形都写信告诉我。她生活怎样，跟谁在一起……总之，什么都……”

　　“这不大好，”鲁缅采夫严厉地说。“可能有人会说她的坏话，你马上就相信吗？”

　　“为什么马上就相信？”伏罗宁回答说，鲁缅采夫的态度使他有点儿奇怪。“只有傻瓜才会一下子就相信……”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严肃地说，“我的卡佳是个好姑娘，我并不怀疑……您有了心上人吗？”

　　鲁缅采夫向在他左边静静地走着的齐比列夫悄悄地瞥了一眼，说：“还没有。”

　　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一颗迫击炮弹的爆炸声，鲁缅采夫继续说：“这下你明白了吧？想老婆还早呢？”

　　他们走进了一个村子，在它的边缘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塔。不知道这座塔为什么造在这儿：它是当作古迹供人们欣赏呢，还是作为火警了望台呢？可是鲁缅采夫马上就欣赏了它的好处，决定在这儿设立师长观察所。它走上螺旋形楼梯，用望远镜观察。笼罩着潮湿的蓝色烟雾的城市在他眼睛展开了。屋顶上的红瓦是潮湿的，右边是火车站，左边是一所大工厂的几座不冒烟的烟囱。

　　鲁缅采夫派一名侦察兵送报告到司令部去，他自己和其余的人继续前进。他们走过在挖掘着战壕的分队，走过新的炮兵阵地，走过配在山谷里的迫击炮，走过烟雾腾腾的行军灶。士兵们在各处奔忙、安排、生篝火，咒骂着这座阻挡他们向柏林前进的城市，虽然在三个星期连续不断的进攻以后他们已经极度疲劳了。

　　这种情况使人感到在进攻时期中差不多已经被忘掉了的堑壕站的气氛。侦察兵们沿着交通壕走，一会儿跨过一个睡着的士兵，一会儿跳过一个还未全部完成的堑壕地段里的土堆。

　　鲁缅采夫沿着战线走，一边跟连长们、排长们和士兵们——主要是机关枪手们和狙击兵们谈话，又跟团侦察兵们、工兵们和炮兵观测员们谈话，详细地询问他们所看到的一切，然后把这些材料记录在地图上和观测要图上。他尽力把一切都做得尽可能的详细。各团将在拂晓发动攻击，所以必须了解和概括德军的防御配系、火力点和工程障碍的配置。此外，应该忘掉塔尼亚，鲁缅采夫诚心地努力想忘掉她。固然，在听指挥员们说话的时候，他有时侯突然发觉自己在想念的是塔尼亚。在这样的时候，他就严肃地蹙着额，去想西斯克雷洛夫将军。军事委员严厉而安详的面孔在他的记忆里浮现出来了。而这个会议每次都鼓励他，使他专心于自己的工作。

　　他沿着师的战线从南向北走，那张城市全图上渐渐地打满了标志出德军大炮、坦克、机关枪位置、铁丝网和布雷区的各种记号。

　　他毕竟又一次想到了塔尼亚：他在掩蔽壕里的机枪眼旁边，偶尔遇见了他的旅伴——那辆有名的马车的“主人”丘霍夫上尉。

　　丘霍夫上尉看见少校——那个“洁癖者”，穿着一件短棉袄，腰间挂着两颗手榴弹，率领着师侦察兵们，大为诧异。更使他惊奇的是他知道这个少校就是赫赫有名的、勇敢的、始终好运气和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师侦察队长鲁缅采夫，关于这个人，士兵们中间流传着有关他的许多事情。

　　丘霍夫很窘。鲁缅采夫也觉得很窘，但是原因是完全不同的：整个世界仿佛商定了要使他想起那个柯尔切娃！他皱着眉头，说：“我们又碰到啦！唔，说吧，你在德国人那边看到了什么……”

　　丘霍夫把他所看到的情况简短地告诉了鲁缅采夫，又在城市图上指出了他和他的士兵们所观察到的火力点的配置，这图是鲁缅采夫的图，他觉得很高兴，因为他的地图已经发到了各步兵连长的手里。

　　当鲁缅采夫把丘霍夫的情报记录在自己的图上的时候，丘霍夫把他打量了一下。端正的侧面，一个稍微向上翘的鼻子，漂亮的嘴唇此刻紧闭着，额角高而发亮，有一头淡黄色头发。丘霍夫心里有一种嫉妒似的东西在搅动——不是对鲁缅采夫的荣誉的嫉妒，而是对他那清楚地可感觉到的心地澄澈和没有任何类似炫耀的行为的嫉妒。

　　鲁缅采夫收好地图，说：“走，我们去观察一下。”

　　一个侦察兵坚持地轻声说：“近卫军少校同志，您该睡一会啦。您有好几夜没有合过眼了。”

　　“对呀，”另一个支持他，“我们自己去观察吧。”

　　“我睡过了，”鲁缅采夫反驳。

　　“什么时候？”第一个侦察兵问，“我们可没有看见……”

　　“我从集团军司令部回来的路上睡过了。”鲁缅采夫说，他想起了前天晚上他和塔尼亚一起“值班”的见证人在这儿，立刻脸红了。他赶紧补了一句：“我跟军事委员同车的时候打过瞌睡……”

　　“您没睡过，近卫军少校同志，”一个四方脸的侦察兵抱怨地说。

　　“别提啦，”鲁缅采夫打断了他的话。“走吧，跟我们一起走吗？”他问丘霍夫。

　　丘霍夫跟侦察兵们一起出去了。雨雪交加，他的士兵们叫它做“法西斯小雨”。堑壕横过一条丘岗，他们在它的东面斜坡上停下来。

　　“这儿很适宜，”丘霍夫说。

　　鲁缅采夫用望远镜查看了一下，对丘霍夫微微责备地说：“你们离德国人这么远就挖了壕沟……”

　　士兵们坐在堑壕里，他们在谈话。鲁缅采夫侧耳静听。一个黑胡子的上士显然在谈论政治。他站在一挺轻机枪旁边，一边凝视着堑壕前面灰色的烟雾，一边讲着话，不时掉过头去望望用心地倾听着他的话的士兵们。

　　“……希特勒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可是他没有动过老板们一根毫毛。这一点，我们都明白：法西斯分子都是资本家的走狗。为什么希特勒还是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呢？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正确的先进思想。它同工人阶级血肉相连，劳动人民不能把它放弃。劳动人民要不是受了骗，绝对不会拥护希特勒的。事实是，德国工人……被这个强盗骗了。”他停了一会，接着沉痛地说：“我是一个煤矿工人。唔，德国也有煤矿工人。我老是想：德国煤矿工人和矿工们怎么会让这样可怕的事情发生呢？他们怎么会向我们俄国煤矿工人进攻呢？他们怎么会替那些制造轰炸我的故乡的矿坑的容克飞机的工厂采煤呢？我一生在故乡的矿坑里做工，那儿工人就是主人。他们怎么会受这样的骗呢？我得承认，我没想到煤矿工人会受骗到这样的程度！”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阴郁地解释说：“我说煤矿工人，是举个例子的……总之，我是说工人。自然，现在我们应该表现出伟大的工人阶级的苏维埃意识，而且要懂得，为什么不要笼统地仇视德国人，不要仇视全体德国人：既恨那些骗子德国人，又恨那些受骗的德国人。斯大林同志始终是这样的教导我们的……”

　　“是您的？”鲁缅采夫赞佩地点了点头，小声问丘霍夫。

　　“党组长斯里温科，”丘霍夫回答。

　　“他说的对，”鲁缅采夫说，狡猾地眯着眼睛。“明白道理的人，不象某一些人。”

　　丘霍夫脸红了：他很明白，鲁缅采夫所指的是什么。侦察兵显然想起他们不久前的争执了。

　　斯里温科忽然停住不说了，接着他叫喊起来：“瞧，德国人在移动！”

　　德国兵的微小的身影越过了铁路的路基。

　　“通知炮兵，”鲁缅采夫说。

　　丘霍夫飞快地跑进自己的掩蔽壕去打电话。我们的炮队和德国人的炮队差不多同时开火了。炮击持续了十分钟之久，德国人的炮弹在稍微偏左可是很近的地方炸开了。

　　“卧倒！”鲁缅采夫说，一边继续察看着。

　　他根据火光、炮声和爆炸力，测定了敌人的炮兵阵地和大炮的口径。鲁缅采夫在这方面的本领是无敌的——炮兵们常常向他讨教。他一边仔细地察看并侧耳倾听，一边喃喃地自言自语。

　　“对啦……七十五公厘……好……车站与机车库之间的基准线上还有一门同样口径的炮。好啦，哎呦？！一百五十五公厘以上……就是它……卧倒，弟兄们！”

　　他微微俯下身子。紧跟着刺耳的啸声，一颗炮弹在堑壕后面炸开了。离丘霍夫的掩蔽壕不远的一棵孤零零的赤杨树被炸得粉碎。一片片沙地四下飞散了。鲁缅采夫朝四周望了望，看见了连长。丘霍夫站在土堆上，上半身露出在堑壕外面，抽着烟，这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就好象他从前坐马车的时候一样。鲁缅采夫半讽刺半赞赏地笑了笑，心里想：“好一个爱出风头的家伙！不过他的大胆是没有话说的！”

　　“把身子弯得低些！”他说，“干么白白地冒险！”

　　丘霍夫听从了他。

　　炮击就象开始一样，突然结束了。

　　“走吧，”鲁缅采夫转脸对侦察兵们说，“必须向师长报告这里的情况。”他亲切的同丘霍夫握手告别，并且又说道：“您的党组长，真了不起！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侦察兵们已经走远了，可是丘霍夫又在堑壕里站了一会。

　　丘霍夫很勇敢，而且他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不能不觉察到鲁缅采夫的勇敢是更加纯洁的。

　　鲁缅采夫并不炫耀他的大无畏精神。他站在堑壕里不是因为他想表示给人家看他的本领，他是为了工作才这样做。丘霍夫看到了侦察兵们对鲁缅采夫的爱戴。第二连的士兵们都尊敬丘霍夫，可是在他们对待丘霍夫的态度中，显然没有象鲁缅采夫在士兵中间所享有的那种亲切和几乎近于盲目的信任。

　　丘霍夫有很年轻的人们所固有的那种模仿他们所敬佩的人物的愿望。可是他立刻又“把自己包围起来”，他觉得自己这种心理很可鄙。

　　鲁缅采夫在回司令部的途中想着丘霍夫，说句老实话，与其说是想念他，倒不如说想念着前天和他一起的、显然是和塔尼亚的最后一次会面。

第十八章

　　女护理员对鲁缅采夫所说的话中流露出对塔尼亚的恶意，不是偶然的。医疗营里的人们起先都很喜欢塔尼亚，可是近来却一致地责备起她来了。

　　问题在于：一个多月来，军部的一个上校谢苗·谢苗诺维奇·克拉西科夫对塔尼亚特别注意起来。这个人年纪比她大一倍，是个仪表堂堂的军官，在各师里，他以严厉和个人的勇敢而出名。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年纪和塔尼亚差不多的女儿。

　　如果同事们对塔尼亚都漠不关心，那么这件事或许不会使她们焦虑不安了。然而她们都喜欢塔尼亚，所以她们都苦恼地对她失望。塔尼亚最亲热的女友玛丽雅·伊凡诺夫娜·列夫柯耶娃特别愤怒，她是医疗排排长，一个小眼睛、高个子、爱唠叨的黑发女人。真的，她对男人总是格外不信任。她喋喋不休地呵斥那些在士兵或军官中间有了‘朋友’的女护理员。

　　“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过去吗？”她说，“放心吧，战争不会放过这种事情的！你们以为这不会给人家知道吗？你们以为就要回家，开始过新的生活吗？胡说八道！世界是狭小的，亲爱的姑娘们！相信我的话吧！”

　　医疗营里的姑娘们有没有听从她的劝告，不得而知。至于塔尼亚，她曾经向玛莎直率地声明过，她不愿意听她的教训，而对女友的铮言，她只报以温柔的一笑。

　　这一笑倒把玛莎说服了。塔尼亚的笑总是使人感到心里快慰：在她的笑里人们充分感觉到停心地的善良。她的笑马上改变了大家对她的整个印象。当她脸色严肃并在她额上两道黑眉之间出现一条严厉地笔直的皱纹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她是严厉的、不容易接近的，甚至有点儿凶。可是她只要一笑脸，立刻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体态匀称的女人的心地是温柔而爽直的。

　　伤员们都不知道她的姓名，他们都是这样称呼：“那个笑眯眯的女医生。”

　　在塔尼亚动身到集团军卫生处出席外科医生会议前，玛莎（有好多次了）想跟她倾心地谈一会。

　　玛莎不敲门就走进了塔尼亚的房间，在门旁站了一会，不知为什么违背了她的习惯，用两只手在军大衣口袋里摸索，好象在找什么东西一样。接着她突然抱住塔尼亚，甚至哭泣起来。

　　玛莎的眼泪使塔尼亚很不开心。她厉声说：“您为什么哭我？您为什么伪善地不作声，佯作笑脸？总之，是谁请求您监护我的？谢苗·谢苗诺维奇是个很善良而可爱的人啊……”

　　“好人！我们知道这些好人！”玛莎嚷道。

　　“你多么糊涂呀！”塔尼亚笑了起来，“为了使您安心，我可以告诉你，谢苗·谢苗诺维奇只不过把我当作一个好同志而已……”

　　“请别笑啦，”玛莎用手遮住，不愿看见塔尼亚的笑容。你是怎样想的？他想把你收做干女儿吗？突然爱怜起孤儿来了？好吧，随你的便……上校老是缠住你，向你献殷勤，他对别人很严厉，可是对你多么亲切啊，他教你开汽车，显然，你觉得高兴……可是这使我厌恶！”

　　她走了，怒冲冲地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塔尼亚很喜欢克拉西科夫，一个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对待她亲切而又恳切，或许，甚至还爱着她，这的确使她受宠若惊。她非常敬佩他的勇敢，关于这一点她听说过很多了。固然，塔尼亚毅然决然地阻止了克拉西科夫把谈话转入谈情说爱的种种企图，不过她只是开玩笑地回答他。

　　从外科医生会议回来后，塔尼亚就去见医疗营营长鲁特科夫斯基上尉，那次放肆地坐马车行为和同鲁缅采夫的以外相遇还留在她的记忆中，当他们正在谈话的时候，克拉西科夫打来了电话。鲁特科夫斯基把听筒交给她。

　　“您已经回来啦？”克拉西科夫高兴地说，“您的旅行怎样？”

　　“很好！”塔尼亚回答。“我在波兰离开了自己的部队，而在德国回到了它那儿，您知道，我是怎样进入德国的吗？您永远猜不到。坐马车来的！坐了真正的伯爵的马车。”

　　“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呢？”克拉西科夫问，“或者，您到我这儿来？好吗，我派人来接您……今天您没有什么事。开一会汽车吧……”

　　她同意了，现在她到餐室里吃午饭去了。

　　午饭已经开过，医生们都已经散去。女厨子，一个身材矮小、眼睛乌溜溜的乌克兰姑娘，给塔尼亚端来了第二道菜，在她身边站住，两只手交叉地按在胸口。她说：

　　“那么，战争快要结束了吧。塔尼亚·伏拉基米洛夫娜，您没有到过日密林卡吗？”

　　她老是用这种奇怪的方式——爱称和父称称呼她，塔尼亚倒也喜欢这样的称呼。

　　“没有，”她回答，“怎么样？”

　　“我是日密林卡人。”女厨子羞怯地笑了笑，好象谈什么秘密事情似的。

　　“你想回家吗？”塔尼亚猜测。

　　“是呀。”

　　塔尼亚说：“可是我家乡的城市全给毁了。尤赫诺夫。一座小城市。大概您没听过这个城市吧？”

　　“怎么没听过？我听过的，在苏联情报局的战报里。”

　　塔尼亚从餐室里走出来。汽车已经在等着她了。飘着雪花，雪花慢慢地落在光滑的车身上，然后慢慢地融化。司机在潮湿的玻璃查后面打着瞌睡。塔尼亚打开了门，坐在他旁边。他惊醒了，跟她打过招呼后，问道：“您要坐到驾驶盘后面吗？”

　　“不，您自己驾驶吧。”

　　塔尼亚望着路旁光秃秃的树木，一边悄然微笑一边想着鲁缅采夫以及和他的两次相遇。可是塔尼亚一想到他们今天分别的情形，她的笑容就消失了。鲁缅采夫不知怎的同通很冷淡地告别了。他看见了他的师里的汽车，就急忙地赶去，仿佛他必须跟这些车子一同走似的。

　　克拉西科夫居住在军部所驻扎的村子里一所前面装有铁栅的小屋里。一只黄鹦鹉在窗口的一只大笼子里跳来跳去，这是逃跑了的房东留下的。鹦鹉用尖锐的喉音欢迎进来的塔尼亚。

　　“再见！”

　　克拉西科夫不在屋子里。一会儿，他打来了电话。克拉西科夫平常说话总是有力而且响亮的，笑声如雷，现在他却低声说：“塔涅奇卡……请原谅，西斯克雷洛夫将军来了，出乎意料之外……”

　　“好，我等着，”塔尼亚说。

　　“不，不，”克拉西科夫踌躇起来了。“不必等我，我不会马上有空的……”他更坚决地一本正经地补充，仿佛对一个参谋说话似的：“我们面临着一个复杂的战斗任务，必须准备一下。您去转告您师里的人做个准备，再见。”

　　“再见！”那只大鹦鹉又叫了一声。

　　老实说，塔尼亚是带着一种模糊的恼怒的心情回去的。她不是对克拉西科夫生气，可是她讨厌他腔调里的某种东西，最可能的是，克拉西科夫对军事委员的那种惧怕使塔尼亚感到不快。

　　塔尼亚没有猜错。克拉西科夫确实有点儿害怕西斯克雷洛夫。军事委员的严格要求和对缺点的敏锐的注意是众所皆知的。此外，西斯克雷洛夫不容许“行军中的恋爱”。将军每次碰到克拉西科夫，总要问起他的妻子和女儿们的情况。

　　他是不是故意这样做？他是否知道了克拉西科夫正陷入热恋之中？这是很可能的：一个将军对于军官们的工作和生活的熟悉，常常使他们诧异。

　　西斯克雷洛夫到军部去了片刻。他到坦克部队去是为了执行总司令部的一个非常紧急的命令。随他同去的有一个坦克将军——刚开到前线的新坦克兵团的司令员。军长和副军长们都在集团军司令部里，所以军事委员跟克拉西科夫谈了十五分钟。

　　西斯克雷洛夫对克类西科夫的印象并不坏。他很重视他的坚毅、勇敢和无可置疑的组织能力。固然，将军认为克拉西科夫不善于独立思考。可是他执行得都很正确。

　　西斯克雷洛夫有时侯对这种机械式的执行很不满。在举行会议或者发布命令的时候，军事委员总希望有人提出异议——有切实理由和异议和根据部下个人经验的修正。在争议的时候，他很兴奋，热烈的辩论，最后考虑各种意见，并作出决定。

　　将军坐在克拉西科夫对面，脸色是严峻和看不透的。他听取了克拉西科夫的报告，向他作了关于改进军部各兵团后勤部队工作的指示，并指出了指挥部进入德国领土后所面临的许多新任务。他说，在这儿，必须给予军纪的破坏者以最严厉的处罚。

　　“是，”克拉西科夫回答。

　　西斯克雷洛夫皱着眉头望着他，克拉西科夫不加思索马上就同意了他的意见，这使西斯克雷洛夫不满。他继续往下说：“自从德国人侵略我国以来，就很不容易约束我们的士兵了。您觉得怎样？”

　　“对，将军同志，确是如此。”

　　“然而这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对他们作详细而耐心的解释，同时也要采取惩罚和其他的措施，直至送交军事法庭。我们把法西斯主义消灭后，使德国人民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德国，并集合力量来跟强大的金融寡头作斗争——顺便提一下，不仅仅是德国的。不是所有德国人都是敌人。必须学会区分他们。”

　　“是，将军同志。”克拉西科夫说。

　　“但是，”西斯克雷洛夫把目光转向窗口，不满地说：“必须教育德国人，使他们的子孙都牢记着：跟俄罗斯尚且不可以打仗，跟苏维埃俄罗斯就更不可以打仗。”

　　“明白了，将军同志。”

　　“您明白什么？”将军出其不意地问。

　　克拉西科夫惶惑了。于是西斯克雷洛夫明确地说：“您必须禁止您的军里有破坏纪律的行为，无论我们的士兵的复仇的怒火是多么急切。”静默了一会，将军又问：“家里来信说些什么？您的妻子和女儿们都好吗？”

　　“都很好。”

　　将军站了起来。

　　“要不要我陪您去？”克拉西科夫问。

　　“不需要。”

　　克拉西科夫送将军上了汽车，垂下两手笔直地站立着，一直到汽车和跟在后面护送的半履带式装甲汽车在苍茫的夜色中消失不见了才回去。

　　他觉得有点儿对不住塔尼亚，虽然他很想看见她，但是他不敢再往医疗营打电话。

第十九章

　　行军后的第二天，医疗营在一个隐藏于施奈德穆尔城郊森林的深处的村子里驻下了。早上搭起了帐篷。配药室主任一边叽

　　哩咕噜抱怨，一边打开药箱。

　　塔尼亚在晨光中洗了脸，穿上罩衫，走到她的帐篷里去了。鲁特科夫斯基站在附近的十字路口，被几个老头儿和老婆子围住了，他们用德国话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原来他们是在探问，他们是不是可以留在村子里，还是必须迁出去。虽然没有人驱逐过他们。

　　塔尼亚看见他们，吃了一惊。

　　这不是因为她很天真，以至没有想到在德国会碰见普通的老头儿和老太婆。可是在四年可怕的岁月中，她心里对德国人积下了那么深的仇恨，她简直不能承认他们是也有感情、思想和人的其它品质的。“德国人”这个词儿会使她想起那被烧毁的城市和乡村，在这些城市和乡村里的俄国人只得住在地下，想起了黑色飞机用机枪扫射妇女和儿童们，想起了被炸的救护列车，想起了在俄国一条大河附近一座无名的小山岗上阵亡的丈夫。

　　她冷冷地看着那些哭哭啼啼的老头儿和老婆直。她觉得他们的泪水是无耻的。他们使别人流了那么多眼泪，他们竟然还有脸哭泣！

　　她觉得奇怪，德国竟然也有象在她的故乡尤赫诺夫一样的菩提树和橡树。她又奇怪，居住在这儿的老头儿和老婆子们都有寻常的皱纹，寻常的眼泪。只是他们那难懂的德国话又增强了她对他们的憎恨。这至少是一种确凿的证据：他们都是德国人。

　　可是，即使如此，他们毕竟还是人哪。塔尼亚终于怜悯他们了：他们露出的恐惧的样子，一种被克制的焦虑不安，仿佛用雷声震聋的耳朵倾听着他们看来是敌对的可怕的世界。一个高高的、秃顶的老头儿，把帽子抓在手里，用恳求的口吻操着俄语对塔尼亚说：“同志……同志……”

　　他在哪儿学会这个字？或许他在一九一八年跟俄国革命士兵们交过朋友吗？从一个敌对的瘪嘴的德国人口里听到祖国的语言是使人不快的。这个字里面除了献媚和恐惧以外，是不是还包含着别的什么意思呢？

　　“您想到我们是同志已经迟啦。”塔尼亚心里想。

　　第一批伤员开始送进来了。从伤口的性质来看就可以断定战斗的性质。这是向敌人预先筑好的非常坚固的防线的进攻。大多数是四肢重伤——触地雷炸伤的。

　　伤员们看见了塔尼亚，差不多马上都停止呻吟了。一个男子汉在一个年轻而漂亮的女人面前叫喊呻吟，是怪难为情的。“她不太年轻吗？”那些年纪大些和经验多些的人们心里想。起先他们甚至把她当作女护理员：她看起来多么年轻啊；即使穿着白罩衫看起来也还不满二十五岁呢。可是，不，这是个医生。女护理员们在她身边恭敬地忙碌着，只要她说几个字或用眼睛一瞟，她们就懂得她的吩咐。她那对灰色的眼睛里充满着镇静的信心，只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有这种信心。伤员们都信任地望着她，甚至竭力摆出笑容，以博取同情和称赞。

　　她说：“好样的！这才是一个士兵！这样年轻，可是这么了不起！”

　　或者说：“年纪这么大，可是这么了不起！”

　　有时侯她变得话很多：那常常是在施行最困难的手术的时候。

　　“怎么样，痛吗，亲爱的？”她问，微微地笑着，甚至有些儿挤眉弄眼。“别看自己的伤口，这没有什么好看的……难道您懂得伤势吗？有些看起来似乎又大又可怕，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伤员们不断地到来。血淋淋的棉花团使她的眼睛发花了。总是爱说爱笑的、活泼的女护理员们现在都在塔尼亚身边聚精会神地忙碌着。

　　塔尼亚觉得她在调配帐篷里看见的一张伤员的脸，好象是见过的。她回到手术台以后，竭力回响了一阵子，她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一个腹部受伤的人被抬进来了，接着是一个面部给火灼伤的炮兵。露出在雪白的纱布面罩上的一对灰色大眼睛平静而安详地瞧着这一群血淋淋的、呻吟着和叹息的人们，而一双戴着橡皮手套的纤细而灵巧地手不停地动着。

　　医生们和女护理员们不时地走到她跟前来询问、讨教和请求帮助。她慢慢地走到邻近的手术台前，或者只是远远地微微伸着脖子，细心地查看伤处，然后点点头，或者相反，否定地摇摇头，一边低声说着什么，一边继续做她的工作。

　　玛莎有时侯跑到帐篷里来，关切地向塔尼亚望了片刻，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地方，在那儿说：“她将来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当然，要是男人们不冲昏她的头脑！……”

　　她找到鲁特科夫斯基，凑着他耳朵大声说：“您叫她吃点东西吧，她从早晨站到现在！哪怕喝些茶也好！您简直要把她折磨死啦！”

　　下午两点钟克拉西科夫坐着汽车来了。

　　“哦，你听到了什么消息吗？”他问鲁特科夫斯基。

　　鲁特科夫斯基报告了治疗过的和还没有治疗的伤员的数目。

　　“什么时候往后方送呢？”

　　“晚上，上校同志。”

　　克拉西科夫走进了外科手术帐篷。

　　他第一次看见塔尼亚在工作。他期限只注意到她穿着束腰的白罩衫显得很苗条。可是上校看到她那精确而充满自信的动作，听到她那镇静的声音，便对她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很奇怪，同时对自己也充满了无限的敬意。他兴奋地想：“我没看错……一个优秀的女人……”他久久地望着她的背影，然后他蹑着脚出去了。

　　塔尼亚觉得面熟的那个士兵，给放在她的手术台上了。塔尼亚用夹子取去了他右手上的绷带，发现手关节必须截掉，它已经碎了。

　　“不要紧，”塔尼亚说，“忍一忍吧，你现在会觉得有些儿痛，我给你洗伤口，忍一下吧，黑眼睛。”

　　“我是……”他轻声说。

　　现在她认出他来了。他就是“马车夫”。她想起了他坐在车夫座上的那股英雄气概，她的心开始跳得很厉害。

　　女护理员看出她的脸色突然发白，于是说：“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您该休息啦。”

　　“是的，也许，”塔尼亚同意了，一面想念着鲁缅采夫。“但愿他，鲁缅采夫，没有遇到什么以外就好啦！”她想。

　　她克制了这种刹那间的衰弱，又开始施行手术。“马车夫”用断断续续的声音数着：“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因受了麻醉而痛苦地睡着了。

　　手术完毕后，玛莎轻轻地走进了帐篷。她作出恼怒的样子来掩盖她的喜悦和同情，说：“请您马上去睡吧。伤员不多了。我们没有您也对付得了。”

　　塔尼亚顺从地洗净了手，脱下沾了血污的罩衫，穿上军大衣，就从帐篷里出去了。天色已经黑了。凛冽的寒风在黑黝黝的房屋间呼号。她在街上走着，什么也不想，她走到村子边缘附近时，才清醒了过来，听见后面传来了鲁特科夫斯基的声音：“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您总得去睡睡呀。”

　　她转过身，用恳求的口吻说：“我马上就回去，让我稍微透口气吧。”

　　她往医疗排所驻扎的屋子走去，在前室里已经听得见呻吟声和轻轻的说话声，值班的女护理员们都站起来，向塔尼亚报告伤员们的情况以及某人的病势恶化了。

　　塔尼亚慢慢地沿着病床走，一边倾听着伤员的谈话。

　　“德国人还在抵抗，”一个伤员说，用左手搓着烟卷儿。受伤的右手用绷带包扎着。这个士兵坐在床上，他的脸是安详的，他说的话也是安静的：“现在什么东西能够挡住我们呢？现在谁也抵挡不了我们了。”

　　“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还是逃跑。”另一个伤员说，“他们再往哪儿逃呀？逃到美国人那儿去吗？”

　　“哎呦！”第三个伤员呻吟起来了。这个人躺着，虽然如此，他也想要发表意见，他一边喘息，一边呻吟着说，“如果想一想，就可以知道法西斯分子跟他们的确相处的很好……他们是一丘之猡啊。”

　　“马车夫”躺在其中一张床上。他脸色苍白。他的名字叫做卡里斯特拉特·叶夫格拉夫维奇，他告诉塔尼亚的就是这个名字；这个气派的长名字和他的年轻的脸庞很有些不相称。

　　“您不认识我吗？”她问。

　　原来他还在早上就已经认出她了。可是，显然他觉得不便对她说明这一点。

　　“那时候我们想不到会这样的见面。”他低声说，停了一会儿，又轻轻地探问：“我的手怎样了？战时我是工兵，可是我的本行是木匠，没有手可不行啊……”

　　“会好的，”她说，避免了正面的回答。

　　虽然伤员们象往常一样呻吟着，可是塔尼亚在这些伤员身上，几乎在全体伤员身上，察觉出一种她从来没有见过的特点。他们并不因为没有给打死而很幸运地只受了伤而感到满足，现在他们只是由于不能继续作战而苦恼着。柏林已经近在咫尺，可是他们多么难为情呀。

　　从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伤员们静静地听着这些炮声，颇有与世隔绝之感，有如老年人倾听着关于苦难的可是青年的黄金时代的故事。

第二十章

　　各方面都来催促谢列达将军。军长和集团军司令员差不多每小时都来电话询问，他要多久才可以攻下施奈德穆尔。别的师已经逼近了奥德河，而谢列达还不能攻下这座微不足道的小城。

　　从前施奈德穆尔被公道地称做“要塞”，可是如今集团军司令员却极其蔑视地把它称做“微不足道的小城”。他甚至微微挖苦地叫谢列达读一读论述几个城市的巷战、特别是论述斯大林格勒的消灭被包围在它里面的敌军的巷战的那些通俗小册子。

　　“是！”谢列达回答道，他的脸气得通红。

　　将军就待在侦察队长鲁缅采夫为他选择的那座当作观察所的塔里。这座塔突出在村子边缘，距离施奈德穆尔一公里半。从这座塔上用炮兵测量镜，可以相当清楚地望见全城，被炮弹炸毁的房屋中间的德军阵地、横在城郊街道上的障碍物和木栅、一座大桥和铁道路基，敌人在铁道路基上布置了机枪巢。

　　在左边望得见“阿尔巴特罗斯”工厂的建筑物，这座工厂是德军实施抵抗的中心，在那儿隐藏着机关枪手和手持着反坦克武器“浮士德巴达龙”的人。坦克不时从建筑物后面冲出来，打了几炮以后又躲起来。过了几分钟就又在别的地方出现了。

　　鲁缅采夫和师长都在观察所。这儿配备着观察所应有的普通名额的人员：几个参谋、炮兵和通讯兵。装着食物的热水瓶和莫斯科报纸是用运输马车运来的。这些报纸都是七八天前的，鲁缅采夫记起了他昨天读过的柏林报纸，他想到莫斯科远了而柏林却近了这个令人愉快的事实，不禁笑了笑。

　　谢列达将军在观察所上难得会坐稳：一会用望远镜观察敌人，一会儿斥责通讯兵们：收音不清楚、时常中断，一会亲自去校准炮队的射击。

　　现在他靠近塔的拱形窗口一动不动地坐在地图前面。

　　进攻非常缓慢，德国人差不多不停地反攻。在敌人被包围的第二天，一架德国飞机在城市上空投传单。鲁缅采夫拾到了一张，拿去给师长看。这是给守军不惜代价坚守的命令——“别把‘柏林的钥匙’交给布尔什维克”。施奈德穆尔是被这样称呼的。传单结尾用粗大的庄严的哥特式字体印着一句话：坦克来支援你们啦。

　　“真不要脸！”师长大怒，“什么坦克？从哪儿来的？啊，哈，吹牛！”

　　普洛特尼科夫沉吟了一会，说道：“慢着，得给这些施奈德穆尔的傻瓜们开开眼界。这件事让我去干。”他转脸对鲁缅采夫说：“找两个俘虏来，要挑聪明些的。”

　　晚上，政治部人员把一架扩声器搬到了前线。奥加涅相跟着他们一起去了。加林少校拟好了一篇告施奈德穆尔守军的宣言。奥加涅相紧张地工作了许多时候，把它翻译成德文。一切都终于准备妥当了。

　　这天晚上鲁缅采夫来到前线，他在一个营的堑壕里找到了参加无线电广播的全体人员。奥加涅相在全神贯注地复习他的文稿。两个俘虏拿着铅笔，在纸片上草拟着自己的讲词。奥加涅相读了一遍，翻译给加林听，并且跟德国人就各项细节谈了很多时候。照鲁缅采夫开玩笑的说法，德国人表现得很积极，一会儿这个问，一会儿那个问，要不要把“这个或那个”补充进去，“可以使作用更大。”

　　奥加涅相开始讲话了。

　　德国话在万籁俱寂中传播着。甚至机关枪也沉寂了。德国信号兵也安静了。

　　直到一个德国俘虏开始讲话的时候，德国人这才表现出生命的迹象。附近充满了迫击炮弹爆炸的巨响。接着一门速射炮轰击起来了，它仿佛因为要遮住讲话声而透不过气来似的。

　　但是俘虏在射击的间隙中讲完了话。

　　鲁缅采夫奉命到团长契特里科夫中校的观察所去了。原来师长为了检查拂晓进攻的准备到了那儿。

　　除了塔拉斯·彼德罗维奇和契特里科夫以外，在观察所上还有米加耶夫少校和师的炮兵指挥，身材魁伟的西苏赫中校。

　　将军问团长有没有把人调到敌人附近去，以便作更近的突进。契特里科夫说，已经调上去了。

　　“我们走吧，”师长说。

　　他向前线走去，他们默默地走着：将军走在前面，跟在他后面的是契特里科夫、西苏赫和鲁缅采夫，再后面是传令兵们。米加耶夫少校奉将军的命令留在观察所里。

　　将军在第一营营长的观察所旁站住了。那是在一个不高的丘陵上的一道狭长的铺着稻草的掩蔽壕。

　　营长——瘦削的、身材不匀称的少校，没有马上发觉上级的到来。他一边用望远镜察看着已经不大清楚的房屋的轮廓，一边朝电话听筒呼喊：“右边那座红色建筑物旁边的白色小屋看见没有？那儿地下室里有一个机枪手。请求你炸掉他……哎呦，不要脸的弗里兹！炸掉他，我作为一个兄弟请求你……”

　　他终于看见了师长，扔下听筒，跳起来报告说：“将军同志，第一营正在进攻施奈德穆尔要塞。营长维谢尔恰科夫少校报告。”

　　“要塞……要塞……”师长嘟哝着。“这算什么要塞？一座肮脏的小城。为什么不向前推进？”

　　维谢尔恰科夫开始解释，可是将军好象没在听。他从营长手里拿过望远镜，察看起来。营长不说话了，不远的地方有一挺机关枪在扫射。

　　将军放下望远镜，轻快地跳上一堵胸墙，越过胸墙，慢慢地向前面走去。

　　他们走到了一个灌木从生的凹地。将军说：“你们就留在这里吧。我到了那间小屋，你们再跟来，要一个一个地来。”

　　“为什么您要到前线上去。”西苏赫说，“要是给军长知道了，那就麻烦啦。”

　　“别说就得啦，他不会知道的。”师长回答。

　　“将军同志，请把皮帽摘下吧。”鲁缅采夫劝告说。

　　将军默不作声，他踏着悠闲的步子，慢慢地走着，穿过一片空地，向小屋走去。那儿是一个连队的指挥所。这间小屋给子弹打得全是孔洞了，连长用火炉作掩护坐着写东西。

　　“稍息，”中尉想跳起来，可是师长拦住了他，“你的人在哪儿？为什么不推进？”

　　中尉开始在地图上指出自己部队的所在地，可是将军不耐烦地说：“您在那上面有什么可以指给我看呢？我们不是在集团军司令部……我们走吧。”

　　“这里的炮火很猛烈，”中尉为师长的安全而担忧，可是师长已经缓步走了，于是中尉也跟着他去了。

　　两个弹药输送兵低低地弯下身子，在地上拖着几箱弹药走过，他们看见了将军，都挺直了身子。

　　“稍息！”将军说，“是哪一连的？”

　　“第一连，”弹药输送兵说。

　　“你们的人在哪儿？”

　　“就在那边墓地上。”

　　“地方选得倒不错。”将军笑了笑。

　　四周流弹哧哧地作响。天色已经黑了。

　　将军和中尉、弹药输送兵一起走到了第一连。士兵们都在躲避强劲的风，他们在不深的壕沟里坐着或躺着，把背对着风。

　　“为什么把背对着德国人？”将军问。

　　战士们认出了师长，都急忙站起来。

　　“躺着吧，”师长说，他谛听了子弹的呼啸声，接着问：“德国人离得远吗？还是因为背着脸看不见呢？”

　　“德国人就在附近……机关枪扫射得挺猛哪。”

　　“有多近？”

　　“一百公尺。”

　　“好，我们去看看。”

　　将军和士兵们鱼贯地向前走。他们摸黑走了二百公尺，风吹着脸。将军倾听着。

　　“这儿大概可以掘壕，”他说。“德国人现在当真离我们二百公尺，我想……”他问一个士兵：“他们在用机关枪扫射，是吗？”

　　士兵惶惑地不说一句话。

　　契特维里科夫、西苏赫、鲁缅采夫、营长和连长都悄悄地走过来了。将军不向他们看一眼，转身往愿路走回去了。军官们默默地跟在他后面。德国人的机关枪扫射起来：敌人大概发觉黑暗中有什么动作，或许还听见了说话声。

　　回到营长的观察所后，将军说：“明天拂晓您的团必须把工厂占领，我们用全师的炮队支持你们。‘阿尔巴特罗斯’工厂是阵地的钥匙，必须不计代价把它占领。炮兵准备三十分钟，或者——因为出其不备，三十三分钟。”

　　“你，”他对鲁缅采夫点了点头，“去组织侦察，必须把德国人的火力配备侦察明白，而且要尽可能准确。”

　　他们从营观察所出来，天全黑了。

　　将军拒绝在团部吃晚饭，他转脸对契特维里科夫和米加耶夫带着苦笑说：

　　“难道这是工作吗？可是你们都报告说火力很强。啊，真叫人奇怪！仿佛说步兵不能推进。步兵是什么？步兵是要人去领导的，是要人去指挥的。或者你们把这一点忘了吧？他们会自动推进吗？‘我们要哎呦哎呦地用里拉呀！’”

　　将军回到自己的观察所后，让西苏赫和鲁缅采夫走在前面，他跟在他们后面走了进去，并随手紧紧地关上了那扇狭窄的小门。接着他向炮兵转过身去。他的脸仿佛由于疼痛而皱了起来。他说道：“你要知道，士兵的想法是对的。战争快结束了，每个人都想活下去，敬爱的炮兵！每个人都想回家，回到故乡去，拿勋章夸耀，建立幸福的生活。他们没有向机关枪爬的必要。这是不需要的。您懂不懂？不——需——要！我们需要人啊……你以为步兵什么都能经受得住吗？那是胡说八道！你得给他们火力！你把德国人的机关枪压住了，步兵才能行动。干么你不作声？因为你反正不用到前线去，是吗？我警告您：明天必须有真正的炮火，要准确，要打中目标！不要叫营长们打电话来请求开火！炮兵连长们跟步兵连长们必须一起在前沿阵地，明白吗？你跟契特维里科夫在一起！你记得军事委员的话吗？必须象攻克维里克鲁克一样，攻下德国，要征服它，必须经过一番苦战！”

　　西苏赫从师长的观察所里跳出来，满脸通红，淌着汗，要去发命令了。鲁缅采夫让齐比列夫备马，他要到契特维里科夫的团部去。

　　剩下了将军一个人，他坐着，俯身在地图上，突然觉得少了一个人。他立刻就明白了，薇拉。她已经到第二线去了。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她？可是时间已经不早了，他不愿意去吵醒她。

　　十分钟后，薇卡打来了电话。将军也从她的说话声里觉察出她的苦闷，显然父亲不在她身边，她也感到寂寞。然而姑娘一点也没有表露出来。她按照规则把父亲称做“第三十五号同志”，她问事情怎么样，第二十七号目标（阿尔巴特罗斯工厂）有没有占领。将军的心由于爱怜而感到很难受。

　　“她需要妈妈。”他心里想。

　　信号弹在城市上空升起来了。传来了咯咯的机关枪声。这是一个寒冷的刮风的夜。

　　将军想起了第一连的士兵们，想到他们大概也有每个人自己的麻烦事情，不禁苦恼地笑了笑，但是在这天夜里，这些事情在战斗面前都是次要的，现在生活中主要的毕竟是这个事实：他们距离柏林二百四十公里，而其他师团已经打到奥德河了。

　　克拉西科夫上校深夜来见将军。

　　他报告了明天的作战计划后，关心地问：“您要占领工厂吗？”

　　“我们希望如此，”师长说。

　　“伏罗别耶夫进展的很顺利，”克拉西科夫点带儿狡猾地报告说，“或者调军的炮队来帮助您吧？”

　　“我们对付得了，”将军愤怒地回答，“去帮助伏罗别耶夫吧……”

　　克拉西科夫回军部去，于是又剩下师长一个人。

　　黎明时，谢列达走出自己的小屋，找他的军官们去了，他拿起望远镜，向远方仔细地察看了很久，然后说：“它，这……这座小城……就在那儿。”他转头看见大家都站着，于是说：“坐下吧，总是喜欢站起来，扔下工作……懒鬼！……”停了一会，他问道：“西苏赫在哪儿呢？呵，在契特维里科夫那儿……”

　　他看了看表，“唔，该发动了……”

第二十一章

　　鲁缅采夫跟侦察兵们躺在谷地里的荆棘从中，定睛凝望着那些附有庭园的低矮的小屋，望着右边的砖头堆和废金属堆，以及在浓烟中隐约可见的工厂大厦。左边是步兵散兵线，在灌木从中勉强可见。米谢尔斯基和伏罗宁跟鲁缅采夫并排。

　　侦察兵们看起来好象都是睡眼惺忪的。他们都是湿淋淋的、沉默寡言的，披着溅满泥浆的防雨布，他们好象都是不灵敏的、昏昏欲睡的、不能迅速行动似的。

　　鲁缅采夫向他们瞥了一眼，恼怒地皱起眉头。他自己精神激昂，热烈地渴望赶快攻下施奈德穆尔，并跟随正沿着德国土地上一切道路推进中的其余的部队一起西进，向柏林推进。

　　大炮在正六点钟吼叫起来了。城市里的房屋燃烧起来，烟柱和碎石在工厂建筑物中间崩裂飞腾。

　　步兵开始向前冲锋了。象老鼠尖叫似的子弹的哧哧声密起来了。面色苍白的卫生员们抬着担架在凹地里跑过。鲁缅采夫看了一下表。在六点三十三分的时候，全体士兵所熟悉和喜爱的、断断续续的、激烈的轰隆声——“卡秋莎”——响起来了，它常常在士兵们的心灵里唤起勇气和所向无敌的感觉。

　　那是进攻的信号。

　　侦察兵们突然振奋起来了。他们的睡意顿时消失了。他们把肩膀随便地一抖，摔掉了身上的防雨布，只穿着一件轻便的短棉袄，腰间束着一根皮带，挂在皮带上的几颗手榴弹摆动着，他们马上显出了猛虎的雄姿，这种姿态是侦察兵所应有的。

　　鲁缅采夫深深地吁了一口气，畅怀地笑了笑，说：“我们走。”

　　侦察兵们几乎一刹那间就消失在灌木从中了。两个通讯兵带着一架电话机和几只线框跟随着他们爬着去了。线圈给拉了开来，发出尖锐的声音。电线在肮脏的土地上颤动，好象犹豫地爬行着，接着紧缩起来，之后，突然大胆地向前面跳过去，擦过灌木从的潮湿的树枝。

　　从左边传来了一阵“乌拉”的呐喊声。这阵呐喊在呼呼的风声里和咯咯的机关枪声里显得很微弱。

　　鲁缅采夫注意地观察着我们的分队。士兵们微小的身影跑过去了，在泥泞里跌倒，又跑过去了。很快，这些身影在砖头堆后面出现了。德国人这才清醒过来，开始用迫击炮和大炮轰击我们的阵地。可是士兵们已经越过破裂点很远了。

　　这当儿，鲁缅采夫注意到了电话线。它不动了，这条电话线，衰弱地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好象死了似的。

　　“不行，我要到前面去，”鲁缅采夫焦急地对米谢尔斯基说。“团一占领工厂边缘的建筑物，您就向水塔突进，我和伏罗宁在那儿。”

　　鲁缅采夫和齐比列夫循着电线一块儿去了。

　　战场，如果从远处望它，好象是一片充满炮火的、荒凉的和有生命危险的地带。可是你一到了这儿，就会看到，这是一个有各种各样的景物的地方，这儿生长着树木，有小屋和谷仓。这儿有道路、小径和峡谷。这儿常常有很长的寂静时间。人们谈话，甚至大笑，虽然很少有。

　　在行路的时候，齐比列夫那张长着一对锐利的小眼睛的四方脸，象给栓住似的，始终在鲁缅采夫的左肩旁摇晃着。当鲁缅采夫听到炮弹的呼啸声而卧倒在地上的一刹那间，齐比列夫的脸依然在原来的地方，在左肩旁边。

　　或许因为战斗越来越激烈，或许因为鲁缅采夫和齐比列夫进入了战斗特别猛烈的地带，前进越来越困难了。四下里尽是爆炸声。

　　在路旁的沟里坐着六个受伤的人，他们在互相交谈。

　　“弗里兹还在抵抗，”其中一个说。

　　“希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啊，这儿有那么多教堂，好象我们在库班的谷仓……”

　　第三个反驳说：“什么上帝，希特勒就是他们的上帝，他们还在向他祷告，那些傻瓜。”

　　第四个讲述说：“昨天我们连队里来了一个将军。他亲自率领我们去进攻。他自己挺着身子走，却叫我们弯下腰。他说，可以派另一个将军来，但是没有士兵，新的将军也打不成仗啊……”

　　离水塔已经不远，在一个新的弹坑旁边躺着两个阵亡的通讯兵。齐比列夫把电话机和线框拾了起来。

　　鲁缅采夫在水塔上碰见了伏罗宁一队里的几个侦察兵。他们报告说，伏罗宁已经向前走了，他叫他们在这儿了望。现在他们了望着等待着带电话机的通讯兵们，可是总不见他们来。

　　“他们给打死啦，”鲁缅采夫说。

　　他爬上了塔，开始观战。附近的工厂建筑物被我们的士兵占领了。又有几条散兵线后面围上来了：显然，契特维里科夫把第三营投入了战斗。德国人聚集在主要的建筑物后面。他们弯腰曲背，循着交通壕到这儿来汇合。在主要建筑物附近那条漫长而笔直的街道上出现了四辆坦克。鲁缅采夫用电话报告了敌人的集结。过了几分钟，他满意地看到我们的炮兵怎样打击着德国人的步兵和坦克。一辆坦克中弹起火了。

　　不久德国人知道了俄国观测员们在水塔上占据着有利的位置，炮弹就在水塔周围爆炸起来。水塔摇摇欲坠。鲁缅采夫卧倒在水泥地上，他迫使自己爬起来，立刻觉察出自己的敌人：一门自动炮对准水塔正在轰击。他看见它那长长的炮身在房屋的缺口中间突出着。

　　“柏林那大街小巷转角上有一门自动推进炮！”鲁缅采夫对着电话机大喊。

　　一分钟后，一颗炮弹在自动推进炮旁边炸开了，接着是第二颗。鲁缅采夫擦去了很热的额上的汗，由衷地暗暗感谢着肥胖的西苏赫中校，同时也感谢着师长，他给了炮兵一顿这样有益的训斥。

　　开始寂静了。战斗移到前面去了。当米谢尔斯基和他的人们到来的时候，鲁缅采夫已经带领了齐比列夫和米特罗，拿了电话机，继续向前走了。米谢尔斯基自己也有一架电话机。

　　齐比列夫的脸又在鲁缅采夫左肩晃动，他们走了三百公尺，又到了战斗中心——工厂建筑物中间。

　　连齐比列夫也不时低声说：“卧倒吧，少校同志。”

　　“如果你还记着我的军衔，那么我们就能继续前进。”鲁缅采夫心里想，一边在机关枪扫射下，从一个掩蔽物奔向另一个掩蔽物。过了不久，他就不得不匍匐而行了。他们必须潜入这座四层楼住宅：从这座楼房的顶层窗口观察，显然是再好不过了。

　　他们终于跑到了门口，鲁缅采夫歇了口气，推开了门。原来这儿是一个宽敞的房间，有几只架子和宽阔的柜台－这是一家商店。在被子弹打碎了的橱窗旁，坐着一个德国兵。他已经死了，只因为伏在窗台上，才没有倒下去。他身边放着一堆木柄手榴弹和一轧步枪。鲁缅采夫随手拿了几颗手榴弹，米特罗和齐比列夫也拿了几个。

　　他们循着楼梯跑上去，走进了四层楼上的一个房间里。鲁缅采夫朝窗口望去，不禁高兴地叫了一声：德国人的整个防线都呈现在他眼前，了如指掌。他迅速地装好电话就打起来。米谢尔斯基从水塔那儿慢腾腾地应答着。

　　“请转告，步兵集结在左边工厂管理处……柏林那大街上的交通壕里有德国兵……是打死的吗？不，他们集中准备反攻……我留在这儿，目标六十五。最高级的观察所！派人到我这儿来……”

　　电话中断了。

　　“米特罗，”鲁缅采夫说，“跑回去，把路上损坏的电线修好，并把士兵带到这儿来。”

　　米特罗走了，五分钟后，电话又畅通了。

　　“四辆坦克，”鲁缅采夫急急地报告说，“沿奎尔大街驶近了。还有三辆从市中心沿谢米那尔大街驶来。现在它们跟主要建筑物平行了……转告将军：必须在这些地段同时进攻……只有这样，明白吗？同时！他们正在从别的地段增援……”

　　电话又中断了。

　　鲁缅采夫从电话上抬起头来，看见他的传令兵的举动有点儿奇怪。他用紧张的、十分紧张的目光望着窗外。

　　鲁缅采夫也向下面看了一眼，看见了逼近的一排排德军。机关枪哒哒地叫着，大炮轰鸣着。这一切汇合成一个异常巨大的声响。德国人到了房子前面，绕过它继续向前跑去了。

　　战斗的吼声显然远了。

　　“我们的人在后退了。”齐比列夫说。

　　下面响起了德国人的说话声，随即沉寂了。

　　“不要紧，”鲁缅采夫说，“我们可以突围出去，”他又含糊地补上一句：“米特罗会转告……”

　　最近几分钟的兴奋立刻从鲁缅采夫身上消失了。他必须谨慎而冷静地行动。他走到门口，侧耳细听。

　　寂静无声。他回到了窗口。雪花正在飞舞，屋子近旁有一个砖造的汽油站，挂着一块黄色大招牌：“ＳＨＥＬＬ”。在院子深处的木架上放着几辆旧汽车。

　　有一百个德国人打汽油站前面走过，他们哗啦哗啦地喧闹着，满怀信心地挺直身子行走。

　　“不要紧，”鲁缅采夫说，“我们可以突围出去。”

　　“等到天色一黑，我们就回去，”齐比列夫说。

　　鲁缅采夫反对：“到夜里，我们的人就要到这儿来了。这个地方不可放弃。天一黑，我们就把损坏的电话线修好，并校准射击。”他笑了笑，补了一句：“哎呦，我这样往前冲，师长会责备我的。”

　　“嘘……”齐比列夫低声说。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这些人并没有到他们的那一层来。鲁缅采夫在空荡荡的屋子的寂静中听见了德国人的谈话。

　　“你从哪儿弄来这些好吃的东西？”

　　“在这儿底下的商店里。”

　　“那儿躺着一具尸体……”

　　“是呀……”

　　齐比列夫说：“但愿他们没有发现电话线……”

　　“他们会当做自己的……”鲁缅采夫说。

　　脚步声和谈话声沉寂了。

　　只有一件事情可做：等待天黑。鲁缅采夫又向窗外眺望起来。德国人的防御配系越来越清楚了。德国人唯一的依靠就是隐蔽的很巧妙的兵力和坦克的调动。我们在这个地段里的进攻略一停顿，德国人就沿着堑壕——街道上纵横地乱挖了许多堑壕——往南面的另一个受威胁的地段跑去。几辆坦克用房屋作掩护也急急忙忙朝那儿驶去。

　　时间过得难以忍受的缓慢。齐比列夫一动不动地坐在地板上，双手抱住膝盖。

　　我们的炮弹开始在屋子附近爆炸——起先在右边，后来在左边。虽然大炮的隆赛声差不多连续不断，鲁缅采夫却不知不觉地打起盹来了。德国人显然断定俄国人要在这个地段进攻了，所以士兵们又开始从这座被包围的城市的四面八方向这儿会合，坦克也开始集中起来。

　　鲁缅采夫睁开了眼睛，烦恼地望着窗外所发生的一切。作为一个侦察兵，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有利的位置，可是他竟然无所事事！

　　不久寂静又开始了。天色一黑，就得想个办法。现在有三个办法：或者潜回到自己的阵地去，或者把损坏的电话线修好，留在这里校准射击，或者，这是最后的办法，只是一直等待，什么事也不做——等待自己人的到来。鲁缅采夫没有采用第三个办法。他想了想，决定采用第二个办法。

　　天色终于黑了。鲁缅采夫和齐比列夫越来越聚精会神，越来越紧张。他们默默地互相望着，直到他们俩的脸都变成了朦胧的斑点。

　　在浓密的暮色中，他们慢慢地站起来。鲁缅采夫说：“你把损坏的电话线修好了就回来。要是找不到第二个线头，也回来。”

　　齐比列夫走了。天色越来越黑。有个时候鲁缅采夫不许自己去动电话。他慢慢地数到五百。终于拿起了听筒。一点声音也没有，没有丝毫类似振动的声音。齐比列夫没有海浪。某处有一挺机关枪响起来了。不远的地方也响起了自动枪的一排射击声。又是一片寂静。

　　鲁缅采夫站了起来，握着电话线，悄悄地走下楼去。电话线在他手中慢慢地滑动。

　　就在这一刹那，在不远的地方哒哒地响起了自动枪的射击声和震耳欲聋的手榴弹爆炸声，接着就传来了第二个爆炸声和德国人的惊呼声——立刻又是一声叫喊。很明显，只有齐比列夫才会喊出这一声，在这个堆满尸体的街道上，他只喊出了一个字——一个本国的俄罗斯的字：“走！……”

　　鲁缅采夫呆住了。他的头脑很清醒。为什么齐比列夫对德国人喊“走”呢？鲁缅采夫立刻明白了，齐比列夫不是对德国人喊，而是对他鲁缅采夫喊。照他的估计，鲁缅采夫是在顶楼上，所以他高声地喊，好让鲁缅采夫听见。在这个叫喊声里没有恐惧——却充满了大无畏精神和一个临死前的最后的愿望——让鲁缅采夫听见。

　　自动枪疯狂地扫射起来。一门大炮仿佛由于受惊而发出十发炮弹。这当儿，天空中升起了许多信号弹，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

　　“我不能到前线去，会被打死的。”鲁缅采夫跳到一边，绕过房子的拐角，从汽油站旁爬过去，迅速地跑进了一所院子，躲在一辆汽车里。他在那儿坐了一会，直到一组信号弹熄灭了，这才从那儿跳出来，跑到院墙跟前，用手按住墙头一撑，跳了过去。四下里尽是德国人的不可名状的喧嚷声。鲁缅采夫在街上奔跑，接连跳过了三到堑壕，在“龙齿”——防坦克的木栅中间爬过，象猫儿一般跳过了一道防栅，接着向一道小门冲过去，他打开门，走进了一座小院子，院子里尽是些没有花的花坛和光秃秃的树木。他在这儿歇了一会，觉得右腿受了伤，或许是碰伤的，他甚至没有发觉是在什么地方弄伤的。现在他还不觉得痛。

　　他继续走，不久就到了一座半毁的大宅子的一堵墙跟前。他从围墙的铁栅栏下面钻过去，穿过寒冷多刺的灌木从，到了后门。这儿非常静，水管里的滴水声清晰可闻，信号弹远远地在后面升起来。

　　他开始上楼。右脚的靴子已经浸满了鲜血。

第二十二章

　　正当米特罗带着鲁缅采夫的派人到六十五号目标的命令来到的时候，米谢尔斯基上尉发觉我们的部队已经从工厂的中央建筑物撤走了。二十分钟后，情况十分明显了，鲁缅采夫和他的传令兵同自己人的联络被切断了。米谢尔斯基楞住了，一筹莫展地转目四顾。侦察兵们都沉默着，接着米特罗详细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鲁缅采夫说了些什么话，以及他们怎样在德国人的商店里发现手榴弹。

　　米谢尔斯基愕然望着上士：米特罗怎能这样镇静地讲话，就象在讲普通的战斗任务似的？侦察兵们向他提出了各种问题，他详细而明确地回答了他们。

　　“为什么他们这样镇静，这样冷酷无情呀？”米谢尔斯基想，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米特罗说：“那个房子的窗户是朝北的……位置确实有利：什么都看得见。要是在那儿架一挺机关枪，那就可以好好地干一下。近卫军少校决定要守到明天。当然，最好是用炮火轰击那所房子的周围，不让德国人靠近……”

　　米谢尔斯基听到米特罗的最后一句话，就振奋起来了：真的，枪弹和地雷都没能伤害鲁缅采夫，难道现在他会死在这座偏僻的德国小城里吗？

　　“对，”米谢尔斯基忙碌起来，“去跟炮兵们商量商量。”

　　他们跑到炮兵观测员们那儿去了。营长派了一个炮兵连，以便用火力去截断通往六十五号目标的通路。这个炮兵为所发生的事情而焦虑不安。他熟悉鲁缅采夫，可是对于这件事情，他并不象米特罗和米谢尔斯基那样乐观。

　　“经验固然是好的，”他摇摇头说。“可是有经验的人难道就不会死了吗？”

　　司务长伏罗宁从水塔上打来了电话，他已经带着俘虏到了那儿。他通知说，师长叫米谢尔斯基去报告。

　　米谢尔斯基向师长的观察所飞快地跑去。

　　师长听完了他的报告，说道：“好，你去吧。”

　　“将军同志，近卫军少校怎么办呢？或许由侦察连想想办法……”

　　将军厉声打断了他的话：“不准！”

　　将军看到米谢尔斯基抱怨的目光，他掉转脸，冷淡地说：“把十来个侦察兵派去送死……不是好办法。您可以走啦。”

　　他对于鲁缅采夫一字不提。

　　米谢尔斯基走了出来，他对师长很生气，甚至恨他。他碰上在下面等候着的米特罗紧张的目光，把手摇了一下。

　　米谢尔斯基离去后，将军独自坐了一会，然后吩咐备车，到水塔的前进观察所去。他循着木梯走上去。侦察兵们都跳起来。将军很仔细地打量着他们，他们的脸色都是阴沉的，衣服湿透了。安东纽克也在这儿。

　　“望远镜！”将军说。

　　他们把望远镜递给了他。他把望远镜放到跟前，并不针对什么人的低声地问：“那座房子在什么地方？”

　　米特罗解释了一下，将军向“那座房子”观看了很久，然后说道：“你们怎么啦？把队长给丢了？今天夜里你们得把他救回来。”

　　“有几个逃兵，”安东纽克说。

　　将军不答理他，往楼下走去。他走下两级阶梯，又站住了，转过来问：“他在电话里说些什么？”

　　“他对我说：‘报告将军，在所有地段同时进攻。’他很坚持地对我说了这句话，甚至反复说了好几遍。后来电话就中断了。”

　　将军朝着他那停在附近谷地里的汽车走去。他回到师部后，就问普洛特尼科夫在哪儿。人们回答说：他在政治部里。将军打电话到政治部。

　　“鲁缅采夫……”

　　“我已经知道了。”普洛特尼科夫疲倦地说。

　　将军放下听筒，想起了薇卡。薇卡是很喜欢鲁缅采夫的。

　　傍晚，师部的各首长都一起来见师长。他们环桌而坐，等候命令。西苏赫中校最后一个到，他始终站在墙边。

　　将军发布了明天的命令后，说：“炮兵工作得很好……”

　　西苏赫用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他现在才坐下，将军说：“侦察队……也工作得很好。”

　　安东纽克出席了会议，他带着不愉快的心情离开将军那儿。大家都很可惜鲁缅采夫。安东纽克总觉得将军是把鲁缅采夫和他分开看待的，虽然没有人说过这种话。当然，安东纽克也为鲁缅采夫难过。近卫军少校毕竟是个公正的上级，并且是个出色的侦察员——固然，他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安东纽克——现在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了——向鲁缅采夫学习了很多东西。鲁缅采夫能够了解最复杂的战斗情况，并且能够从不正确的和不重要的材料当中精确地挑选出正确的和重要的东西。

　　要是鲁缅采夫去了莫斯科的话，那么他今天还是活着的。

　　奥加涅相躺在床上，可是他违反惯例地没有睡着。从连队调来了一个新的传令兵，年轻的上等兵卡勃鲁科夫正在角落里忙着做事，他不时伤心地瞥一眼近卫军少校的手提箱。

　　奥加涅相半睁着眼睛注视着走进来的安东纽克。他的脸上已经有了奥加涅相熟悉的上级们所有的那种冷淡和自傲的神色。

　　其实，奥加涅相抱怨安东纽克对待他的态度是不公正的。安东纽克是很钦佩翻译员的知识的，只是偶尔稍微粗鲁地批评他那种“非军人的惰性”。但是奥加涅相现在极其痛恨地望着安东纽克。要不是这种惰性和不愿把他所认为已经足够复杂的生活更复杂化，那么他就会把他心里所想的关于安东纽克的话全盘地对他说出来。

　　他会说：“别得意吧，亲爱的朋友！队长轮不到你！你一辈子是个助手！你那种故意做作的威严，你那种叫人恶心的老是想往上爬的欲望……都是一目了然的。别得意吧，反正集团军司令部就要另外派人来啦！”

　　他用阿尔明尼亚语低声地谩骂着，并且哭了。他觉得没有鲁缅采夫是活不下去的。他决心要做个象鲁缅采夫那样的人——真诚、爽直、亲切、整洁而有不倦不怠。

　　“自然，我会觉得这样做很困难。”他咬紧牙关对自己说，“但是我一定要努力……往后我还要争取入党……”

　　拂晓，侦察兵们都回来了。粘满泥土的靴子在地上留下了肮脏的印迹，他们在椅子上坐下，米谢尔斯基向安东纽克报告了昨夜的经过情形。

　　他们很顺利地过去了，爬到了那所房子跟前。他们没有到屋子里面去，因为那儿有许多德国人占据着。在归途中他们受到了拦截，谢尔吉莫科夫受了伤。

　　“应该报告师长。”安东纽克说。

　　“他已经知道了。”

　　“从哪儿知道的？”

　　“他和普洛特尼科夫上校一起到水塔上来过，在那儿等我们回来。”米谢尔斯基沉默了一会，接着他把说话声压低到耳语般地说：

　　“当我们爬到一所白色小屋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在入口处的办公室那儿，我们清楚地听到了一声大叫。照我看来，这是齐比列夫的叫声。”

　　“那当然是齐比列夫，”伏罗宁说，一边望着窗外。”

　　“是他，毫无疑问。”米特罗也证实说，以便细心地卷着一支粗大的马合烟卷儿。

　　米谢尔斯基说：“他喊‘去’还是‘走’，他对什么人喊？他不可能看见我们。”

　　“威吓德国人，”米特罗推测，“好象是说：滚，去你的……”

　　“他在向近卫军少校发出警报……”伏罗宁说。

　　有一个侦察兵低声讲述：“德国人听到这一声叫喊后，都非常惊慌。我们不得不躺了一个半钟头，一直到他们都安静了。信号弹老是闪耀着。他们放着枪。”

　　电话铃响起来了，安东纽克拿起听筒。是从第二线打来的，他意外的听见了师长女儿的童音。她问有没有找到鲁缅采夫。

　　他回答说没有找到，又等待着，她是不是还要说什么话。

　　“我没有话了，”她说，不知不觉地学着将军在电话上讲话的口吻，可是她忍不住了，悲伤地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第二十三章

　　塔尼亚得知鲁缅采夫到医疗营来过，她的高兴是这么明显，以至连那个报告她这个消息的女护理员也觉得有点儿难为情。

　　“老相识，”塔尼亚愉快地解释说，“几天前我们偶然碰到过一次。”

　　凭这些特征：阔肩膀、蓝眼睛，以及照这个女护理员所形容的，一个可爱的少校，不难猜到这个人就是鲁缅采夫，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可是从这个机敏的姑娘不安的脸色和少校很快的离去这一点看来，塔尼亚知道谈话不妙。她凝　瞥了姑娘一眼，就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开了。象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她就开始安慰自己：这样也好，如果他一下子就相信什么鬼话，这样的人也不值得做朋友了。

　　塔尼亚仍旧好几次感觉到她在等候什么人。她终于明白了，她希望鲁缅采夫再来。

　　那时候战斗正在进行中，医疗营里全体人员都精疲力竭了。

　　尽管如此，在两次手术的空隙中间，当女护理员正在把器械消毒的时候，塔尼亚一边等待着，一边不知怎的，甚至出其不意地用冷淡的口气问她：“为什么少校不等一会？”

　　这个女护理员装出天真的样子回答说：“我告诉他，您出去了……他一句话也不说，立刻就拍马飞跑……”

　　塔尼亚一边在亮光下检查一瓶输血用的血浆，一边更冷淡地探问：“我上哪儿去他也不问一声吗？”

　　女护理员明白了，最使塔尼亚关心的正是这一点，她原本想含含糊糊地回答：让这个性急的家伙去难过。可是她忽然怜悯起她来，于是恳切地说：

　　“什么也没有问……我没向他说过什么，我向您保证。”

　　几辆汽车驶进了村子，它们是来运送伤员的。塔尼亚到医疗排去了，她跟玛莎一起检查伤势严重人，以便确定他们是否“可以运送”。她也走到卡里斯特拉特·叶伏格拉福维奇跟前。

　　“您也是这次走，”她说。

　　伤员们检查过后，卫生员们就把他们一个个抬出去了。塔尼亚回到自己的房间中，从她自己的一份配给中拿出一包糖果，塞给“马车夫]带着在路上吃。他羞怯地谢绝，后来收下了，说： “谢谢，军医上尉同志，我永远忘不了您。]

　　由于房门不断地开启，房间里很冷。

　　塔尼亚说：“您还记得那个跟我们一起坐马车的少校吗？他昨天到这个医疗营来过……”

　　“马车夫”得意洋洋：一个主要的外科医生坐在他旁边，当着其余的伤员们的面，随便地跟他谈话。他问：“哦，近卫军少校情况怎么样？他是个好人，很诚朴。而且他懂很多东西。德国话说得很好，是吗？他好吗？”

　　“很好，”塔尼亚说，她也兴奋地谈起鲁缅采夫来了，仿佛她和他见过面，长久地谈过话似的。

　　“要是他再来，我就告诉他，说您在这里住过……”

　　“他会来吗？”“马车夫”问，然后自己作了回答，“当然会来……要不然您上他那儿去……这会叫人高兴……”

　　塔尼亚脸红了，她问“马车夫”还需要些什么东西。他要一支铅笔，想“在路上练习用左手写字”。她给了他一支铅笔。

　　他由一个女卫生员扶着，向一辆公共汽车走去。不多一会，汽车开动了，可是塔尼亚依然战着。她黯然伤心，以为鲁缅采夫不会再来了。现在“马车夫”又走了——她觉得她跟鲁缅采夫最后的联系也中断了。

　　玛莎在伤员们运走后，找到了鲁特科夫斯基，她愤怒地对他说：“您看见柯尔切娃没有？她的脸色那么难看，站也站不稳啦！您哪怕让她休息几小时也好，真是岂有此理！”

　　第二天，鲁特科夫斯基让塔尼亚休息。她已经很疲倦了，这一点每个人都看得出。

　　因为“闲着没事”，塔尼亚整个早晨都在村子里遛跶，她不知怎样做才好。后来她想起了“马车夫”的劝告。

　　“真的，为什么不到鲁缅采夫那儿去一趟呢？”她心里想。不，她不会在他面前辩白，她对他的猜疑只字不提。她在什么地方和谁见面，这毕竟是她自己的事情。她只知道他到医疗营来过，但是没有见到她，所以她决定去回访。

　　塔尼亚作了这样的决定后，突然高兴起来，并且觉得自己非常勇敢而且独立不羁。

　　她穿好衣服，为了壮胆，在腰间挂了一支小手枪。她离开医疗营，穿过树林，望大路上走去。一个运送“一、二、三”的快乐的司机让她搭车，不知为什么他给炮弹起了这么个好听的名字。

　　在师部里她仔细地询问了邻近几个师的驻扎地。作战科长高兴地给他解释了情况。

　　“我们就在这儿进攻，”他用粗大的手指在地图上指示着，“这儿是谢列达……而这……”

　　虽然这位中校仔细地给她解释着前线业已形成的态势，可是她却不再用心听了。她暗暗记住了谢列达将军的司令部所在的那个村子，打算要走了。可是通讯科长把她留住了，他向她诉说自己的一支伤腿很痛。跟着别的病人也出现了，因此塔尼亚一直忙到中午。

　　她终于离开了村子。在这儿她搭上了一辆属于谢列达将军师里的汽车。很星云，汽车是开往司令部去的。塔尼亚在一条村街中间跳下来。在一所宅子旁边停着一辆“爱姆卡”。

　　塔尼亚走到一个在修理引擎的司机跟前：“请问，”她说，“你们的侦察兵驻扎在哪儿？”

　　司机问：“您是从哪儿来的？”

　　她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可是这当儿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个戴着高加索皮帽、蓄着一撮黑胡髭的身材高大的将军。谢列达看见一个披着长长的德国防水披肩的年轻女子，微微吃了一惊。

　　“您找我吗？”

　　她回答道：“我找您的侦察科，”她大胆地正眼望了望他，又说，“我要找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

　　“请进来，”将军沉默了一会说。

　　她跟着他走进了屋子。他们走过一条很短的走廊，坐在窗下的一个士兵看见他们走来，跳起来立正。他们走进了一个大房间。这儿没有一个人。在一支小柜台上放着一架战地电话机。

　　将军站住了。

　　“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他追问了一句，又沉默了，然后邀请说：“请坐。”

　　她仍旧站着。

　　“请坐。”他又严厉地重复了一遍，一边在桌子上的图囊里面翻寻起来，仿佛打算从那儿找出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似的。

　　在他奇怪而注意的目光下，她忸怩不安起来。她认为解释一番是必要的。

　　“我跟近卫军少校，”她说，在椅角上坐下。“是老相识，还在一九四一年就认识了。我们曾经在莫斯科近郊一起冲出了包围圈。几天前鲁缅采夫同志到我的医疗营里来过，而这一次，可以说，是我的回访。请您不必费心，我自己会去找侦察科。我打搅了您，请原谅。”

　　塔尼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很关心别人的将军顽固地一言不发。她一边解释着自己来访的原因，一边望着他的图囊。她终于抬起头来，跟将军的目光碰上了。突然她看见了一种东西，使她说不出话来。这对聪明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忧郁的眼神。

　　将军说：“鲁缅采夫大概阵亡了……事情是在昨天发生的。”

　　电话铃响起来了，可是将军并不去拿听筒，电话不断地响着。

　　“我很难过，”她说。

　　她依然坐着，虽然她知道该走了，不能再坐在这里打搅师长了。可是她没有力气站起来，而且什么也不想做，甚至也不愿意从椅子上站起来。整个屋子里寂然无声，只有电话铃在顽固地响着。

　　她终于站了起来，说了一声再见，就出去了。

　　在街上，一阵神经性的寒颤攫住了她，她的牙齿格格地响得那么厉害，以致直到她走过在村子里跑来跑去的军官们身旁的时候，这才勉强抑制住了颤抖。她想找个地方独自坐一会儿，可是在所有的屋子里大概都有人。

　　这时候，她的视线落到一所附有庭院的奇怪的棚屋上，它的四周围绕着有刺的铁丝网。那儿阴暗而寂静。她走了进去，在铺在地上的干草上面坐了下来。

　　牙齿格格地响得更厉害了。

　　“别发疯，”她对自己说。她抬起头来，看见墙上用木炭和粉笔写的几句话：墙上写着：“我们永远脱离不了这个苦海。永别了，我的故乡沃伦！”“亲爱的妈妈……”一句话是这样开始的，可是其余的都很潦草。这儿还有许多用各式各样的笔迹写的“斯大林”。

　　这个关于几千人的无尽痛苦和希望的提示，异常有力地感动了塔尼亚。这个提示使她伤心，同时也使她的心感到轻松。她走了出来，在街上慢吞吞地走着，悲伤地　泣，看见任何人不害羞了，对过路人的惊讶的脸色也不加注意了。

第二十四章

　　鲁缅采夫吃力地踏上了两段阶梯，听见底下有说话的声音——男人和女人的说话声。他爬得更快了，打开了一扇门，发现自己是在一条阴暗的走廊上，接着又打开一扇门，面前是一条街。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通的房间——有一支沙发、一张写字台、一支小柜、一口橱、几把椅子，墙上还挂着几幅画。但是再过去些就是街道、一棵孤零零的树和立在对面的一座给毁了的多层楼房。

　　房间的前墙没有了。地板上和家具上全是碎砖且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鲁缅采夫在这个类似居家的奇怪的地方，就好象演员在舞台上一样。

　　这个房间差不多没有什么损坏，墙不是给炮弹轰倒的，而是给震坍的。

　　从对面的一座房子里飘过来一阵尸体的臭味。远远的信号弹闪光不时照亮了废墟、房间里墙纸的花纹、摆在写字台上的几张上了年纪的德国男人和女人的相片以及挂在沙发上方的一副油画。

　　鲁缅采夫爬到房子边缘，向街道望了望。可以望见下面堆着沙袋的底层窗口。对面有一堵石墙，跟那座毁坏了的房屋相连，在残存的横墙上画着一大副“萨拉曼德”制鞋公司的广告——一只很大的穿着皮鞋的女人的脚。房子内部的一切东西在石头的骨架中间象大堆瓦砾似的堆到两层楼，从这个瓦砾堆中露出了许多损坏了的床脚。

　　一道堑壕沿街道伸展着。对面那座房子的院子里有两座交通壕，直通到阿尔巴特罗斯工厂的中央建筑物——鲁缅采夫是凭那座耸立在屋顶上的钟楼认出这座建筑物的。凭那座钟楼他也能够确定自己的所在地：他是在奎尔大街上。左面是柏林那大街。在转角上立着两根街灯柱子，灯已经被打碎了。

　　街上空无一人。有时可以听见在附近走过的德国人的脚步声。

　　鲁缅采夫决定脱掉靴子，把伤口包扎起来。可是脱掉靴子是不可能的了：完全给血粘住了，只能把靴子割开。

　　鲁缅采夫一瘸一拐地向一口橱走去。这里挂着几件男人的衣服——几件上衣和几条领带。他把领带绞在一起，包扎了自己的脚，又披上了一件大衣御寒，然后他躺在沙发上。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在他眼前飘过。叫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一切事件都发生在一天里面，就在今天早晨，他还和米谢尔斯基和伏罗宁并排坐在灌木从生的谷地里。不过就是几小时以前，齐比列夫的脸还在他左肩旁摇晃，可是现在没有了而且也永远不会再有齐比列夫了。

　　一个微小的黑影在眼前闪过。一只野猫循着排水管爬上去，溜着闪光发亮的小眼睛，象人一样有理性地瞪了鲁缅采夫一眼，便跳下去了。

　　鲁缅采夫很想喝些水。他心里想：“在这些房间里怎么没有厨房？套房里应该有厨房。”他用尽气力迫使自己站起来，拖着一条伤腿，向走廊爬去。他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受伤的。

　　走廊里漆黑一片。鲁缅采夫擦亮了一跟火柴，黄色的火光照亮了漆黑的墙壁、几只箱子、放在衣架上的一顶丝绒大礼帽、一把牢固地挂在钉子上的柄很光亮的伞。

　　真的，从入口马上向右，这儿是第三道小门。他把门推了推，门一动不动。他又使劲地把它推了一下，它终于稍微闪开了一些。果然是厨房，可是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瓦砾堆。天花板塌落了一半，悬空掉着，露出里面弯曲的铁梁。地板上张开了一个黑窟窿，从窟窿里听得见轻轻的说话声。

　　他悄悄地爬到洞口，朝下面望了望。在底层坐着几个人，点着一盏煤油灯。一个完全秃顶的、瘦削的、长鼻子的人斜躺在一把摇椅上。一个戴眼睛的德国女人躺在卧榻上。几个孩子跟她并排睡在包袱和枕头上。

　　鲁缅采夫走得尽可能地小心，把厨房仔细察看了一遍。在一口小橱里放着几只罐头，边上凝结着残余的酱油汁和果子酱。鲁缅采夫在小橱旁摸到了一个水龙头。自来水管不通了，可是在龙头里和近旁的水管里还积着些水，虽然水里混着一半沙土。这儿的所有东西都混着沙土和砖灰，并带有石灰的气味。

　　鲁缅采夫回到了那个有沙发的房间里，就躺了下来，不知怎的，想起了自己的故乡，想起了他出生的那个村子伏洛恰耶夫卡。他回想起那座有名的伊尤耶·柯蓝山，他的童年就是在那座山的附近度过的。山上有一所学校，他在那所学校里念过书，还有一个持旗的石人像。远在大森林里、在沼地的深谷里、在丛林的高地上、从四面八方都能望见这个旗手，这是他的童年时代的第一个鲜明的记忆。

　　鲁缅采夫看惯了石人的神态，看惯了他那永远向前的意向，以至仿佛注意不到它了。

　　但是现在，当他和那些地方相隔一万二千公里，而战线把他和那种生活完全隔绝了的时候，他竟会突然间想起了他——那个屹立在遥远的山上的旗手。可见这个形象，这个纪念远东光荣战役的纪念碑，一定是深深印在他的心灵里的。

　　这是梦，还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呢？

　　母亲坐在一所黑色的木房子里，她满脸打皱，眼边的皱纹是仁慈的，而嘴畔的皱纹却是严厉的。她包着头巾，在頦下打了一个结。父亲穿着柔软的毛皮靴子，在院子里静悄悄地踱步。他在林场附近顶采林区当工作队长。他是个老游击队员和猎人。他常常带着自己的儿子谢廖沙——鲁缅采夫家最小的一个孩子到大森林里去。他们一老一小，一个是白发苍苍，一个是金发灿烂，一同在没有人迹的小径上徘徊，他们布置捕　的陷阱和打野鸡。

　　鲁缅采夫家有人在远东做伐木工、猎人、淘金工人和木筏工；后来，在革命后，又有人做黑龙江舰队的船长、边防军人、机匠、还有个人做了人民委员。他的父亲，老鲁缅采夫为了保卫苏维埃远东而在这里和日本人打过仗。鲁缅采夫一家人散居在这个大边区的各个城市和乡村里，其中一个是在莫斯科做人民委员——这一切使鲁缅采夫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成为周围世界主人翁的感觉。

　　他非常关心学校里、林场里、区里和世界上任何无秩序的现象，就好象是他个人的事情一样。任何人的不忠实行为、被秋雨打湿的未及时收割的庄稼、在德国的法西斯的暴行、在美国的对黑人的私刑，都在他心里激起了无比的愤怒，同时他热烈地希望尽可能快地把这些事情立刻纠正过来，惩罚罪首，并恢复正义。

　　……夜过得非常慢。头脑发昏，耳朵里响着一个纠缠不清休的拖长的叫喊声。不消说，“将军一定认为他的侦察兵已经不在人世了。没有的事，塔拉斯·彼得罗维奇。难道杀死他鲁缅采夫是这样容易的吗？”

　　鲁缅采夫想到这些念头，不禁无力地笑了笑。米谢尔斯基在电话里有没有听见最后几句关于必须在所有地段同时进攻的话呢？他是不是了解这几句话的重要性呢？

　　今天的情景、侦察兵们、受伤的士兵们和阵亡的通讯兵们的脸，最后是齐比列夫的脸——他所看见的最后一个人的脸，又一次在鲁缅采夫的意识里慢慢地浮过。与其说是想起他的脸，还不如说是想起他的叫喊声。正是这个叫喊声，象一张不断重复着同一调子的损坏了的唱片，老是在耳朵里鸣响着。

　　信号弹的闪光不时用微弱的光照亮了房间。有人在马路上走过，有人在抽泣，有人直着喉咙用德国话叫喊……

　　早晨，我们的大跑怒吼起来的时候，鲁缅采夫忘记了疼痛和口渴。炮弹在主要建筑物旁和在谢米那尔大街上炸开，那儿有一座房子哗啦一声倒塌了，碎石乱飞，火舍腾窜。

　　德国兵沿着对面的交通壕奔跑起来，时时在石墙的裂口处露出身子来，有一道堑壕在它下面通过。

　　在堑壕里出现了一个军官，他很慌张，每逢炮弹爆炸的时候，士兵们都停下，伏倒在地上。

　　接着是片刻的寂静，鲁缅采夫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这一刹那的寂静，很快就变成了新的炮声：一声刺耳的轰响，一颗炮弹的呼啸，接着是一阵遥远的爆炸声。这是德国人在开炮。随后响起了马达的轧轧声。一辆德国坦克就在屋子旁边，差不多靠近鲁缅采夫停了下来。它开始迅速地、仿佛非常急促地、连续不断地开炮。装在深红色镜框里的那幅油画摇摆了一下，砰地一声落在地上。

　　德国人的火力配系完全暴露无遗了。跟鲁缅采夫相隔着两所房子的十字路口上，有一挺显然是大口径的机关枪从地下室里好象发疯似地扫射着。还有一挺机关枪从谢米那尔大街转角上的一所房子里扫射出来。坦克常常采取城市巷战的策略。它在这儿一停下就开炮，然后就躲到谢米那尔大街上的一所红房子后面去了。

　　鲁缅采夫情愿付出半条生命去换取一架电话机或一架发报机！

　　街上出现一队六十个左右的德国人。这队德国人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和儿童们，衣袖上都缠着一块红黑布，穿着便服，可是他们都带着步枪。步枪是各式各样的，这些人的身材高低不一，看起来好象是用长短不齐的木棍编成的一道不象样的栅栏。他们兴奋地　噪着，好象沼地里的一群鸭子。

　　走在前面的一个军官突然向他的队伍转过身去，从牙齿缝里含糊地说了行什么，他们就唱起来了。歌声杂乱而悲哀，并在儿童的尖锐的声音里夹杂着老人的颤抖的低音。天啊！这是什么歌啊！听得使人的毛发都竖起来了。这是从前在慕尼黑啤酒店里做成的霍尔斯特·维谢里，一首臭名昭著的法西斯的歌曲。

　　我们的大炮又轰击起来，德国人不听口令，都跳进堑壕，互相挤压着。

　　鲁缅采夫觉得他听见远远有“乌拉”的呐喊声，德国人的机关枪疯狂地扫射着。他们又沿着堑壕从别的地段朝主要建筑物方面奔跑，从红房子后面又冲出三辆坦克，急急忙忙地放射起霰弹了。

　　寂静了，鲁缅采夫发着烧，寒冷的阳光照在他头上。

　　从一条小巷里走出来一队军官。走在前面的是一个高个子、瘦削的党卫队员，穿着黑制服，戴着黑制帽和一副黑眼睛。他踏着坚定的步子，其余的稍微离开些，跟在他后面走。

　　另外一队人迎着他们来了。几个持枪的士兵押着两个没有武器的士兵。

　　戴黑眼镜的哪个党卫队员在第二队旁边站住了，他喊了几句。其中一个不戴帽子的、胖胖的、年纪不轻的士兵跪下了。第二个士兵，一个身材高高的十五岁左右的少年哭起来了。他的脸是血淋淋的。

　　他们被拖到了十字路口。起了一阵骚动，十字路口的灯柱旁边出现了几张桌子和一架梯子。

　　党卫队员把手一挥，两个被吊在灯柱上的人也把被缚住的脚摆动起来。随后一个士兵在那个被吊着的少年脚下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来，用自来水笔在一张白纸上写起来。他的手颤抖着。另一个士兵吃力地爬到桌子上，把那张写了字的白纸贴在少年的胸前。接着他把桌子移到第二根灯柱旁，把同样的一张纸挂在那个胖子的胸前。然后他们都走了。不多久，从地下室里跑出来一群德国男人和女人们，他们走到吊着的人跟前，站了一会，念了一遍告示，就默默地走开了。

　　夜幕又降下了。将要来临的是在意料之中的不眠之夜。“难道我们的队伍明天还不来吗？”

　　鲁缅采夫起先想——什么都可能发生——他可能冲不出这个施奈德穆尔。可是他马上纠正了自己的想法。我们的队伍明天准会来的。要知道军长、集团军司令员和朱可夫元帅一定会愤怒地问起：“你们究竟打算花多少时间来解决施奈德穆尔呢？”

　　从整个广大的战线的规模来说，施奈德穆尔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在斯大林那儿的地图上也有这座小城。这是很可能的：他，伟大的领袖，最高统帅，由于旁的许多无比重要的事情而会在电话上顺便向司令员和军事委员问起：“你们围攻施奈德穆尔的事进行得怎样啦？”

　　夜过去了，早晨开始了，四周一片寂静。鲁缅采夫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可是什么也没有听见。我们的炮兵沉默着。街上热闹起来了。德国人都昂首阔步地走着，大声地谈着话，他们都不害怕了，在他们看来，仿佛一切最可怕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第二十五章

　　傍晚，施奈德穆尔上空开始出现一批德国“Ｊ－５２”型运输机，德国人都从地下室和拱道里跑到街上来了，扬着手帕欢迎。几十顶白的和红的降落伞纷纷离开了在城市上空盘旋的飞机。它们越降越低，在凛冽的寒风中颤动着。降落伞上都缚着箱子——显然是投给这座被包围的城市的弹药和粮食。

　　万籁俱寂，连机关枪也沉默了。鲁缅采夫因发寒热而颤栗着，他脑子里浮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要是我们的人今天夜里把包围解除了，那怎么办呢？”他不知不觉地从某种联想想起了以前在他眼里闪过的那张长满了胡髭的瘦削的脸。那个人好象叫做史威尔别，对啦，海尔麦特·史威尔别，第二十五步兵师的一个中士。他在受审的时候，用低沉的疯狂的声调这样说：

　　“在阴暗的矿坑里制造着一种秘密武器，它会拯救德国。”

　　“胡说八道，”鲁缅采夫大声说。他决定夜里跑到更高的地方去，作为对自己精神萎靡不振时的一种惩罚。侦察兵不能躺在一间屋子里，不闻不问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他数了一下自己的手榴弹，一共四颗。手枪里有七粒子弹。好极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其中的一颗……他把留给自己用的那颗手榴弹取出来，那颗手榴弹是有记号的：它的木柄曾经有过一个小小的疖，现在它给刨平了，但是还留着褐色的轮圈，使人想起这个杀人的东西原来是青翠的绿树。他把这颗手榴弹放在衣袋里，不跟别的手榴弹放在一起。

　　天黑的时候，鲁缅采夫从沙发上爬起来，把德国人的大衣披在肩上，慢慢地爬出去了。在走廊里他从衣架上取下了伞：当做手杖很合适。他细听了一阵不清楚的声响，开了门，这里寂静、黑暗而潮湿。他很缓慢地循着楼梯爬上去——与其说是出于小心，还不如说是由于伤痛而乏力。

　　在三楼鲁缅采夫看见了头顶的夜空：房屋的半层被炮弹削去了，楼梯上缺了不少的阶梯。上面和四周悬挂着铁梁，铁梁上还连着大块的墙。他攀住了一根铁梁，吃力地克服了这个障碍。

　　整个四层楼咯咯地呻吟着。在那些没有了墙壁的房间里放着一些家具：一把安乐椅和小孩的摇篮车。信号弹的闪光照亮了一个辫子挂在墙上的穿着一件淡蓝色衣服的洋娃娃。

　　在走廊尽头一扇通往阳台的门洞开着。鲁缅采夫往那儿走去，看见了一道太平梯。到屋顶大概还有两公尺。鲁缅采夫用两只差不多僵硬了的手攀住一根潮湿的铁梁，开始往上爬。

　　这里的屋顶是完好的。稍远有一个黑黝黝的洞。风在怒号。鲁缅采夫直起身子，站在烟囱旁，努力想看见或听见什么。可是周围十分寂静。哪怕是一排发光弹也好，哪怕是一阵隆隆的炮声也好，可是什么都没有。

　　鲁缅采夫坐着等待天亮，屋顶的铁被他的脚一踏，微微有点儿弯曲了，于是鲁缅采夫想起了他小时候怎样喜欢爬屋顶，高兴地把铁敲得丁当响。他自以为是一个侦察兵或游击队员，躲在烟囱后面，然后又慢慢地从它后面爬出来……

　　时光过得很慢，月亮从云里出来了一次，可是马上又躲进去了。雪花飞舞着，什么地方的一堵墙倒塌了。一阵哗啦哗啦的声音滚过了僻静的半毁的街道，在远处消失了。鲁缅采夫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差不多什么也不想，只是等待着。天气越来越冷。下面的什么地方有人咳得很厉害。后来天色微微发白，夜的黑暗往黑沉沉的街道方面退去了，那儿越来越暗，同时别的地方仿佛都在褪色，所有景物都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在塔尼亚那边的森林后面，出现一片长长的、浓厚的、橘黄色的霞光。西方还沉没在黑暗里，而东方那片橘黄色霞光已经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明亮，渐渐地消失了它的阴暗的色彩，变成了黄色，并变得暖和了。

　　鲁缅采夫静静地坐着，等候西方明亮起来。西方的地平线上也渐渐地亮了起来。

　　鲁缅采夫站了起来。他第一次从敌人后方这么高的地方望见苏军的阵地。堑壕沿着一片小高地的斜坡蜿蜒着。微小的人们在远远的工厂建筑物中间象蚂蚁似的跑来跑去。鲁缅采夫辨别不出他们的脸，他觉得他在旭日的光辉里觉察出望远镜片闪沙发光。

　　鲁缅采夫发着高热，他的伤腿也在剧痛。可是他感觉不到，他被别的更强大的力量支配着，他已经不是孤独的，不是失落在敌人中间的了。他高兴得发抖爱科学，并为自己的人民、人民的领袖和领袖所创造的无敌力量而骄傲。在高热的半昏迷的状态中，他觉得好象不时在被打坏了的德国人的房屋的顶上，而是在遥远的伏洛恰叶夫山岗上，他就是那个永远精神焕发地站在那儿的旗手。

　　苏联士兵们用手推动着大炮，娴熟地把大炮直接拖到工厂建筑物跟前。从上面望下去，好象士兵们都变受了神灵的庇护，都是刀枪不入的。德国人机关枪的火力和炮火越来越猛烈了。我们的士兵都卧倒了，可是他们又爬起来。不是所有的人都爬起来了，可是鲁缅采夫在上面望不见这一点。他们好象许多黑点，时隐时现。他们跑过去了，顽强地爬着，奋勇地向前移动，消失了，又从弹坑里、砖堆后面出现了，消失在屋子里了，突然间在最意料不到的地方和最意料不到的时候又跳出来了。

　　吊着两具尸体的灯柱被炮弹击倒了。

　　战斗的一切声音——浮士德巴达龙的吼叫声、房屋倒塌的哗啦声、迫击炮的咳嗽声——中，在鲁缅采夫耳朵里特别近和特别响的是那挺已经声嘶力竭的机关枪的咯咯声。这就是鲁缅采夫昨天所发觉的那挺大口径机关枪，它配置在离他二百公尺的十字路口上，一座房子的底楼里。

　　鲁缅采夫循着他爬上屋顶的原路走下来。屋内还是黑沉沉的。他觉得，他好象在狂风暴雨肆虐的时候，躲在下层船舱里一样。

　　鲁缅采夫把自己的战斗帽塞进了衣袋，穿上德国大衣，扣紧了钮扣，拄着阳伞走下楼梯，走到院子里。

　　一个年轻的德国姑娘头上顶着包袱，在他跟前跑过。她向他说了句什么，可是他径直向前走着。姑娘不见了。

　　他咬紧了牙齿一瘸一拐地走着，翻过了一堵围墙，到了另一座院子里，那儿也有几个德国人在忙碌，大半是老头儿和老婆子。他打他们身边走过，又有一个人注意到他跛得很厉害，向他问了些什么。他默默地走着，不理睬这些德国人。依靠阳伞的帮助，咬紧牙齿，从容地翻过了下一堵围墙。

　　这就是架着一挺机关枪的那座原子。

　　这儿临街是一道栅栏，沿栅栏掘了一道堑壕。有一道交通壕从堑壕通到院子，向左伸展，而在小园子里终断了。在交通壕里站着两个德国人，他们拖了一支箱子，显然是弹药箱，现在他们停下来休息。这个扣紧了大衣、不戴帽子、淡黄发蓬乱的跛子的脸上有某种东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眼睛定定地望着他。他毫不动摇地从他们旁边走过，直到这两个士兵落在他后面的时候，他才想到，从大衣的缝里可以看见苏联的军服。因此他放满了脚步。

　　他板着脸，慢慢地走进院子，觉得德国兵的逼视使他的后脑发冷。不，他们什么也没有发觉，并且也没有叫他。

　　幸而这个时候炮弹在四周爆炸起来了。每个人都在可能躲避的地方躲了起来，两个德国兵也跑了：显然俄国人逼近了。只有这个淡黄头发蓬乱的人，慢慢地走过院子，朝洞开着的后门走去。

　　鲁缅采夫走进屋子，立刻看见前面有一段阶梯通到楼上，另一段向左通到下面。再过去些，靠左有一扇门通到底层。就在那下面有一挺机关枪狂吼着。泥灰从天花板上纷纷落下来。

　　鲁缅采夫打开门走进去，随手把门掩上，靠着门柱歇了口气，并让伤腿休息一下。接着他向半明不暗的地方张望了一下，伏在机关枪上的两个士兵的侧影在地下室窗子上显得很清楚。鲁缅采夫沿墙向右边走过去，背贴着墙，接着就站住了，预备好了手榴弹。机关枪咯咯地吼叫着，地下室微微颤动。

　　鲁缅采夫把一颗手榴弹扔了过去，自己伏倒在地上。爆炸震撼了整个屋子，把鲁缅采夫抛在一边，震聋了他的耳朵。过了一会儿，他清醒过来了。预备好第二颗手榴弹，一边慢慢地向窗口爬过去。德国人在十字路口狂本乱窜。他朝他们扔了一颗手榴弹，接着又扔了第二颗手榴弹，他沉吟了一绘，从衣袋里掏出最后一颗有记号的手榴弹，也向街上，向一群逃跑着的德国人扔过去……

　　丘霍夫上尉带着自己的连队穿过院子向柏林那大街冲去时，看见了手榴弹的爆炸，心里嫉妒地想：谁施展了妙计，抢先冲进城来。但是他不放过这个突如其来的援助，奋力向前冲去。连队占领了十字路口，继续向临近的街道推进。

　　在一所房子的地下室里，士兵们发现了失踪了三天的师侦察队长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他受了伤，而且非常衰弱。在地下室里还躺着两个给手榴弹炸第的德国兵和一挺被炸坏的机关枪。

　　人们抬来了担架。

　　“您会恢复健康的，”丘霍夫向他告别道，“我很高兴您还活着。”

　　攻城的战斗又延续了两昼夜，到第二天晚上枪声停止了。出现了一队德国运输机，用降落伞投下来牛油和干酪，这使士兵们很高兴。

　　晚上出奇地暖和。他们在兴登堡广场跟由南面攻入的各个师会合了。

　　从巍峨的确大教堂后面出现的这个师的士兵里面，丘霍夫认出了红胡髭的西伯利亚人——他的马车上的“乘客”。红胡髭也马上认出了上尉，并向他敬礼。

　　“还活着啊，”丘霍夫说。

　　“当然喽，”红胡髭答道，他一边笑，一边用手擦着淌汗的前额。

　　“现在还死可太可惜啦，我们到柏林去吗？”

　　“到柏林去，还得等一等，先得攻下施奈德穆尔。”

　　“施奈德穆尔？施奈德穆尔已经攻下了……”

　　红胡髭去归队，在废墟中间消失不见了。

第二部 第一章

　　静悄悄的德国城市和村庄都扯起了白旗来迎接俄国军队。白旗在窗口、阳台上和墙檐上飘动，在雨雪中低垂，在黑夜里象幽灵似的闪现。德国还没有投降，可是德国房子已经个别的投降了，仿佛它们把惩罚者的手从自己身上推开去一样，仿佛在说：“纳粹分子随你们去处置，可是别来动我！”

　　越向西进，德国道路上就越显得热闹。

　　苏联军队碰到了一队队的波兰人和意大利人、挪威人和塞尔勃人、法国人和保加利亚人、克罗特人和荷兰人、比利时人和捷克人、罗马尼亚人和丹麦人、斯洛伐克人、希腊人、斯洛文人。

　　在路上行走的有青年男女、儿童、老头儿和老婆子，有的骑着脚踏车，有的推着手推车，有的背着包袱，有的提着手提箱。在上衣上，在拆去了肩章的各种颜色的军服上，在短大衣和披肩上，在女人的长衣和女短上衣上，缝着世界各国的国旗。人们用许多种语言唱歌、喧嚷、谈话，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可是都是一个目的：回家。

　　一看见苏联的士兵到来，或听见了有红星的坦克的隆隆声，捷克人们远远地就叫嚷起来：“我们是捷克人！”法国人叫嚷着：“法兰西人！法兰西人！”所有其余的人们也各用本国的语言喊着他们的国籍，既作为友好的表示，也作为护身的标记。

　　虽然意大利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不久前希特勒的同盟者，都很不高兴地、知罪的，可是仍然急急忙忙地报出了他们的国籍。欧罗巴觉得自己获得了自由而欣喜若狂，它又因为苏联军队为解放它开到了这儿感到自豪，这些军队象不可阻挡的洪流似的沿德国所有的道路疾驰着。

　　可是这时候拐弯后面出现了一群人，他们以一面红旗作前导。

　　这些都是俄国人。拄着拐杖的以前的战俘们、妇女们和孩子们。来自斯摩棱斯克、哈尔科夫、克拉斯诺达尔的青年们，裹着白围巾并在頦下打个结的姑娘们。

　　一切都停住了。士兵们把他们围了起来，开始拥抱、亲吻、流泪。一个年轻的女交通调度员放下了小旗，呆然不动，面颊上淌着泪水。

　　人们急急地询问：谁是斯摩棱斯克人，谁是波尔塔瓦人，谁是顿河人。同乡人找到了，差不多都是远亲。久离祖国的俄国人任诧异地抚摸着士兵们和军官们的肩章，在士兵们快乐的目光下，姑娘们的面颊泛起了一片羞怯的红晕。

　　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的啊！从一辆拖着一尊巨炮的载重汽车上跳下来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士。就在这当儿一个淡黄头发的姑娘立刻向他跑过去了，仿佛她只等着这个人似的。整个炮兵团都站住不动了，在拥抱着的父女周围，响起了一片响亮的“乌拉”声。

　　另一个肤色浅黑、容貌秀丽、白围巾落到了肩上的姑娘，在这支队伍旁边走来走去，一边喋喋不休地说：“好运气，好运气·我的爸爸没有在这儿吗？”

　　她沿着纵队奔跑，一边张望着炮兵们和步兵们的脸，一边问着：“我的爸爸没有在这儿吗？！”

　　“不要未婚夫吗？”汽车上有一个年轻的声音问，接着从防水布下面钻出来一张红润的笑眯眯的脸，有一个愉快的、生着雀斑的脱皮的鼻子，这是和善的和爱说笑话的人的鼻子。

　　交通完全给阻塞住了。

　　这当儿，一辆汽车和一辆半履带式装甲汽车驶到了十字路口，从汽车里走出来一位将军。他从人群中挤到女调度员跟前，严厉地说：“不可以忘记工作。”

　　许多军官认出了将军，这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大家都静下来了。西斯克雷洛夫转脸对解放了的人们说：“同志们，别阻拦士兵们。他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呢。队长们，到我这儿来！”

　　步兵和炮兵的队长们都向军事委员跑过去了。他严厉地斥责他们没有秩序。

　　“炮兵团长在哪儿？”他问。

　　有个人跑去寻找炮兵团长。将军退到旁边，让军官们去整顿秩序。

　　听到了口令：“站队！”

　　“回到你们的车上去！”

　　一切都慢慢地动了。只有父亲和女儿还站在道路当中。他无可奈何地慢慢地把她推开，轻轻地对她说了些什么，并惊惶地望着将军。

　　“为什么团停住不前进。”西斯克雷洛夫问那个跑过来的炮兵上校。

　　上校回答道：“这是我的过失，将军同志。”

　　“我知道是您的过失，”军事委员冷冷地驳斥道，“不但你们自己耽误了，而且你们还造成了阻塞。这样的指挥员是毫无用处的！”

　　几辆轿车驶到了，车上坐着几个将军——经过这条道路的兵团司令员们。他们想对军事委员报告，可是西斯克雷洛夫并不听他们的话，他走到跟女儿一起站在道路中间的那个上了年纪的中士跟前，说：“哦，这个士兵的运气不错吧，但是仗还没有打完哪。”

　　中士连忙把手举到战斗帽边，最后一次瞥了女儿一眼，便上了汽车。同时那个快乐的鼻子也躲到防水布下面去了。

　　十字路口空无一人了——正是时候，天空中出现了几架德国轰炸机，真的，它们只投了两颗炸弹，因为苏联驱逐机立刻把它们赶走了。

　　军事委员转脸对将军们和政治工作员们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迅速。你们必须准确地执行行军日程表。被遣送回国的人们必须在路边走，不得妨碍军队行进。部队政治科负责遣返工作和组织群众大会。可是这一切的进行不应当妨碍部队向奥德河推进。”

　　军事委员走了后，军官们和将军们又站着商量了一会。说老实话，当时他们都摇头：“哎呦，好厉害，铁石心肠！”

　　西斯克雷洛夫一到兰芝堡，就打电话叫一个上校——遣返部长——到他那儿去。上校是搭乘飞机来的。他不是走进来而是跑进来见将军的。他那容光焕发的脸表现出，他担任了遣送解放了的苏联人民返回祖国这个任务，是多么光荣和幸福啊。

　　军事委员说：“我问过几个被遣送回国的人，他们上哪儿去。遗憾得很，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集合地点。其中有些人还没有领到他们应得的配给品。其实你们有足够的军官、供应和运输工具。”西斯克雷洛夫有点儿轻蔑地瞥了上校一眼，提高了嗓子：“上校，你的军官们太动感情啦，对不起，我甚至要说：愚蠢地动感情。在目前的情况下，士兵们可以流露他们的感情：苏维埃人在执行自己的历史使命时感到幸福和愉快，这是十分自然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是没有什么可动感情的，必须领导党所交给我们的工作。要这样地组织工作，使得从集中营里解放出来的人们能够吃饱，称心满意，使他们确切知道他们不久就可以回家。同时要使他们不妨碍军事行动，因为迅速消灭战争的灾害是取决于军事行动的。”

　　“他不是人，是块石头！”上校笔直地站在军事委员面前，气恼地想。

　　西斯克雷洛夫继续驱车前进。他一边望着在路上行走的士兵和成群结队的解放了的人们，一边习以为常地思索着许多各种各样的事情，以抑制他心里突然涌起的温情和喜悦的浪潮。固然，现在他在这方面并不是常常成功的。

　　西斯克雷洛夫，这个一生和党分不开的人，觉得很愉快，因为由共产党领导的苏联军队把全世界从法西斯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他认为这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正如各国的游击运动都由共产党另领导这个现象的合乎规律一样。共产主义——这是一种解放全世界的力量。苏联人必须向别人显示履行义务、精神纯洁、生活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所获得的一切品质——的榜样。

　　热爱人吗？对的。可是这是一种积极的、有目的的爱。跟邪恶进行斗争，然而这是在一个强大的政党领导下，由国家来指导的斗争，因为对于这个斗争，正如历史的经验所证实，好意是无济于事的，对于这个斗争只有军事和政治的铁的组织，才有作用。

　　虽然将军没有听见人们对他的命令、指示和严厉的警告说了些什么，但是他猜得到这一点，而这使他很生气。不，他对于那个碰到女儿的士兵和他所遇到的各个部队的军官们和将军们对他的谈论，并不是漠不关心的。可是他不能顾到这一点。他们不知道，而且不可能知道他所知道的事情。

　　前线的情况是这样的：最高统帅所交给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坦克部队已经冲到了奥德河，强渡过河，并跟近卫步兵的先头部队一起占领了两岸的几个不大的桥头堡。德国人用强大的兵力向奥德河西岸的我军不断进攻。

　　现在最主要的事情是守住和扩大桥头堡。由此可见，输送军队的速度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昨天夜里西斯克雷洛夫一接到关于奥德河上战况的首次报告，就去找司令员。他们两个默默地坐着，等待着那些意思含糊而且不完整的情报得到证实。巨大的司令部里肃穆寂静。这寂静终于被沉重的开门声和兴奋的问话声打破了。

　　“司令员在哪儿？”

　　“进来！”司令员喊到，打开了门。

　　参谋和作战部一个军官一起到来了，这个军官是搭快速驱逐机从奥德河飞来的。他随身带来了一张有价值的、暂时还是独一无二的、仓促绘成的部队位置图。

　　桥头堡有了！还不稳固，弯弯曲曲的，象一小狭长的带子似的贴着奥德河，然而它是存在的。

　　就象在这种情况下永远都会发生的那样，情报开始越来越多地涌到了：联络军官们、无线电、电话、电报和直通报话不断地送来一批有以批的详细消息。

　　斯大林打来了电话。

　　最高统帅听取了报告后，下令扩大桥头堡，并命令用有效的空军掩护和大力加强工事来巩固它。从上面的话可以知道，事先没有准备，不应该向柏林推进，特别要记住那个暴露的左翼，无可置疑，敌人在那儿还占有若干优势。最高统帅坚持地强调了最后的几个字。

　　在别的问话中间，斯大林也问起了围攻施奈德穆尔的情况，司令员报告说，战斗将在最近两三天内结束。

　　前线的情况就是如此。

　　第二天西斯克雷洛夫出发到奥德河去了。

第二章

　　无数的阿尔特……、纽……、克赖因……、格罗斯……、奥倍尔……、尼德尔……、……堡、……多夫……、斯塔德……、华特……、豪森……、霍夫和……阿乌在旁边闪过。驶过了一座座有瓦屋顶的小镇，这些小镇总是少不了菲特列第二的、威廉第一的、俾斯麦的、勃兰登堡选帝侯的……纪念碑，他们被称为“大王”、“铁血宰相”、“无敌将军”。每座小城里差不多都有“表示感谢的祖国”和“感恩的同胞们”所建立的纪念一八一三年、一八六六年、一八七０－一八七一年或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战争的德军纪念碑。

　　虽然这些纪念碑还建立不多久，可是它们上面却堆置着浪漫主义的中世纪的各种附属物：生锈的剑、盾和甲胄。一只铁鹰在石基上展翅欲飞。

　　没有一座诗人和音乐家的纪念碑。对于外界来说，德国有个时候是歌德、贝多芬和席勒的国家，可是在这儿统治的却是菲特列、俾斯麦和毛奇。给马恩河上的败北者也建立了许多装饰着桂叶圈的纪念碑，并且被悄悄地列入了胜利者之列。

　　凭这一刹那间的印象，很难得到一个关于德国的明确的概念。将军老是东奔西跑，他仅仅为了公务有时在这个部队，有时在那个部队，有时在战场上逗留一会儿。此外，他知道这个国家的“精神中心”还在奥德河彼岸，在易北河和莱因河畔；从东面沿奥德河伸展的那个容克德国历来供给“祖国”的只有食物和士兵。

　　但是有一点是明显的：这些地方的居民、这些被遗弃的房子的主任、那些贴在厚厚的家庭照片簿里的照片中的人们——爱劳动的、守纪律的、带些儿学究气的人们——就是这些人成了贪婪的很无耻的希特勒匪帮手中可怕的工具。

　　这个伟大的国家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它的历史潮流突然间象险恶的和可怕的旋涡一般旋转起来——当然，英美借款的金雨也是帮助了很多的。

　　德国人不能在言论、疯狂的叫嚣、煽动性的怪论和慷慨的诺言的迷雾后面觉察到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希特勒不是把德国从“凡尔塞的强迫”中解救出来，而是把资本家和地主从德国工人和农民手中救走了。他们缩影不了解这一点，是因为蜕变了的社会民主党的上层分子，用空洞的诺言和长期地纵容他们最恶劣的贪婪本性而麻痹了他们。

　　结果，希特勒扑灭了工人运动，把德国人民的精力顺利地使用于另一个方面：反对欧洲各国人民。

　　自然，西斯克雷洛夫记得那些给投入了拷问室和集中营的优秀的德国人；可是他不轻易地同意德国整个工人阶级经受不住艰苦的考验这种思想。这个思想使西斯克雷洛夫很痛苦，可以说，甚至伤害了他这个老布尔什维克的自尊心。他热爱劳动人民，并且深信他们伟大的前途。象所有的共产党员一样，他是列宁和斯大林用神圣地尊重任何国家的劳动人民的精神教育出来的。但是这里应该面对事实。应该想到将来。

　　德国的失败必须变成德国工人阶级的胜利，必须变成反对反动思想和自私自利的胜利。

　　按照由来已久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西斯克雷洛夫准会把各种印象告诉他的妻子和儿子。可是儿子已经不在人世了。归根结底他也是为了汉堡工人爱伦斯特·台尔曼所为之捐躯的同一事业而牺牲的。德国工人们了解这一点吗？他们将来会了解吗？他们会了解的，应该了解。

　　将军也不敢写信给他的妻子。他知道应当把儿子阵亡的消息告诉她，可是他总是拖延着。他不过是害怕。他觉得她受不了这个悲伤。他对自己说，现在有很多痛苦的母亲，可是她们仍旧活着，他忧虑地想：“不，她受不了。”

　　不久，许多重要的消息使西斯克雷洛夫摆脱了这一切思考，这些消息是司令员特地派来的一个军官带来的。

　　不错，斯大林的警告是正确而且及时的。在还未被我军占领的波罗的海沿岸到奥德河以东的一个广阔的地带里，毫无疑问，正在发生着头等重要的事件，德军部队正在沿这个地带撤退，逃往斯维内蒙德和斯德丁。德军正在那儿集中。

　　无限电侦察探知在斯塔加德——斯德丁地区新设立的司令部约有三十个。空军也报告敌人的坦克和步兵从柏林地区向东北积极地调动。派往比黑兹城一带去侦察的一营坦克受到了番号不明的德国坦克部队的攻击。

　　还有：莫斯科方面报道：不列颠海军的谍报也紧急地甚至用惊慌的口吻警告说：有一种来自背面的危险。它同时报道了庞大的数字：好象德国人在沿岸集中了一千五百辆坦克。

　　盟军这种出乎意料地和没有请求过的照顾使西斯克雷洛夫大为诧异，后来他明白了，原来是苏联在奥德河西岸获得据点使他们感到不安。显然他们指望苏联指挥部因为害怕从背面来的威胁而把军队撤退到东岸，因此使自己丧失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始向柏林进攻的机会。英美人——不从威望着想，却从一个旁的遥远的目的着想——他们极想由他们来占领敌人的首都。

　　司令员还说，他已经命令军队向北开拔，并打算亲自到那儿去。同时最高统帅部命令继续坚持扩大和巩固奥德河上的据点，并继续进行夺取德国要塞库斯德林和奥德河畔法兰克福的军事行动。

　　西斯克雷洛夫决定继续上路到奥德河——决定未来向柏林进攻的命运的地方去。

　　在出发之前，他召来了反间谍领导人员们。他告诉他们，他经过战线后方的时候，看见了许多徘徊着的人群，他们都是本地的德国居民。有许多家庭带着家用什物在村路上行走，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

　　将军在他们当中也遇到过许多年轻的德国人。他们都穿便服，可是纵使没有经验的人也能够觉察出他们军人的举止。

　　“这些人当中，”将军说，“可能有战犯，而且还可能有间谍。德国指挥部目前还存在，没有理由认为他不起作用了。”

　　反间谍人员们把已经采取的措施报告了将军。事实上，反间谍组织已经在许威林、兰芝堡、克尼格斯华德、马那克的哥尼斯堡（一座小城，不是普鲁士的哥尼斯堡）捕获了大批改穿便服的德国军官。在一间村舍里又捕获了两个德国间谍，他们供出了重要的情报。一个从西里西亚逃来的大工业家，“海尔曼·戈林”康采恩当地分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和许多别的人——以前的司令官们、副司令官们、特别队队长们，也被扣留了。所有这些人都想投奔到在西方进攻的美国人那儿去。

　　“他们显然认为美国人，我们的盟友，会庇护他们的。”一个上校说。

　　将军望着他，意味深长地摇摇头，愠怒地说：“很可惜，他们有理由这么想……”

　　将军和反间谍人员们谈过话后，就驱车到一个被我军所解放的盟军空军俘虏营去了。

　　俘虏营是在一个有一幢幢两层小砖房的工厂住宅区了。将军远远就听到了异乎寻常的喧哗声、歌唱声和叫嚷声。

　　俘虏营里充满了狂热的欢乐。美国和英国的飞行员们在街上勾肩搭背地闲逛，互相叫喊，高声地闲谈。

　　他们的欢乐是十分自然的。德国人正打算把他们装上汽车向西运走的时候，一辆俄国的坦克冲进了俘虏营。起先他们还不知道这就是俄国坦克。当坦克驶近的时候，美国人都逃跑了。他们以为德国人要在撤退以前把他们消灭掉。

　　坦克停留了一会儿，仿佛用它的庞大的炮身吸着空气似的，接着冲入了德国守军中间。随后它向后倒驶，吼了几声，朝德国人恐惧地躲着的那所房子轰击，它摧毁了这所房子，就好象一个勇士一拳打毁了敌手的颚骨一样，又转过身来，朝着停在路上准备装运战俘的卡车打了两炮，就开走了。

　　美国人和英国人跟在它后面徒劳地奔跑着，一边喊叫着感谢的话，并想从这个钢铁巨物里面拉出这几个可爱的弟兄，他们这么出人意料地、沉静地和快乐地解放了两百个被俘的飞行员。看来这几个可爱的弟兄还有别的工作。他们用履带压坏了德国人的高射炮，在道路拐弯的那边消失了。

　　苏联军队开到后，英国和美国飞行员们坚持地请求所有到俘虏营里来的俄国军官们打听一下，坐在这辆坦克里面的到底是谁。

　　说起来很可笑，可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显然认为救出这两百个　格鲁－萨克逊人简直是这次战争中一件最伟大的功劳。

　　苏联军官们挥着手：“啊，这不算什么！”

　　飞行员们得到通知说，已经给他们预备了好几架“道格拉斯”，不久就要送他们到飞机场去。

　　英国人和美国人看见将军的汽车驶到，都笔直地站立着，各按照自己的方式向他敬礼：美国人用轻快地动作把右手掌举到前额，英国人则呆板地把一只手举到军帽边，手掌稍微朝外翻。

　　西斯克雷洛夫下了汽车，跟站在前面的盟国军官们握手，通过他的翻译问他们是否需要什么东西。

　　回答他的是一个高个子的英国人——不列颠皇家空军上校李吉那尔德·邓格里爵士。

　　他们不需要什么了，他们感谢苏联指挥部亲切的关怀和真挚的友好态度。不过他们有一个请求：要是可以的话，拍一个电报通知他们的亲属，说他们都健在。将军同意了，将他们将这儿所有的人的姓名和军衔列单交给他的副官，以便拍电报通知驻莫斯科的英国和美国军事代表团。

　　一个戴眼镜的美国少校提出了另一个请求：可不可以暂时不送他回去？因为在这样的时刻离开这儿——太可耻！要是将军允许，他可以暂时参加苏联空军服务，以便在奥德河上和美国人会合，并在那儿回到自己人那里去。

　　“在奥德河上？”将军问了一句。“奥德河上没有美国人。那儿只有德国人。我们跟美国人，大概，要在易北河上会面。”

　　“那么说，你们要夺取柏林吗？”一个英国少校问。

　　将军锐利的目光望着他，简短地回答道：“是的。”

　　谈话友好而安静地进行着，可是突然间在盟国军官们的队列中发生了一阵骚动。几个积在上校们和少校们背后的微醉的中士和中尉，推开这写头衔比他们高的军官，从到前面来了，他们围住了将军，并且跟他和站在他旁边的苏联军官们狂热地握起手来。会见立刻失掉了正式的性质。空气中响起了愉快的欢呼声和叫嚷：

　　“谢谢，弟兄们！……”

　　“俄罗斯万岁！……”

　　皇家空军上校邓格里爵士不满意地摇摇头，可是他立刻又和气地、微微地宽恕地微笑起来，好象人们对孩子的淘气微微一笑那样。他发觉将军注视着他，于是他笑得更加厉害了。后来，当他看见过路的苏联士兵们对盟国军官们挥手的时候，他的嘴完全咧开了，只有他的耳朵阻碍着他的笑容更加扩大。

　　俄国兵在道路上源源不断地行进着。他们脸上的表情一般地说来都是亲切而又和蔼的。邓格里看出了一种可称为力量的自觉的东西。俄国人从容地、可是顽强地、充满信心地行走着，一边用安详的略带狡猾的目光观看着周围的一切。他们身上给风鼓起的放雨大氅象风帆似地裂裂作响。

　　邓格里想起了英国高级军官中无数次的谈话，他们都说俄国在这次战争后将一蹶不振。“不象那种样子，”现在他想道，突然感觉到无限的焦虑，“他们深入到欧洲来了！”

　　想到这里，他的笑容越来越收敛了。

　　这时候将军笑起来了。这个英国人发觉这张严厉的脸是善于挖苦地、这么富于洞察力地微笑，他就不安起来了。

　　这当儿，几辆公共汽车驶到了，它们是被派来送盟国军官们到飞机场去的。西斯克雷洛夫也乘车继续前进了。

第三章

　　由于北面战局的发展，占领施奈德穆尔后而在该城休息的部队接到了行军的命令。

　　夜里从师里回来的团参谋长米加耶夫少校，召集了营长们，连长们，宣读了命令。

　　那些指挥员端坐在团部所在的施奈德穆尔一家银行的经理市里的皮靠手椅上，把所有必要的都记在笔记本里并绘在地图上，他们没有提出补充的问题，因为他们是惯于遵守纪律的。米加耶夫在作关于即将开始的行军的各项指示的时候。照例用“就是这样”这几个字来强调他的每一句话。过后他微微愁眉苦脸地问：“什么问题也没有吗？”

　　“全都明白了，”第二营营长代大家回答。

　　只是从远远的角落里传来了一个新来的上尉——第二连连长孩子似的严厉的说话声。这甚至不是问题，而是忧郁的断言：“那么不向柏林进发啦。”

　　米加耶夫激动了。他所听到的话正是他心里痛苦地想着的。

　　“对，正是这样。”米加耶夫说，“不向柏林进发。就是这样。”

　　“一切都是这个施奈德穆尔引起的，”军官们想，并且用恶毒的字眼咒骂着这座城市。

　　早晨，第一营从兴登堡广场——该城的中心区出发了，士兵们断断续续地唱起歌来。德国儿童们从窗口和院子里睁大了眼睛望着。

　　维谢尔恰科夫骑着马，走在营的前面。连长们也骑着马，率领着他们的人数稀少的连队。继步兵之后经过的是营迫击炮，炮给擦得很亮，有一副很温和的样子。机关枪虽然载在马车上，而且枪身朝后，看起来还是很威严。接着走过的是辎重队，最后走过的是坐在运输马车上的格拉莎，她那红润的脸发着光，向整个世界和蔼的微笑。

　　虽然士兵们希望休息一个很长的时期，但是他们对于突如其来的开拔依然觉得很高兴。固然，他们也听到过一点关于行军路线的消息，都苦闷地摇着头：唉，不是到柏林去！他们探究地望望村子和小城，望望瓦屋顶，望望围墙和小庭院，它们上面的白旗正在狂风中飘荡。

　　士兵们一面在路上走，一面悠闲地谈着话，他们一本正经地谈着对德国的印象。

　　司务长戈杜诺夫，从前是集体农庄工作队队长，是世代的农民，他所关心的主要是农业。他用指头捻着德国灰沉沉的泥土，并用他的有经验的目光瞥了一下农民的小块土地和地主的广漠无迹的庄园，每当他们在村子里休息的时候，他仔细地察看着一家家的农户和谷仓、棚舍。

　　“他们过着不同的生活，”他说，一边搔着他那头发剪得很短的结实的后脑勺，“这里的一个地主就有二千公顷土地，可是村子里的其余居民所有的土地一共只有五百公顷。鬼知道这是什么制度！完全不平等！”他冷笑着，默默地走着。大家都明白，他在想念在遥远的阿尔泰河的、故乡的“列宁道路”集体农庄，戈杜诺夫对士兵们讲过这个集体农庄已经不止一次了。

　　“他们应当到我们那儿去学习学习！”他自豪地说，接着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当前的职责，于是大声嚷道：“别拉档子！……整队！毕楚庚，别掉队！”

　　始终不改对重大事实进行总结这个根深蒂固的习惯的党组长斯里温科说：“他们都抱怨说：土地不够……甚至为了掠夺土地和我们打仗！……如果他们夺取自己的地主的土地，那就好多啦：代价便宜，而且意义也不同了！”

　　丘霍夫坐在一匹高大的马上摇晃，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士兵们的谈话，一边想着自己的事情。

　　米加耶夫少校也骑着马，他一追上丘霍夫，就告诉他说，他已经因施奈德穆尔的战功而被提名授予红旗勋章。上尉和他的连队最先冲进了城，占领了“阿尔巴特罗斯”工厂的主要建筑物和奎尔大街。

　　一股温暖的浪潮在丘霍夫骄傲的心里涌上来了，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米加耶夫眯着眼睛问道：“你说怎么样？”

　　“没有什么。”丘霍夫回答。

　　“这孩子可恶！”米加耶夫心里想，他很想要丘霍夫说些什么。他心里提上尉难过，尤其是因为他已经从丘霍夫的履历表上知道了他的身世。可是丘霍夫很阴郁地看着米加耶夫，一言不发。

　　“好吧，去追上连队。”米加耶夫不高兴地说。

　　“是，”丘霍夫回答，把缰绳勒了一下。

　　可是当他赶到自己的连队的时候，他愉快地想着挂在最近颁发的红白绶带上的那颗漂亮而荣耀的勋章。但是他立刻警告自己：“别自我陶醉！”

　　“而且，“他心里想，尽可能使自己冷静，“我们能够这么快占领奎尔大街，主要还是依靠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的力量。他在后方用手榴弹打击了德国人……”

　　他怀着深深的怀念想着鲁缅采夫。他的伤有危险吗？他会回到师里去吗？

　　士兵们都尊敬丘霍夫，甚至起先对他很谨慎的斯里温科现在也认为新来的连长是个好青年，虽然他脾气古怪。

　　“政治稍微落后，”这是斯里温科对他目前的评价。斯里温科特别不以为然的是，丘霍夫到今天还带着他那辆有名的马车。当然，马车单独留在某处，跟着团的后勤部队——“离开长官们远些了。”

　　在夺取施奈德穆尔的战斗中，上尉以异常的沉着博得了士兵们的钦佩。他仿佛是枪弹不入的，他的整个姿态，如他有一次在休息时所说的，仿佛是从小就给涂过魔术药膏似的。只有脚后跟，他带着微微忧郁的神情对他的士兵们解释说，只有那只小时候他母亲所握住的脚后跟没有给涂上魔膏，这就是他唯一可以受到伤害的地方。

　　“您在讲别人，”谢米格拉夫大笑起来。“这是‘阿基里斯的脚踵’。”

　　丘霍夫说：“那就用不着问啦。”

　　强劲的北风怒号着，士兵们都弯着身子走。军大衣的前襟和防雨大氅的下摆飘摇着，盖在运输马车上的防水布劈啪地响得很厉害。雪花洒落在迫击炮上。风在路旁的树林中呼啸，低低地掠过田野，刮走了阳台上和窗上的白布片。

　　在行军的第四天，连队在一个大地主的领地上停下来。在一道刷着厚厚的白粉、场面伸出成棵大树的光秃秃的枝条的石墙后面，立着一所有顶楼的古老的房子。它的墙上蔓延着长春藤，它们构成了美丽的图案，宛如冬天窗子上冰霜所结成的花纹。

　　司务长戈杜诺夫安顿了士兵后，照例查看地主的外屋去了。唔，马棚和牲畜栏都是“头等的”，和故乡阿尔泰的集体农庄的差不了多少。不过这儿所有的财产都属于一个人，因此，戈杜诺夫又轻蔑地冷冷一笑。

　　他对党组长说：“人们还说，德国人是文明的民族……一个人占了这么多，可是别人却什么也没有，难道这是文明吗？！”

　　在院子里涂着灰泥的外屋中间停放着一辆“密塞德斯—本兹”牌轿车，在它的散热器旁装着普通的木头辕杆用作一对马匹的套具。戈杜诺夫召集了全体士兵，让他们欣赏一下这个玩意儿。

　　士兵们哄然大笑起来，他们觉得很高兴，因为这说明德国的汽油已经耗尽了，连地主们也得用“马力”汽车了。

　　戈杜诺夫把丘霍夫那样威廉皇帝时期的古老马车停放在这辆希特勒时代的“马车”旁边。他关照了晚饭的事后，就往临近的农家去了，那儿吓坏了的德国人都用讨好的笑脸迎接他。因为戈杜诺夫只知道“站住！”，“完了！”这两个德国词，所以他没有和他们谈什么，只是象一个游客似的，看了几户小而凄凉的贫瘠的农家。他看得很清楚，摸摸头，大声说：“什么都明白了……”

　　当司务长回地主院子的时候，发觉少了一个士兵——毕楚庚，满意的微笑就从他的脸上消失了。很快查明：还在日间在瑟涅堡那个小城里大休息的时候，毕楚庚就掉队了。司务长焦急不安起来。他必须报告上尉：有一个士兵失踪了。

　　“去找他！”丘霍夫说。

　　戈杜诺夫派了谢米格拉夫到瑟涅堡去。傍晚，当大家都已经就寝的时候，谢米格拉夫终于同毕楚庚一起回来了。

　　“你跑到哪儿去啦？”司务长问，他学会了丘霍夫清楚而简短的说话方式。

　　毕楚庚，这个年纪不小而身体虚弱的加路格人，站在司务长面前，眨着一对小小的蓝眼睛说：

　　“我睡着了，司务长同志，”他说，“可是醒来后，我不知道往哪儿去。我等待着，或许您会派人来找我。”

　　毕楚庚把这些话向走到他面前来的上尉重说了一遍，并补上了一句：“谢谢您派人来找我！”

　　他谦逊地然而是狡猾地说。很显然他在说谎。

　　“哪儿的话，”丘霍夫说，“下次我们派子弹去找你。”

　　他走了，让毕楚庚想一想这个威胁。

　　毕楚庚搔着他那稀少的微微发红的头发，凑着谢米格拉夫的耳朵惊骇地低声说：“你怎么想？枪毙！他是这种……！”

　　在地主的庄园里万籁俱寂。毕楚庚在院子里踱来踱去，过后回到了屋子里，时而望望这个士兵的脸，时而望望那个士兵的脸。他们都睡熟了。只有在一个塞满了书橱的大房间里，斯里温科还斜躺在一只大沙发上，抽着一支粗大的马合烟卷儿，烟卷的火光在半暗中闪闪发光，照亮了上士沉思的脸。

　　毕楚庚蹑着脚走到党组长跟前，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说：

　　“我给您瞧一件东西。”

　　他跑出去了，并且马上带着背囊回来了。他一面解开绳结，一面狡猾地作出笑脸，活象一个阴谋家。

　　“您瞧，菲托尔·安德列耶奇，”他用细小的颤抖的声音说，“看看我的背囊里的东西，我弄到的是什么。”

　　在背曩里放着几卷小牛皮。

　　“你要它们干什么？”斯里温科想着自己的事情，漠不关心地问。

　　“对于一个士兵，它们是没有用处的，这一点你说得对，菲托尔·安德列耶奇。可是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它们就有用了。战争就要结束啦。对呀，在我们加路格，这大概要值两千卢布呢。德国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抢走了。人们都穿着草鞋走路，象革命前一样。就是这么回事！”

　　斯里温科把手一挥。

　　“住嘴！……你怎么啦？你的两张皮可以给每个人做鞋吗？”

　　“为什么给每个人？”毕楚庚不快地说，“别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自己家里的人已经够多的了！一家六口，菲托尔·安德列耶奇。”

　　“家？”斯里温科望着毕楚庚，可是什么也没有说。毕楚庚不肯罢休。

　　“这是对的，这就象取得了德国人的赔款。剥去他们的皮！如果你要知道，就是这么回事！”

　　“小牛皮，”斯里温科笑起来了，转过身去，或许他睡了，尽关毕楚庚想继续说下去，他无论如何也不理睬也不回答了。

　　毕楚庚走了，躺在隔壁房里自己的床上，可是睡不着。

　　他看见逃走的德国人所抛弃的这么多财物、空无一人的住宅和商店，他的贪欲燃烧起来了。他想起自己被毁的农舍，简直要哭出来。他想把他所看见的一切东西：木板、砖头、椅子、器皿、马匹和母牛，都搬回去。他幻想着一辆大车，跟公共汽车一样大小。嘿哼，要是发给每个士兵一部四轮车和两匹马，那多好啊！他辗转反侧，想象着这部装得满满的四轮车。它驶进故乡的村子里，孩子们欢呼着来迎接它。

　　“当然喽，”他向他非常尊敬的斯里温科暗暗地辩白着，“要是供给每个人鞋子，那很好！……可是我是一个渺小的人……不是党组长啊……”

　　房间的四壁都挂着巨幅的画，它们都装在镀金的镜框里。几张用油彩绘成的异国人的脸部的模糊轮廓朝下面望着毕楚庚。

　　门口的哨兵踏着均匀地步伐来回踱着。楼下响着老婆子的脚步声。在整座屋子里，除了哨兵以外，没有睡觉的只有两个人：毕楚庚和房东老婆子。

　　不断的近于疯狂的恐惧攫住了这个女房东。或者她来不及和她的儿子一起逃走，或者她以为没有人会动她这个老婆子，所以不想和她的儿子一起逃走。

　　现在这个出身名门的普鲁士贵族的后裔坐在佣人的小房间里，听见一声响就发抖，时时刻刻等待着长胡子的布尔什维克来扼死她。虽然四下里寂静无声，缎子壁纸并没有改变它的图案，安乐椅的靠手上的司芬克斯的铜头依然带着安详而宁静的表情凝视着，可是老婆子却觉得有一个新的、不可理解的、敌对的和可怕的世界向她逼近来了，在这个世界里不论是她，或是她所习惯的一切是没有容身之地的。

　　她觉得俄国人的到来绝不是任何政府者的军队的到来，而是世界——她活了一辈子的那个世界——的末日。

　　没有一个人来找她，这使老婆子更加害怕。

　　不过在黎明时候，房间的门给打开了，门口出现一个穿军服的身躯高大的俄国女人。出现的是一个女人而不是象她所预料的一个大胡子的布尔什维克，这把老婆子吓得差点儿晕了过去。她一边望着“委员夫人”亮晶晶的眼睛，一边用僵硬的嘴唇喃喃地祷告着。

　　格拉莎是跟营里的一个理发师一起来的，她太忙了，以致没有工夫研究这个老婆子惊骇的原因。她吩咐给士兵们烧水预备澡堂。可是村子里没有澡堂：德国人通常是在浴盆或者浴桶里洗澡的。格拉莎啊地惊叫一声，命令预备热水。老婆子认为只有出现奇迹，她才能免于一死，就跑去执行命令了。

第四章

　　丘霍夫上尉下楼来了。

　　格拉莎通知他，团将在这儿停留一些时候，因为师在等待补充。

　　院子里充满一片快乐的忙碌：理发、分发肥皂和干净的内衣。格拉莎吩咐士兵们以后睡觉要脱掉衣服，只穿贴身的内衣。

　　“够啦，”格拉莎愤怒地说，“你们在壕沟里和掩蔽壕里睡得够啦！现在是重新习惯美好生活的时候了！”

　　房东老婆子穿着一件黑长衣，在宽敞的厨房里忙碌，这座厨房孤零零地立在院子里。她绕着一座大瓷砖灶转来转去，那儿烧着几桶水。同她一起管理家务的还有两个女佣人——头发梳得高高的年轻的德国女人，她们偷偷地瞟着士兵们。

　　丘霍夫看见连队现在由格拉莎指挥，他就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即使在卫生问题上，他也不愿意受女人辖制。

　　他顺便欣赏了一下那些装在镀金的镜框里的巨幅油画，接着他在窗口前面坐下来，他突然想到这个穿黑衣服的年迈的老婆子或许就是女地主。他理会到这一点，甚至睁大了眼睛。

　　一个女地主！这真奇怪！难道这个穿黑衣服的老婆子就是庄园周围的全部产业，这片土地、这些树林和牧场的女主人吗？

　　现在丘霍夫特别注意地眺望着那座在盖着雪的灰色田野边沿上的树林。他觉得很奇怪，这普通的幼小的白杨林，和别的树林一样的树林，是属于一个人的，而这个人就是那个老婆子。

　　他又下楼走到了院子里。格拉莎已经坐车到第三连去了。士兵们已经在洗澡了。他听见他们在大浴盆里的嘻笑声和泼水声。理发师在玻璃露台上给士兵们理发。他把客厅里的一面大镜子搬到了露台上，把它弄得象一家真正的理发室。女佣人们把一桶一桶的热水和冷水提到屋子里去。

　　穿着长长的黑衣服的女地主依旧站在炉灶前面，她那黄而浮肿的脸给水气润湿了。

　　真是鬼迷了，她是一个普通的老婆子，一个又老又丑的老婆子而已！

　　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头儿紧跟着丘霍夫，他那两条又长又瘦的腿穿着羊毛袜，袜子套在裤子外面直拉到膝盖上，他戴着一顶绿帽子，一簇微带绿色的羽毛在帽子上摇晃着。他是地产管理人。

　　他向丘霍夫鞠躬，连声问：“请允许我，上校先生！……”

　　“——上校，”丘霍夫想，“他在拍马屁，这个拍马屁的老东西！”

　　丘霍夫老是看着女地主，真的，她不过是一个老婆子。健全的德国人怎么能够忍受这个微微驼背的老女妖的指挥？但是德国人也忍受过希特勒……

　　“啊，或许应当把她作为阶级消灭掉，”丘霍夫沉吟了一会。他决定探听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斯里温科已经洗过澡，走到院子里来了。丘霍夫请他并排坐在长凳上，沉默了一会，含糊地说：“您瞧，这个女地主……”

　　“是呀，”斯里温科回答，朝那个在厨房门口出现的老婆子的身影冷冷地瞥了一眼。

　　接着他望了望上尉专注的脸色，这才明白：虽然丘霍夫是个上尉，可是他完全象一个小孩子——他平生第一次看见女地主！

　　斯里温科纵声笑了起来。

　　“怎么样？不妨把她送到她的俄国亲戚那儿去吧？”

　　“对，”丘霍夫说，他从长凳上站起来，或许就是为了去发布这样的命令。

　　可是斯里温科依旧坐着。

　　“不值得，”他仿佛懒洋洋似的说，并且更坚持地重复了一遍，“不值得！”

　　“那么把土地分给农民？”丘霍夫迟疑不决地问。

　　“一切都得按部就班地来，”斯里温科说，并且狡猾地用乌克兰语补上一句，“上尉同志，连队不能决定这样的事情。”

　　这个意见伤了丘霍夫的心，他又想到：他不过是一个连长。虽然他心里同意斯里温科这个意见，社会改革不属于步兵连长的职责，但是他紧蹙着眉头。

　　斯里温科看见上尉的眼睛里充满着怒火，就站起来，并且警告地说：“我去问政治部，让他们决定吧……”

　　丘霍夫完全懂得斯里温科的这个暗示。他又坐在长凳上了。

　　司务长走到他跟前，他也洗得干干净净，全身发着光彩。当他知道这个穿黑衣服的老婆子是本地的女地主的时候，他比丘霍夫更加惊讶。说句老实话，他也同意上尉的意见，必须立刻采取紧急措施。

　　“吁，女妖！”司务长用响亮的声音朝整个院子叫嚷，以致德国女人们都惊愕地回过头来看。“没收她的财产！”

　　可是党组长斯里温科也是能够说服他的，司务长被说服了，他对上尉说：“唔，那么就让她供给我们早餐也好！”

　　“可以这样做，”丘霍夫说，斜睨了斯里温科一眼，并补充说：“因为她是剥削别人的劳动的。”

　　正在这个时候，谢米格拉夫在窗口叫喊起来，说营部叫上尉去。马已经上了鞍，丘霍夫出发到临近的村子里去了，而戈杜诺夫去跟女房东说明早餐的事情。

　　早餐后，士兵们都唱起歌来了。窗子都敞开着，歌声在整个村子里荡漾。他们唱着激昂悲壮的歌，使人痛苦地想念着祖国。

　　因为士兵们唱着从小就熟悉了的歌曲，所以他们不久就感到歌的精神和周围环境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开始象旁观者一样，仿佛用那些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倾听着豪放的俄国歌曲的调子的德国人的观点，漠然谛听着习惯了的旋律。因为士兵们仿佛从旁观者的立场来领会自己的歌曲，所以他们发觉这里面有一种完全新的美丽和从前没有觉察到的力量。

　　“钟声单调地鸣响着……”谢米格拉夫出神地引了这么一句，这些词儿又使他感到惊奇，并且对它们赞美不已。

　　“哦，天呀，多么美的歌词！”他想。

　　司务长戈杜诺夫这回不顾他的司务长的尊严，用低沉的声音和唱起来，他细听着，给歌曲的和谐的旋律感动了，他想起了他故乡的集体农庄、阿尔泰广漠无际的田地和茂密的森林，他引以自豪的是，他在这儿并且他们都听着他唱歌。

　　毕楚庚站在门口悲伤，一边用柔和的男高音应和着其余的人。

　　我想起了另一些夜晚，

　　果戈别里节唱了起来。他用东方的调子粗嘎地、拖长了声音唱着，有几节唱得出乎意料的柔和。

　　虽然歌曲都是俄罗斯的，它们却使他想起了美丽的格鲁吉亚、故乡卡黑季亚和阿拉尚河沿岸许多绿油油的葡萄园。他那热情的眼睛里微带蓝色的眼白幸灾乐祸地闪出光彩，他提高了嗓子，使得那些坐在屋子里的人能听得更清楚：

　　我想起了另一些夜晚，

　　故乡的田野和森林。

　　从早已干涸了的眼里，

　　泪水象火花般迸发。

　　斯里温科伤心起来了，他悄悄地走到院子里。门口站着一个哨兵，他羡慕地倾听人们唱歌。

　　斯里温科走到了街上。有一条大路在这儿通过，在这么早的时光，道路上寂静无人，他倚在石墙上，抽着马合烟卷儿。

　　附近有几个人聚集在围墙旁边。他们都站着倾听俄国人唱歌，一边简短地互相交谈着。

　　斯里温科看见了他们，就走近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从这一小群人中间走出来一个青年，他穿着一件旧羊毛衫，戴着一顶放下了两边帽耳的兰色法兰绒帽子，怯生生而又愉快地说——他大概是用俄语，可是带着非俄罗斯人的奇怪的口音说：“我是捷克人，捷克人！”

　　斯里温科向他伸出手去，这个因此而大为高兴的捷克人把这只手握得那么紧，以致斯里温科微微笑起来。当斯里温科微笑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够从啊的笑容里看到他那善良的心。人们把俄国兵围住了，跟他握手，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

　　斯里温科从这个捷克人的解释里知道，原来女地主——冯·波尔克男爵夫人的二十个雇农要来谢谢俄国人给他们的解放。他们当中有几个荷兰人、几个法国人、几个比利时人、一个丹麦人和他——捷克人。

　　他又说道，男爵夫人从昨晚起给他们吃得好了。今天的早餐有煎鸡蛋。这是多少年来破天荒第一次。可是必须全部俄国军队开到德国来，才能使冯·波尔克男爵夫人为她的雇农耗费这几个鸡蛋。

　　“只有俄国军队，世界上任何别的军队都不成！”捷克人翻译了一个法国人的快乐的话。

　　“这儿没有俄国雇农吗？”斯里温科问。

　　捷克人高兴地说：“没有，没有俄国人。”

　　这个精神焕发的、虽然冻得发青了可是兴高采烈的捷克人，高兴地谈着各种事情，甚至谈到一年前他曾经被拘禁在德国集中营里。很明显，他心里充满着这样的高兴，甚至那些最凄惨的会议在欢乐的光辉中也黯然失色了。

　　原来这儿有过俄国雇农，可是十天前，第一批苏联坦克在这些地方一出现，他们就走了。不过不是所有的俄国雇农都走了。有一个姑娘却没有等到自己人的到来。她在去年底死了，他们把她葬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一个俄国姑娘……她哭呀哭的……结果死了。”捷克人这样地讲到那个姑娘。

　　一片寂静。他们都等待着斯里温科怎样说。他脸色阴沉，简短地说：“进去吧。”

　　他们挤进院里去了。真的，这些雇农们看见那个穿黑衣服的老婆子站在窗口，都胆怯了，并且放慢了脚步，可是斯里温科看到这种情形，鼓励地说：“跟我来，别怕。”

　　他用这样憎恨的目光凝视着老婆子，吓得她浑身发抖，她立刻躲起来了。

　　士兵们把解放了的雇农们围住了，兴奋地跟他们谈起话来——主要是用手和眼睛。司务长戈杜诺夫挺直了庞大的身子站起来，大声地喊两个头发梳得高高的德国女人，命令她们好好款待雇农们。

　　“他们要什么，”他解释说，“就给什么，明白吗？”

　　可是他觉得这还不够，他吩咐老婆子在桌旁伺候。她慢慢地跨着小步从厨房走到桌旁，又走了回去，她那发抖的胖胖的手端着菜盘子。

　　斯里温科和捷克人走到院子深处。他在这儿默默地站了一会，然后问道：“她是谁……那个俄国姑娘……”

　　捷克人解释说，那个姑娘在这儿当看猪人，她是乌克兰人。

　　“从乌克兰来的？”斯里温科追问了一句，一面卷着马合烟卷儿。

　　“是的，”捷克人答道。

　　斯里温科坐在长凳上，请捷克人坐在他旁边，说：“要抽烟吗？”

　　可不是！雇农们根本没有烟草抽，这或许比饥饿还要难受。斯里温科把自己那只绸子做的很大的烟袋里的一半烟叶倒在这个捷克人的手掌里。

　　不错，姑娘是从乌克兰来的——乌黑头发，肤色浅黑，留着长长的辫子。她每天晚上坐在那边猪栏旁边的长凳上哭，一直到男爵夫人或者管理人福格特先生发觉她的时候才停止。男爵夫人常常拍着手，恼怒地说：“啊，我的天，俄国女人又坐着不干活儿哪！”“她们为什么哭？”管理人觉得很奇怪。

　　“有长长的辫子吗？”斯里温科问。

　　“是的，”捷克人说。“她在一九四二年同别的许多人来到这儿，他们的样子都很凄惨。”

　　“当然喽，”斯里温科声音嘎哑地问，“她叫什么名字？”

　　她的名字不是加丽雅，她的名字是玛丽雅。

　　捷克人向桌子那边走去，斯里温科却依然坐在猪栏旁的那条长凳上，悲伤地用双手捧着头。虽然那个姑娘并不是他的加丽雅，可是在德国地主的田庄和俄国人的坟墓里难道这样的姑娘还少吗？

　　士兵们在喧闹。

　　年轻的小伙子们围住了一个身材窈窕的年轻的荷兰女人，她那灿烂夺目的近于红色的金发披到了肩上。

　　她长得很美丽，她那浅蓝的眼睛从长长的睫毛下面向士兵们透了洋洋得意的一瞥，他们都高兴得出神了。很可惜，那个荷兰姑娘介绍了她的丈夫，一个文静的、脸色苍白的荷兰人，这使果戈别里节的热情冷淡了，他很爱她的美。

　　“哎，怎么啦？”毕楚庚察觉到果戈别里节失望的表情，开玩笑地说。“怎么，一个嫁了人的少妇？但是你还是不要失去机会啊……”

　　“哦，不，”果戈别里节垂头喪气地回答。“荷兰是盟国，你要知道！……”

　　毕楚庚大胆地望着女人们，特别是一个年纪已经不小的法国女人——“年纪正合适”——他和她们絮絮不休地谈着话，硬把德国字按照俄文变格：“太太，现在你可觉得好些了吧！……”

　　妇女们都觉得很高兴。她们觉察的德国女人们妒忌的目光，她们一面望着冯·波尔克男爵夫人怎样慢慢地移动着她的小脚，从厨房走到桌旁，又从桌旁回到厨房，一面蹙着额幸灾乐祸地冷笑。她们多么悔恨不懂一个俄国字儿！

　　可是那个金发每人马加丽塔懂得一支歌，这支歌是她在这儿田庄里的俄国女朋友们那儿学会的。她用柔和的音调唱起来，她那大胆的蓝眼睛向士兵们频送秋波，她一点儿也不羞怯，她用稀奇古怪的发音念着俄国字：这大概是：我们划着小舟，亲爱的小伙子。

　　士兵们哄然大笑起来。

第五章

　　当丘霍夫到了营部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是被召来开会的——通常的临时性连长会议，讨论关于行军程序和其中一些被发现而应当消除的缺点。

　　大家都注意到硬仗郁郁不乐的申请。虽然他说着惯常说的事情：关于战士们的装备和关于兵器的清洁和擦油等等——可是他似乎同时在想着别的什么事情，他说话的时候停住，而且结结巴巴，他的微微的口吃——这是他在一九四一年被震伤的后果——今天特别显著。

　　散会后，格拉莎近来了。她请连长们用早餐，并竭力装出笑容，说：“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用早餐啦，亲爱的……”

　　原来那天早上接到了一个命令，调格拉莎到师卫生处长那里去，“另有任用。”

　　这个命令是完全出乎维谢尔恰科夫和格拉莎意料之外的。加林少校调查过后，好多次保证说绝对没有问题，并且说，没有人打算把他们拆开。

　　现在却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命令。

　　胆小的维谢尔恰科夫不欢喜而且不善于跟上级谈自己的私事，他由于格拉莎一再的坚持，还是打了电话给副团长。可是副团长和参谋米加耶夫少校都很严厉地回答数，既然有了命令，那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于是格拉莎打电话给师部的加林少校。他困窘地说，他毫无办法，因为军部这样命令。军部！在维谢尔恰科夫和格拉莎看来，军部是高不可攀的，简直是在九霄云外的东西。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他们的事情，他们的普通名字竟会在军部里的什么地方讨论过。

　　他们在桌子旁坐下了，通常在待客殷勤的格拉莎的桌旁总是很热闹的，可是今天却没有这种气氛了。他们都轻轻地谈着话，而且都谈别的事情。

　　维谢尔恰科夫默然不语，只是不时地朝格拉莎瞥一眼，并且不恰当地说：“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给她预备好的是一辆运输马车。营长的传令兵把格拉莎的行李装上了马车。格拉莎跟连长们、副营长、营部副官、营传令兵们和营部里全体士兵们都亲吻了。她吻每个人的两颊，照着俄国的风俗，吻了三次，然后她坐上了马车。

　　军官们都站在台阶上，默默地望着这一切。车夫拉动缰绳，维谢尔恰科夫跟运输马车并排地走。

　　格拉莎说：“鞋刷和鞋油都放在背曩里左面的小袋里。谢廖沙知道的。梳子在短褂里，记着，你要老是把它放在那儿，用过后就放还原来的地方。你有九块手帕，隔一天换一块。一双纹皮靴子在修理，今天就可修好，拿来穿吧，那双小牛皮的拿去修一修，右后跟已经完全磨损了。新助医一到，就把二基磺胺和酒精给他——它们都放在手提箱里。”

　　当马车在一座小丘后面转了弯而村子消失不见的时候，车夫把马车停住了。格拉莎跳下车来，泪眼朦胧，抱住维谢尔恰科夫。

　　他们总是舍不得分离，又跟在马车后面走了一阵，车夫坐在马车上，识趣地掉转身子，专心致志地望着马尾巴。

　　那时候丘霍夫已经动身往回走了。马儿在潮湿的柏油路上慢慢儿走着，田野上盖着一块块的雪，象打着补丁似的，猛烈的暴风在它上面打转。道路上荒芜人烟，偶然驶过几辆孤寂的汽车。有一辆停了下来，三个人从车厢里走出到柏油路上。汽车向前驶去了，而人们却站立着，点着烟抽了起来，然后从容地迎着丘霍夫走去。

　　“上尉！”其中一个人喊他。

　　丘霍夫勒住了马。在他面前微笑着站立着一个熟识的侦察兵，米谢尔斯基上尉：高个子，身材匀称，讨人喜欢，而且象往常一样，异乎寻常地客气。

　　“很高兴看见您，”米谢尔斯基说，“您就驻扎在这儿附近吗？”

　　“是的，在临近的村子里，”丘霍夫用手指定地主的领地，接着问道：“师要停留很久吗？”

　　“谁也不知道，”米谢尔斯基说，“我们现在到医疗营去。我们的队长在那儿疗伤。”米谢尔斯基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叫道：“上尉同志！这是您救了他啊！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吧，他会很高兴，前几天他问起过您。”

　　丘霍夫严厉地说：“我没有救过他。或许是他救了我。他从后方打击了德国人。”

　　“这妙极了！”米谢尔斯基说，“噢，请原谅！我忘记了介绍……奥加涅相，我们的翻译……司务长伏罗宁……这是丘霍夫上尉。”

　　丘霍夫掉转马，跟侦察兵们并排走着。他们转入一条横路，远远望得见村庄屋顶上的红瓦和不可缺少的教堂的尖塔。接着出现了医疗营一座座的白帐篷，炉灶的炊烟在它们的上空缭绕。

　　丘霍夫看见了帐篷，不由得肃然起敬，这是任何一个受过伤的士兵都会有的感觉。医疗营在人们心灵里永远留着最鲜明的记忆。一个伤员给从战斗最激烈的地方送到这儿，立刻就被安放在洁白的被单上，给换上了清洁的内衣，给他一百格兰姆伏特加，柔软的手给他包扎，用柔软的纱布揩去凝结的血，用水润湿他的灼热的额角。跟刚才在战斗中所经受的情况的对照是这么显著，满心轻松的感觉是这么强烈，以致你后来一看见医疗营星雪白的帐篷，就会产生深深的感激之情。

　　丘霍夫跳下马，牵着缰绳。到处闪现着穿白罩衫的女人的身形。女护理员们打侦察兵们身边跑过，都对他们和蔼地微笑，一边走，一边说：“近卫军少校一清早就在等候你们哩！”

　　“早上给他换过绷带吗？”

　　米谢尔斯基在一座帐篷旁边站住了。

　　“近卫军少校就在这儿，”他对丘霍夫说。

　　丘霍夫把马栓在近旁的围栅上，跟着侦察兵们走进了帐篷。迎接他们的是一个面颊红润的女护理员，她给了他们罩衫，引导他们到了帆布屏风后面。

　　鲁缅采夫坐在病床上，消瘦而严厉。

　　他认出了丘霍夫，就说道：“您说。想不到在这儿会看见您！”

　　大家都在病床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米谢尔斯基走到屏风外面去找女护理员，他照例小声地探问鲁缅采夫的病况。当家里有什么人患病而请来了医生的时候，米谢尔斯基的母亲就是这样做的。米谢尔斯基不知不觉地学着母亲的模样，同样低声地、细心地探问鲁缅采夫的伤势，问得无微不至。

　　奥加涅相给了鲁缅采夫最近几期的真理报和红星报。伏罗宁小心地向四周望了望，甚至朝小窗看看近旁有没有医生，随即把一瓶酒塞在鲁缅采夫的枕头下。

　　“喂，用不着，”鲁缅采夫说，“你干么把它藏起来？我们现在就把它喝了吧。”

　　鲁缅采夫单独在一个帐篷里，没有别的伤员。鲁缅采夫被留下来在医疗营里治疗，本来这是不可以的。师长知道他的伤势轻微，就不愿意让他和他的侦察兵分开，因为他可能从医院里被调到别的师去，对于这一点，师长可不高兴。

　　当米谢尔斯基同女护理员一起回来的时候，伏罗宁凑着她的耳朵小声地说了些什么。她摇摇头，可是马上就走了，不多一会工夫，她拿来了几只玻璃杯，同样地朝四面望了望，免得给医生看见。

　　他们喝过后，都默默地坐着，让自己休息一会，在前沿阵地上暂时离开战斗的人们常常这样做。

　　火炉里的木柴劈啪作响。女护理员在打开的火炉小门跟前，不时地把干燥的松柴扔进去。一切是那么寂静、温暖、舒适。

　　突然帆布动起来了，一个小姑娘穿着没有肩章的军大衣，跑进帐篷里来了，她脸色苍白，大眼睛，有一头剪得象男孩一般的黑而光泽的头发。

　　“德国人集中在马杜湖和斯塔加得地区，”她急急地说出来，接着她咧开嘴笑了笑，跟大家握手，她看见一个不相识的人，丘霍夫，就简短地自我介绍说：“薇卡，”

　　丘霍夫知道了，这就是师长的女儿。他初次看见她。

　　刚才薇卡在父亲那儿，她给鲁缅采夫带来了一个消息，她努力尽可能地记住了这个消息。她交给鲁缅采夫一张最高统帅嘉奖攻克施奈德穆尔的军队的命令。

　　“爸爸很高兴，”她说，“斯大林亲自写道，施奈德穆尔是德国在波美拉尼亚东部的一个强固的防御据点……可是集团军司令员却说：微不足道的小城！……”

　　鲁缅采夫轻声地笑了，薇卡放低声音说：“您知道，有谁问候您吗？”她得意洋洋地把在座的人打量了一番，然后一本正经地说：“西斯克雷洛夫中将！他亲自问候您和我……”

　　薇卡沉默了，和女护理员并排坐在火炉旁边。鲁缅采夫解释说：

　　“我和军事委员同车上坦克部队那儿去过。他这次去，我给他当向导……”他转脸对丘霍夫说：“您一定记得这件事吧……我们还追上了您那辆马车呢。”鲁缅采夫皱了皱眉头，轻声地问：“那辆马车跟您在一起呢，还是……”

　　丘霍夫低下了眼睛，支唔地答：“我现在骑马……”

　　“您做得对，”鲁缅采夫说，“马车不会带来好处，”他苦笑了一下。

　　侦察兵们不由得看出鲁缅采夫今天很有心事，甚至是忧郁的。他们认为这是由于齐比列夫的阵亡。可是这里还有一个别的原因。昨天在查病房的时候，鲁缅采夫跟外科主任施梅金上尉谈了一会。施梅金偶然提起另一个医疗营里的外科医生柯尔切娃，他称赞她是一个极有才能和前程远大的青年医生。他谈的是关于柯尔切娃所施的复杂的腹部手术。虽然鲁缅采夫没有问什么问题只是把谈话继续下去，施梅金顺便谈起了柯尔切娃和军部的一个首长在谈恋爱。

　　“跟哪一个？”鲁缅采夫问，脸涨得很红。

　　“克拉西科夫。”

　　不知怎的，正是对方是克类西科夫这个事实刺痛了鲁缅采夫的心。鲁缅采夫见过那位上校几次。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很急躁的和自负的军官，虽然他无疑地既刚毅又勇敢，鲁缅采夫立刻感觉到他从前也不喜欢克拉西科夫，虽然他不是象现在那样地讨厌这个上校。

　　鲁缅采夫竭力想把这个念头抛开，他转脸对米谢尔斯基说：“沙夏，不论什么念一些吧，我的心情很乱，最好听几首诗。”

　　米谢尔斯基发窘了。

　　“您说什么？近卫军少校同志？”他说，“我们该走啦……”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可是鲁缅采夫叫住了他。

　　丘霍夫大为惊讶。“他会写诗！”他不无尊敬地望着米谢尔斯基。一直闷坐在角落里的奥加涅相第一次开口，他附和鲁缅采夫的请求。薇卡也不再漠不作声了，她说：“请读吧，我们都请求您。”

　　“我给你们朗诵‘焦尔金’吧，”米谢尔斯基说，“在红军杂志上登过几章。”

　　大家都很高兴。焦尔金，这个智勇双全的士兵，是战士们热爱的人物。他的名字差不多会使每个士兵的脸上浮现起愉快、活泼、甚至是骄傲的微笑，仿佛瓦西里·焦尔金就是诗人根据他这个士兵创造出来的。

　　米谢尔斯基开始朗诵，所有的人都立刻给这几行朴素而充满热情的诗句、不能模仿的谈话似的音调魅惑了。

　　伏罗宁大大地吁了一口气，要求再朗诵几首。米谢尔斯基朗诵了士兵中间几首流行的诗，如：等待着我吧。末了鲁缅采夫说：

　　“您读些自己的作品吧，沙夏，就是那一首关于侦察兵的。”

　　米谢尔斯基的脸色马上变得严肃了。他沉吟了一会，开始轻轻地朗诵起来，全没有刚才那样的兴奋和响亮。

　　在庄重严厉的沉默中，

　　他们循着祖国受难的土地的

　　小径和大路走去。

　　母亲们怀着忧虑和悲伤，

　　给他们充满母爱的信，

　　可是这些信都没有寄到。

　　侦察兵们一去不复返，

　　在他们上面密布着树的枝叶，

　　在他们上面春天的流水呜咽地悲泣。

　　在他们，那些再不会说话的、亲爱的人们的上空，

　　在雾气弥漫的天空里，在拂晓的烟里，

　　一颗红星明亮而不灭……

　　诗很对大家的劲。

　　“好象书里的一样。”伏罗宁说。

　　鲁缅采夫亲切地望着因受称赞而羞怯地米谢尔斯基，他提他担忧。“决不再派这个小伙到任何地方去，”鲁缅采夫决定了，“现在就不派他到任何地方去……如果我阵亡，不足惜。可是他，是一个诗人。战后他或许会成名，会写出更优秀的作品。”

　　“你们都是忙人，”鲁缅采夫说，“你们都没有工夫思索……可是我躺在病床上没事做，总是整天地胡思乱想。甚至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做了些什么，成为了什么力量。你们知道，我很羡慕米谢尔斯基：他会做诗！只把很好的词儿念给人家听，而没有押韵——人家还是不喜欢，或者还要嘲笑。我想拥抱每个人，可是我总觉得不好意思。我想拥抱这个女护理员，可是我害怕，她会想我的头脑里有没有别的用意……”

　　这个女护理员听见这句话，不由得满脸绯红，象一颗子弹似的从帐篷里跑出去了。

　　薇卡听到这句话，勉强地笑了笑，在她看来，这是不恰好的取笑。她非常注意地倾听着鲁缅采夫的话。

　　一向不习惯于心灵流露的鲁缅采夫发窘了，他把话题扯到事务上去了。他问奥加涅相，那本德文的浮士德巴达龙使用指南有没有保存着。事情是这样：德国人在退却的时候，扔下了大量这种特殊的防坦克炮弹，但是我们的士兵并不是个个都会使用这种炮弹。

　　鲁缅采夫说：“必须把这本使用指南译成俄文，在我们师部印刷所里印出来，发给士兵们……让他们学习它，这将来是有用的……”

　　奥加涅相和米谢尔斯基答应把鲁缅采夫的建议报告给师长。

　　丘霍夫不知为什么不想离去。一种特别宁静的、亲切的和互助友爱的气氛包围着鲁缅采夫。

　　可是，已经是离去的时候了。

　　“你们的营驻扎在哪儿？”鲁缅采夫问。

　　“不远，”丘霍夫说，“驻扎在一个女地主那儿。一个有钱的女妖！她那儿到处挂着画。”

　　这个一直没有开过口的译员突然变得怎样了！他跳起来，抓住丘霍夫的手，喊道：“许多画？什么画？！”

　　对这句没头没脑的问话，丘霍夫答不上来。

　　“什么画？”丘霍夫说，“我不知道是什么画。各种各样的。”

　　“画在哪儿？我今天就到您那儿去。”

　　他们看见艺术家这样着急，都笑起来了。

　　丘霍夫：“来吧。我们驻扎在那个村子里。从这儿就可以望见。有一座教堂矗立着。”

　　丘霍夫走到台阶上，解开马缰，登上马，往自己的连队疾驰而去。

第六章

　　当丘霍夫到达庄园的时候，他听见了士兵们哈哈的笑声和女人们欢乐的声音。

　　他皱着眉头，在马身上抽了一鞭，从一个给吓了一跳的士兵面前疾驰而过，蓦地在院子中间停住了马。

　　果戈别里节，连队值日兵，好象给烫着了似的，从那个漂亮的荷兰女人身边跳开，用变了的嗓音嚷道：“起立！立正！”

　　笑声马上停止了。大家都站起来。微微受惊的客人们也跟着士兵们跳了起来。

　　丘霍夫并不下马，对司务长说：“高兴什么？”

　　戈杜诺夫急忙答道：“他们，上尉同志，都不是德国人……他们是法国人和荷兰人……他们是这儿的雇农。他们都是我们的人，就是劳动人民，上尉同志。他们都吃过法西斯分子的苦头……”

　　丘霍夫说：“稍息！”

　　他跳下马，走进屋子里去了。

　　在这儿的一个房间里，女地主和斯里温科面对面坐着。在斯里温科的安乐椅旁边站着一个丘霍夫不认识的青年，他穿着一件旧羊毛衫，戴着一顶蓝帽子。要不是那个老婆子吓得面如土色，别人还当是熟人在聊天呢。

　　斯里温科看见上尉，就站了起来。

　　“对女地主谈谈政治，”他微微笑着说，“很有趣！我问她，她怎么可以使用奴隶劳动，这是不文明的。可是她说，‘哎呦，这是什么奴隶劳动啊，人们工作，因为他们要生活，要赚钱。’于是我问——由这个同志担任翻译——他是捷克人，他懂的我们的和他们的语言。‘既然人们在这儿都是被迫劳动，并且都是从别的国家被驱赶来的，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你知道这个不要脸的老婆子说什么？她说：‘他们会在那儿饿死，那儿的工厂都停工啦，受了严重的破坏，很少人耕种田地……’于是我问：‘工厂为什么停顿？为什么会受到破坏？这一切全是你们干的，坏蛋！’”

　　斯里温科把手一挥，沉默了。

　　这当儿，房门砰地一声给打开了。一群外国工人拥进房间来了。走在前面的就是那个漂亮的荷兰姑娘，她的蓝眼睛闪出光彩。她向丘霍夫伸过手去，说了几句话，满脸绯红，显然她很激动。

　　捷克人翻译了她的话。马加丽塔代表全体外国工人，并代表他们的家属向上尉和勇敢的俄国军队致谢。

　　丘霍夫握了握她那纤细的手，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他觉得他在这儿，在这个微暗的、摆满了书橱的、宽大的房间里，好象站在全世界前面一样。他的说话应当有分量，自然，不是用诗来说，可是应当说得象诗。但是他不过是一个上尉，而且还没获得上级的重视——这个年轻的荷兰姑娘和站在她后面的那些来自各个国家的各种人怎会知道这点呢？在他们的眼睛里，他是强大的、无可非议的，并有全体苏维埃军队作他的后盾。

　　他说：“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他很想逃到自己的房间去，可是不行了，外国工人们把上尉紧紧地围住了。

　　捷克人把他们一个个介绍给丘霍夫，丘霍夫觉得很奇怪，这些用不常见的、只在翻译小说里读到过的名字的人们，看起来却差不多象俄罗斯人，象最普通的人。一个法国人的名字甚至好象叫达达尼昂，可是他却是一个文静的、脸色苍白的青年，穿着一条破旧的裤子。

　　他们问，他们是不是不久就可以回家，手续怎样：等候苏联当局的命令，还是不要什么手续就可以起程？其次他们所关心的是，要不要苏联指挥部签发的通行证，而且他们坚持地请求发给他们这种通行证。

　　荷兰人罗斯请求上尉先生准确地说明一下，战争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法国妇人麦加特·梅里埃想知道他们可不可以征用德国人的交通工具，还有——是不是可以用无线电或别的什么方法跟巴黎联络一下——要上尉先生发一个这样的命令。

　　随着每一个新问题的提出，丘霍夫越来越窘了。他不知道要不要说明，他不过是一个步兵连长而已。可是不管怎样，他到底是他们的保护人。他们信任他，他不可以而且不应该让他们不信任他。在这个时刻，或许，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万能的。

　　他的回答是：等，等命令到来。命令会及时颁布的。当苏联指挥部认为必要的时候。

　　他很满意自己的答复。

　　从斯特拉斯堡来的一个法国人，加敦内特先生代表他的全体同伴向上尉先生致谢，末了他问到斯大林大元帅的健康，并请求代表本地一群得到解放的雇农和他，加敦内特先生本人向斯大林致谢。

　　不，当丘霍夫想到人们把他当作一个斯大林的很亲信的人物的时候，他甚至没有想到要笑。相反地，上尉的心里却充满着他从来没有过的温暖的感觉。他说：“最高统帅身体健康。不用说，他很高兴他的士兵们已经在这儿，在德国，你们的致谢会转达的。”他停了一会儿，接着想使他的话明确些，于是补了一句：“要是有机会的话。”

　　这好象是一个记者招待会。丘霍夫透了口气。马加丽塔用赞美的眼光望着他。女地主照旧坐在安乐椅上，不敢动一动。

　　这时候斯里温科对丘霍夫说，雇农们都衣衫褴褛，妇女们还穿着木屐。

　　丘霍夫严厉地望着老婆子，说：“给他们衣服和鞋子。”

　　捷克人高兴地把这句话翻译出来。女地主连忙站起来，从衣袋里掏出一大穿钥匙，跨着小步迅速地往门口走去。

　　兴高采烈的妇女们跟着她从她的箱子里挑选衣服和鞋子去了。丘霍夫派了司务长戈杜诺夫跟她们一起去，叫司务长监视着，不让这个——照丘霍夫的话，‘人民的敌人’——拿破烂的东西骗这些外国人。

　　妇女们拿了一大堆衣服和鞋子，跑到她们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她们嘻嘻哈哈讲个没完——这些衣服还得大大地改做一下，把旧衣服放大、改小、改短，使它们至少合乎一九三九年的式样……

　　哎呦，她们叽叽喳喳讲个没完。不错，这些俄国人都是真诚的青年，他们都知道，经过了这样的五年，这些妇女们在动身回国之前需要些什么东西！

　　男人们还在跟上尉谈话，可是这当儿街上响起了震耳的汽车鸣响声。用巨扇似的针叶树树枝伪装着的一队苏联重炮队在徐徐地开过村子。他们都跑出去观看那些巨大的重炮。

　　只剩下丘霍夫一个人。他在大客厅里慢慢地踱来踱去，那儿的四壁都突出着鹿角，它们钉在漆成黑色的小木板上——地主所夸耀的狩猎的胜利品。稍下挂着几幅画，都镶在镀金的镜框里。

　　丘霍夫觉得很自豪，可是这一次他不仅仅为他自己，而且更为所有的人——士兵们、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上尉米谢尔斯基和一切人而骄傲。对丘霍夫来说，这种感情是新的，所以他全神贯注地体会它。

　　窗外汽车呜呜地鸣叫，金属物丁丁当当作响，并传来了笑声和欢呼声。

　　门突然开了，马加丽塔走进房间来了。她指着她的一双崭新的黑高跟鞋，结结巴巴地说了几个字——显然她在向上尉道谢。

　　他们面对面地站着。

　　她长得很美丽，她知道这一点。他也长得很漂亮，可是他不知道这一点。她，微微卖弄风情地对他微笑着。他觉得自己是伟大的军队和人民的代表，所以极力装出严肃而不可接近的神情。

　　她用手指着自己下颏说：

　　“马加丽塔……您呢……”

　　他明白了，于是回答：“瓦西里·马克西莫维奇。”

　　她不懂这个长名字，皱了一下眉头。

　　“瓦西里，”他说，为了简单起见，他素性把父称省略了。

　　“伐西尔，伐西尔，”不知为什么，她笑了起来，好象很高兴似的。

　　他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接着两个人都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他们都不能明白不好意思的原因。“或许她有什么事情想要求我吧？”丘霍夫想，竭力避免仔细地看她。“或许上尉很忙，我却打扰他而又不说话？”马加丽塔在心里思忖。

　　她吞吞吐吐地不知说了些什么，等待着回答，可是他一句也没回答，因为他一点儿远听不懂。于是她施了个屈膝礼——丘霍夫甚至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他只在书本上读到过屈膝礼——就往门口走了。

　　她在门外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跑到她的女朋友那儿去了，她对她们讲述这个上尉是怎样可爱和不可思议，他的名字叫伐西尔。

　　马加丽塔是桑达姆——阿姆斯特丹西北的一座小城——人。这座小城坐落在海岸边上，在旧堤附近，那儿有很多海鸥并且充满鱼儿的咸味。这座城市从前叫做萨尔达姆。一六九七年八月莫斯科大公彼得曾经到那儿去访问过。那儿直到现在还竖立着彼得大帝的纪念碑，俄国皇帝住过几天的那所瓦顶小屋仍旧保存着。城郊有一所用“大公”命名的锯木厂，以纪念彼得大帝的访问。

　　当马加丽塔思考着俄国的时候，她把这个遥远的国家想象成一个颤巍巍的、孔武有力的、不可思议的人物形象，他那高大的影子有个时候在她的故乡桑达姆僻静的小街上掠过。她甚至觉得德国和俄国打仗是遥远的、半虚构的事情，这件事对她或对她的同胞们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些受奴役的荷兰人们都怀着愉快的心情听着德国人在俄国大败的消息：他们之憎恨德国人不下于他们的祖先憎恨威廉第一时代的西班牙人。可是他们看不出这些事情和他们自己的命运有直接的关系。

　　这些事情突然闯进了他们的生活。广大的东方天空已经不是那么遥远，已经不是另一个星球，如象这个从桑达姆来的，在牧师的布道中、在迎合低级趣味的报纸的谎言中和在黄色电影的虚构故事中教养长大的、十八岁的姑娘马加丽塔·丽英所想象的那样。

　　俄国人们——正是他们解放了马加丽塔和她的同胞们。多亏他们，她不久就可以看见自己的母亲、故乡的小城和海岸了。

　　她对俄国人是感激不尽的。在三年的流浪生活中，她初次感觉到她自己是在一股强大的和友好的力量保护之下。这股力量体现在这个个子不高的、体格匀称的、灰色眼睛的上尉身上了。

　　马加丽塔着迷多望着他，她很满意：他的身材不高，比她稍微高些，多谢上帝保佑，不象她一看见大概就感到害怕的彼得大帝那么高。

　　在上尉面前，她觉得她是安全的。她不再害怕男爵夫人冯·波尔克、她的管理人和各种“官吏”、“参议员”、“头子”、“队长”——这个复杂而可怕的轮舞队，现在这个轮舞队消散了，就象恶魔在光天化日之下消散了一样。

第七章

　　第二天早晨奥加涅相来到了领地。因为他预感到快乐就在前面，所以他走得非常快，一下子就跑上了楼梯。

　　他觉得好象回到他从前似乎毫无痛苦和困难就离弃了的什么地方——他在战前是一个博物馆参观指导员——，他带着突然出现的愉快的心情，想起了他的差不多忘却了的感觉——他的最初的、很久以前的、在色彩温暖的绘画之间的生活是不可更替的这个感觉。

　　战前有无数的工人、学生和军人到他所工作的那个美术博物馆里去参观。

　　奥加涅相喜欢给他们讲解绘画，而那时候他比那些可爱的、崇拜艺术的、一本正经的小伙子们更接近而且更懂得画。他们发现那些色彩鲜明的、没有生命的画含有那么丰富的意义和详细情节，就毫不掩饰地表示惊奇。虽然他们对人类进步的上升路线深信不疑，但是他们微微怀疑地倾听着奥加涅相关于前辈巨匠们失传了的秘诀和他们在色彩与结构方面的卓绝成就的故事。

　　在战争年代中，他不是在博物馆里而是在生活里和军事劳动中，看见了博物馆的参观者。

　　他们都是关心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渴望通晓一切和了解一切的人们。强烈的求知欲是他们的性格最优良的特点之一，他们所以喜欢这个翻译员，就是因为他“无所不知”。他们喜欢听他的关于艺术家的故事，特别是关于列奥那多·达·芬奇的故事。他们都是兴趣偏于实践的人们，所以特别珍视达·芬奇的数学和技术天才。

　　士兵们对这一切都极感兴趣，这使奥加涅相感到高兴，并且鼓舞了他。他起初认定了堑壕、炮兵阵地、讨厌的德国俘虏、苦闷的刮风的夜晚和肮脏的掩蔽壕以外，不会有什么别的东西。不，士兵们都比他聪明而且比他更有远见。他们都知道他自己后来才知道的东西：一切都在前面，将来还有生活，而斗争就是为生活而进行的。

　　现在因为他有欣赏画的预感，所以他以新的力量感觉到艺术绝不是跟前线生活的艰苦、跟他周围的军官们和士兵们的命运毫无关系的。因为画不过是博物馆的一半，另一半则是它的参观者。

　　奥加涅相由丘霍夫斯里温科陪同，缓步走进了客厅，那儿，在很多的鹿角下面都挂着画。

　　这里所有的画都是很好的复制品：列奥那多·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收藏在维也纳博物馆里的维纳斯和收藏在列宁格勒博物馆里的鲁本斯所做的伯尔萨斯和安德罗美达、收藏在德累斯顿博物馆里的佐佐内所做的维纳斯。它们旁边都挂着德国名画家的风景画和静物画。

　　奥加涅相象碰到了老朋友一样的高兴。因为他知道每幅画的历史而且知道得无微不至。他那没精打采的和淡漠的神情到哪儿去啦？！安东纽克会认不出这个活泼的、微笑的、显得年轻了的人就是他们的译员。

　　斯里温科不肯放过这样一个提高他的士兵们的文化水平的好机会，他把全体没有昼夜值班任务的人都叫到了客厅里。

　　奥加涅相被士兵们围住了，他开始用博物馆里职业参观指导员所特有的那种严肃而矜持的语调，给他们讲解这些画的意义和结构。

　　仿佛周围不在进行战争似的，仿佛在战线的北段里没有流血的战斗摆在士兵们面前似的，他们都很用心地倾听着关于那些作于五世纪前的遥远的意大利——但是现在已经不很遥远了——的绘画的讲解。

　　奥加涅相站在觉贡多旁边，愉快而亲切地望着她，越来越兴奋地说：“１５０３年的春天，列奥那多画成了一幅蒙娜丽莎——佛罗伦萨一个大名鼎鼎的市民觉贡多的第二个妻子的肖像。要是没有这个伟大的匠师的画笔，如今谁还记得这位先生和他的妻子呢？蒙娜丽莎是拿波里人，生与１４７９年，十六岁就嫁了人。瞧，她神态悠闲地坐在安乐椅里，把两只手放在靠手上。请看她的脸，我热切地请求你们。细细地欣赏一下这张脸。

　　这是一张怎样的脸呢？关于这张脸，人们为什么写述、谈论和争辩了差不多五百年呢？她的脸有很多表情。有些人说它表现出淑静，另一些人说它表现出温柔，还有人说它表现出羞怯，同时又表现出秘而不宣的愿望。也有人认为它表现出自豪、甚至傲慢。也有过这样的批评家们，他们认为这张脸有讽刺、蔑视、甚至冷酷的表情。这个美丽的微笑成了千古之谜。这些论断中哪一个最正确呢？大概都是正确的。艺术家在这个佛罗伦萨女人瞬间的微笑中成功地表现出一个女人多方面的性格：又热情又羞怯、又温柔又冷酷……”

　　奥加涅相擦去了额上的汗，带着得意洋洋的神情打量着士兵们严肃的脸。他的目的达到了：在他们看来，这个画布上的女人不仅仅是一张油画，而且是一件事情、一个问题。他们极用心地观看着蒙娜丽莎。

　　“在我们的城市里，”一个士兵从容地说，“战前设立了一所博物馆。他们运来了很多名画。那儿也有一幅这样的画。这是一幅名画。它跟前常常围着许多人。”

　　“这一幅蒙娜丽莎，”谢米格拉夫说，“当我到莫斯科去游览的时候看见过。那儿有人告诉我，它给人从博物馆里偷去过。”

　　“对呀，对呀，”奥加涅相证实说，“在一九一九年原作曾经被人从巴黎一个博物馆里偷去过，两年后这幅画才在佛罗伦萨被发现。”

　　一个上了年纪的、矮小的、头发微红的士兵突然问：“这样的一幅画要值多少钱呢？”

　　士兵们都嘘他，奥加涅相愤怒地咳了一声，可是他还是回答说：“很贵，至少五十万。”

　　这个士兵不禁啊了一声，接着他断定他们在哄骗他，于是轻蔑地说：“是不是德国马克？”

　　奥加涅相甚至气得脸都发白了。他开始激昂地向这个士兵证明：五十万大概还不是正确的数目，这幅画或许至少要值一百万。而且是金币，不是马克！

　　毕楚庚这才相信了。他沉思地站在这个双手叠放着的微笑着的女人面前，并且责难地摇着头，仿佛对人类的愚蠢感到惊讶似的。别的人早已去看别的画了，可是毕楚庚还站在蒙娜丽莎跟前。

　　士兵们都很喜欢佐佐内和鲁本斯的女人画像。

　　“这才是美啊！”司务长戈杜诺夫嚷道，他已经跑进来听了一会儿了。

　　奥加涅相高兴地脸都红了，仿佛人们称赞着他似的。

　　“这些画却挂在一个女地主的家里，”斯里温科说，“只有她，这个老女妖，能够欣赏！”

　　奥加涅相突然想起了他是在什么地方，想起了他是在欣赏画，这些画都是一个德国女地主的私人财产。

　　“真的，这多么愚蠢！”他喃喃地说。

　　丘霍夫请奥加涅相去用早餐。早餐正在预备，翻译员决定趁这个时间去参观一下庄园。他走到了隔壁的一个房间里，原来这是一间藏书室，他在书堆中翻寻了一会。这儿已经没有希特勒的书记：显然它们已经及使毁掉了。可是因为俄国人的到来，在桌上显著的地方放着从橱里取出来的德文果戈里文集和托斯托耶夫斯基文集、一小卷海涅诗集。冯·波尔克太太借此表示着她的忠顺。

　　奥加涅相下楼去了，看见一个金发的年轻姑娘循着宽阔的楼梯慢吞吞地走上来。姑娘看见了一个不认识的军官，就站住了，依着栏杆，怯生生地同时又微微厚脸地望着他。

　　斯里温科陪伴着翻译员，他把他所知道的关于马加丽亭的事情告诉奥加涅相。

　　奥加涅相是一个美的鉴赏家，他能够鉴赏的不仅仅是画布上所画的美。他满意地望着马加丽塔，他跟她谈起来了。这个肤色浅黑的军官说一口漂亮的德语，在马加丽塔看来，这是一件叫人高兴的意想不到的事情。

　　奥加涅相知道姑娘是荷兰人，不消说，他首先向她询问关于尼德兰的绘画和那儿的博物馆的命运。但是他当然相信她在这方面懂得很少。她毫不害羞地承认了这点。不过她离开荷兰的时候，只有十五岁。

　　丘霍夫在楼上门口出现了。

　　“早餐预备好啦，”他说。

　　奥加涅相请求丘霍夫允许马加丽塔共餐。丘霍夫简短地说：“好，您叫她吧。”

　　他很高兴：他自己不敢这样做。

　　马加丽塔坐在丘霍夫和奥加涅相中间的一只座位上，她因为跟两个俄国军官共餐而高兴的满脸光彩焕发。她滔滔不绝地回答着奥加涅相的问话，不时请求他把她的话翻译给“伐西尔上尉”听。她觉得很可惜，她的上尉不懂荷兰话，也不懂德国话。

　　一九四二年马加丽塔和几个别的青年被送到了德国——只以收获时期为限，在招募她们的时候就是这样答应她们的。可是她在异国差不多已经待了三年了。

　　应该说，德国人对他们荷兰人，要比对其他国家的人民优待得多——照他们的解释，原因是荷兰人属于日耳曼人种，荷兰人可以在街上自由地行走，并跟德国人交往。他们背上没有给缝上象是缝在俄国人和波兰人背上那样的可耻的小布片。他们可以跟家属通信。

　　虽然如此，这都是屈辱的和可怕的。这是流浪者，然而是不自由的、被一队队地从这个收容所运到那个收容所、从这个省份运到那个省份的流浪者的生活。

　　马加丽塔走遍了半个德国，她在哈士山　的一座地下飞机工厂里做过工，在斯德丁的应所工厂里装过弹药，在图林根的大领地里收割过谷物。

　　从去年起她在这儿。

　　三年来，她，这个身材苗条的到处漂泊的美人，什么东西没见过，什么事情她不知道！她见过不要脸的男人和女人，见过凶恶的监工和残忍的老板。她也坐过牢。有一次飞机工厂的工人们要求厂房对宿舍加以注意。外国工人们都住在木房子里，那些房子的屋顶都是漏水的。这里有很多大老鼠。带头的人们给捕去了。马加丽塔和她的女友——一个从斯摩棱斯克来的俄国姑娘安尼亚，也被逮捕了。

　　安尼亚就此没有出狱。她在受审的时候，受尽了折磨。马加丽塔没有遭到过毒打，大概因为她是有日耳曼的血统。只有一次她被打出了血，可是并没有给打得那么厉害。

　　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

　　奥加涅相十分用心地倾听着。她在马加丽塔的话里，甚至与其说是在话语里，不如说是在音调里觉察到惨痛的厚颜无耻、对人和对他们的诚实与正直的不信任。大概她已经十分腐化了，所以她觉得什么都无所谓。或许那不过是一种保护色，是三年来受尽侮辱和必须在那种大捕鼠器似的流浪生活中想尽方法生活下去和保全姓名的结果。

　　马加丽塔讲完了她自己的事情后，也向奥加涅相提出了许多问题。她想知道战后会是怎样的情形。希特勒会不会给绞死。

　　在俄国没有地主而且根本没有财主，这句话是不是确实？在俄国真的所有人都是共产党员吗？伐西尔上尉是不是共产党员？俄国人是不是结婚？为什么报纸上写着俄国女人不出嫁，男人不结婚，他们随随便便地同居。

　　奥加涅相冒火了，他说这是无耻的谎言和报纸造谣，报纸之所以造谣正是因为在俄国确确实实没有地主而且根本没有财主的缘故。于是马加丽塔问奥加涅相结婚了没有。他回答说自己已经结婚了，并且给马加丽塔看看他和妻子的照片作为证据。

　　马加丽塔对这个漂亮的、大眼睛的女人的相片仔细端详了很久。

　　“您有一个漂亮的太太，”她轻轻地说，沉默了一会儿后她又问伐西尔上尉有没有结婚。

　　奥加涅相把她的话翻译给丘霍夫听。

　　“没有，”丘霍夫说。

　　马加丽塔明白了，她脸红了，连忙问道：“俄国真的经常很冷吗？”

　　奥加涅相大笑起来。接着他开始对她解释俄国是什么样子的，俄国南方生长着柠檬和柑子，而在极北部，在北冰洋沿岸确实很冷。中央各个省份都是一般的欧洲气候。当他讲述俄国的时候，奥加涅相变得健谈善辨了。他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描述了祖国的美丽，他告诉这个荷兰姑娘关于高加索的雪山，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笔直的大街，富裕的集体农庄和广漠无际的田野。

　　她很用心地听着，有时侯追问：“真的吗？”“原来如此？”她时时仿佛在自言自语：“我回到家里一定要把这些事情讲给他们听。”

　　她问她可不可以到俄国去。“那儿很好，”她补了一句。

　　奥加涅相沉吟了一会，回答道，必须到处都象俄国人在他们自己国度里所做地那样来做。

　　“你们那个有唇髭的中士也这样对我们说过，”马加丽塔说，她对这样一致的说法觉得很惊奇。“是马列克翻译给我们听的。我们那儿有一个懂俄国话的捷克人。”

　　她已经站起来，打算要走，可是忽然在门口站住了，她那长长的睫毛盖住了她的蓝眼睛，带着显然故意装出来的谦逊的表情说：“我曾经对你们说过我是有丈夫的。其实他并不是我的丈夫，他不过是一个叫维列姆·哈特的乌德勒支人。我这样说，为的是使士兵们不来纠缠我……我还没有出嫁。”

　　马加丽它从房间里跑出去了。

　　“可怜的姑娘！”奥加涅相说。他把姑娘最后几句话翻译给丘霍夫听，接着他若有所思地说：“可以把她绘成一幅画，题名为被公牛拐走的确欧罗巴……可是那头公牛不应当是雪白的、美丽的，就象画家们过去所描绘的那样，而是瘦弱的、狂暴的、野蛮的、和法西斯主义一样可恶。”

　　这个神话的题材并不使丘霍夫感兴趣。当奥加涅相离去的时候，丘霍夫依然站在桌子旁，头脑里充满了许许多多关于他自己和世界的模糊而严肃的思想。

第八章

　　伏罗别耶夫上校的师赶在其他各师之前参加了战斗。到达医疗营的第一批伤员们讲述着德国坦克反复不断和顽强的进攻。

　　不久，德国轰炸机也出现了，它们在医疗营所在的村子里投下了几颗炸弹。

　　习惯了的前线生活开始了，一片警报声。

　　深夜从师部开来了一辆汽车，它带来了叫外科主任到师长观察所去的命令。

　　坐着汽车来的那个军官不断地催促着塔尼亚，但是他却不说明是怎么回事。他只对她说，她施行手术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要带去。

　　他们坐汽车走了。汽车驶过几个被毁灭的村子，折入一小狭窄的小路，在田野里结了薄冰的小丘上面颠簸。四下里尽是轰隆声和呻吟声。机关枪的扫射很近。

　　汽车在谷地里一座长满幼小的枞树的小丘旁边停下来了，军官下了汽车，并帮助塔尼亚下车，他说：“我们在这儿步行吧。”

　　他们开始走上小丘。炮弹在前面后右面爆炸。一会儿后，塔尼亚看见了一条新掘的堑壕，它通到丘顶上。

　　“请到这儿来，”军官做了一个手势邀请塔尼亚，仿佛给她打开戏院的包厢门似地说。

　　她沿着堑壕走。这儿有肮脏又潮湿。堑壕把她引到了用圆木掩盖着的掩蔽部入口。

　　在一所阴暗的屋子里，人们坐在地板上和炮眼旁边。有一个人在打电话，他的嗓子完全沙哑了。

　　“医生来了吗？”有人在黑暗中问。

　　“来了，”

　　小木门打开了。

　　“请进来。”塔尼亚听见了师长的声音。

　　隔壁后面的一张小桌上点着一支蜡烛，塔尼亚在幽暗的烛光下看见伏罗别耶夫上校斜躺在一张躺椅上。他把一支卷起了袖子的手伸给她，并且勇敢地说：

　　“别告诉任何人！要不他们就会嚷起来，叫我到后方去。这不过是轻微的擦伤。请您诊察一下。”

　　伤势似乎并不那么轻微。虽然这颗德国子弹已经没有力了，显然是嵌在手臂肘弯下面的软组织里。

　　“您必须到医疗营去，”塔尼亚坚决地说。

　　“我决不离开观察所。”

　　“去吧，上校同志。”

　　“不去，我的师正在作战。德国人压迫得很紧。您却说：‘去，去！’”

　　“要是您不听我的话，我马上就报告军长和集团军司令员，他们会命令您去。”

　　伏罗别耶夫生气地说：“我不允许您报告。在我的师里我是指挥员。”

　　“在受伤之前是那样，”塔尼亚反驳，“既然您的手臂里有子弹，那么我就是指挥员。”

　　“我不许您走。”

　　“您别这样做。我有很多伤员，不只是您一个人。”

　　伏罗别耶夫恳求地说：“柯尔切娃，亲爱的！……我请求您！……请您帮帮忙！……我怎么能躺在医疗营里呢！……我不能！就在这儿作手术吧。”他轻轻地补上一句：“师的损失很重。”

　　塔尼亚踌躇了，于是叫人拿水来洗手。

　　四周忙碌起来了。塔尼亚把器械摆开，开始作手术。师长不作声，也不呻吟。电话响了。集团军司令员叫伏罗别耶夫听电话。他用一只没受伤的手拿起听筒，痛得皱紧眉头，他故意装出精神勃勃的声音回答着集团军司令员：

　　“是，我照办。一定做到。我调用自己的预备队。一切都会办妥，可以击退。”

　　当手术完毕和包扎好了的时候，上校脸色苍白，出了一身汗，他向后一仰，靠在枕头上，带着孩子般的骄傲说：“我们是多么坚强的人啊！边防军！谢谢，塔涅奇卡！……记住，千万别跟任何人说！……我们一击退德国人，我就到您那儿去换绷带。喂，给我保护这位医生！”他向另一个房间里的什么人嚷道：“领她走出交通壕……这儿除了她可没有人施手术！”

　　当塔尼亚离去的时候，她听见了师长对军官们说的话：“喂，该开始工作啦！萨维里耶夫那儿的情形怎么样？”

　　塔尼亚带着激动兴奋的情绪回到了医疗营。她被前沿的情况所激动，而完全忘却了她个人的悲伤。

　　在医疗营里有人告诉她，克拉西科夫刚才到这儿来过，他问起她，知道她去处不明而且还没回来，他显然很难过，虽然他竭力想掩饰这种神情。

　　第二天他又来了。塔尼亚刚刚结束日常的手术。她很高兴他的到来，马上就向他探问前线的情况。

　　他破例地不回答她的问话。他不脱去大衣，只是正眼对她直视，末了说道：“请原谅我，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可是我是军人，喜欢行动公开。有人告诉我，施奈德穆尔近郊的一个少校曾经来看过您，后来您就整天不在。昨天夜里您又出去过。当然，我没有权利责问您，可是……我很痛苦。连我自己也料想不到……或者您又会发笑吧？”

　　她没有笑，可是也不回答他的话。

　　接着他突然向她求婚，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并且说他没有她就活不了，他请求她跟昨天她去访问的那个人断绝来往。

　　她对于这些话不由得笑了起来，于是他愤怒地嚷道：“您又笑啦！”

　　他显得很可怜而又不知所措。

　　塔尼亚给感动了。她想不到克拉西科夫是这样地爱她，而爱情竟能够把这个平常很自负而又稳重的人变成这副样子。

　　她由衷地怜悯他了，于是她说：“我不告诉您我昨天在什么地方。我必须遵守诺言。无论如何，我不是为私人的事情出去的。但是那个少校……那个少校不会再来。他永远不会再来，他牺牲了。”

　　有人来叫她到手术帐篷里去，她匆匆地走了。

第九章

　　虽然塔尼亚对克拉西科夫的求婚没有回答过一言半语，可是他觉得基本上什么都解决了。他因此很高兴，但同时又很畏惧，并因为轻率求婚而微微后悔。他惶恐地想到他的妻子和女儿。甚至与其说想着他们，还不如说想着西斯克雷洛夫将军对这件事的看法。

　　在那次和塔尼亚谈话以后，虽然他怀疑又害怕，可是他比从前更顽强地找寻着和塔尼亚见面的激昂。这种暧昧状态使他很苦恼。自然，最好的办法是把塔尼亚完全置诸脑后，可是这已经不是他所能做得到的了。

　　塔尼亚完全没想到克拉西科夫心里的事情。她常常诚恳而亲切地打电话给他，并且老是答应到他那儿去玩，可是医疗营的事务总使她脱不了身。

　　有一次她终于趁空上他那儿去了。

　　塔尼亚驾着汽车，望着旁边掠过的德国村庄，围墙上和房屋上的白旗迎风招展。天气已经很暖和，有真正的春天气息。

　　军部设在一座小镇里。士兵们和从集中营里给解放出来的战俘在街上行走。塔尼亚从拥挤的人群中穿出去，转入一条静谧的小巷。

　　“到啦，”司机指着石头围墙，墙后面望得见一个小花园，在院子深处有一座带有两座小塔楼的屋子。

　　塔尼亚把车子开进大门，传令兵听见汽车声，走出来站在台阶上。

　　“上校马上就来，”他说，“他请您等一会儿。”

　　塔尼亚走进屋子，在写字台旁坐下来，桌子上放着克拉西科夫的一只图囊和一架望远镜。这儿摊着一份用打字机打的一个军官的报告。

　　塔尼亚因为闲着，就读起这份报告来

　　报告里所叙述的是关于某营长伊里亚·维谢尔恰科夫少校和医务长格拉莎·彼得罗夫娜·柯罗特娃两人的调查材料。这两个人在营里过着夫妇一样的生活，这是违反规章的。

　　进行调查的一个军官报告说，伊·彼·维谢尔恰科夫是师里最优秀的营长之一，曾经得过三枚战斗勋章，受伤四次；工人出身，一九三八年入党，没有手过处分；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入伍；从前参加过哈勒欣湖和芬兰战争。据这个军官说，他爱着格·彼·柯罗特娃，在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也将跟她一起生活。被询问过的党员们都证明维谢尔恰科夫和柯罗特娃是互爱自尊和同志般的战斗友谊的典范。格·彼·柯罗特娃，非党员，一九四二年七月被征入伍，曾经受过伤，得过一枚红星勋章和一枚战功奖章。虽然不止一次地要到模范医务工作者的她到医疗营或者团卫生队去做危险较少的工作，可是她都拒绝了。并在营里和前沿度过了整个战争。她曾经因为在营里模范的医务工作，而得过团部九次嘉奖。

　　结论是：认为调走柯罗特娃是不适当的。

　　塔尼亚读完了这件棘手事情的文件后，微微一笑，可是接着她就收敛了笑容，陷入沉思中。

　　这当儿，窗外传来了汽车的呜呜声和人们的说话声。有个人和克拉西科夫一起来了，塔尼亚退避到后面的一个房间里，她不愿意跟上校的同事见面。她坐在窗前的一把椅子上，从窗口可以看见给盖上了一层薄雪的小花园，她不由自主地成了克拉西科夫和另一个上校——军政治部主任温盖罗夫两人间的谈话的看不见的证人。塔尼亚听得出后者的声音。

　　克拉西科夫问：“您看过这份关于维谢尔恰科夫的事情的报告吗？荒谬之极！请看看结论！”

　　温盖罗夫上校安静地说：“我知道……普洛特尼科夫对我谈起过这件事。他们都是好人，勇敢的人。这件事交给我去办吧，我去了解一下。”

　　“但是您必须同意，”克拉西科夫说，“这是不可以的。这样是不好的。他们是在这儿前线上相识的……我们听到过这样的友谊！这必须终止，免得别的人，特别是结果婚的人仿效！我不必对您解释道德因素的重要性。”

　　随后他们谈到了军事行动。最后温盖罗夫从座位上站起来了。说话的声音远了。汽车轧轧地响起来。一片寂静，传来了克拉西科夫沉重的脚步声。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轻轻地喊：“塔尼亚，塔尼亚，您在哪儿？”

　　她坐在黑暗里，不愿意回答。她现在不想看见克拉西科夫。

　　门开了，他在门槛上出现了，显然他很高兴。他走进了黑暗的房间里，看不见塔尼亚，继续喊着：“塔尼亚，塔尼亚，您在哪儿？”

　　他没有得到回答，于是摸索着，继续往隔壁房间走去，他打开了门，又在门槛上站了一会儿，朝黑暗里张望一下，一边笑，一边说：“哎呦，您真是一个爱开玩笑的家伙，塔尼亚！……您在哪儿，塔尼亚！”

　　塔尼亚默不作声。当克拉西科夫消失在隔壁房间里的时候，她站了起来，走到那间灯光明亮的办公室里——就是在写字桌上放着一只图囊、一架望远镜和一份用打字机打的报告的那个房间。一会儿后，笑呵呵的克拉西科夫从远远的房间里回来了。

　　他看见了塔尼亚冰冷的目光，不觉大为惊异。他知道了她愤怒的原因后，暗暗地痛责自己说话轻率，并且开始辨白：“干么您把这件事和旁的事情相提并论！”他问，竭力想掩饰自己的惊惶。“这不过是要把一个优秀的营长从那个讨人厌的女人手里救出来而已！”

　　她说：“您不必辨白。您所说的关于这两个人的话或许是对的。问题在于，您的话也应当适用于您自己。不可以有两种道德——对某些人适用这一种，而对另一些人适用另一种，”

　　他茫然失措了，默默地望着她穿上大衣，束好腰带。看见塔尼亚真的要走，他声音沙哑地说：“您任何地方都不可以去……”

　　他紧紧地挨近她的身边，可是她没有丝毫害怕的表示，只是突然笑了笑说：“当心，我会写信个西斯克雷洛夫。”

　　于是克拉西科夫马上就退到了窗口，当他掉转身的时候，她已经不在房间里了。

　　塔尼亚走到了小院子里，汽车里的司机座位空着。点火机的钥匙插在锁孔里。她想了想，就坐在驾驶盘后面，踏着起动机。

　　不知为什么车子摸黑行驶着，过了一会儿，塔尼亚才想起她忘记开车灯。显然她的情绪比自己所感觉到的要激动得多。

　　她把车灯打开了，道路亮了起来。汽车在夜晚的小镇街道上颠颠簸簸地行驶。

　　接着她听见背后有轻微的震动：原来司机类后面的座位上睡觉。这很好，他可以把车子开回去。

　　塔尼亚想起了，她提到军事委员对克拉西科夫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不觉突然笑了起来。可是不，那是没有什么可笑的。塔尼亚觉得很伤心。

　　克拉西科夫对于她毕竟不只是一个好朋友：在她的生活中，他显然占着一个不小的地位。在困难中和在不高兴的时候，在日常工作中，她常常想起她有一个朋友，一个惺惺相惜的、可信赖的和亲密的朋友。

　　她竟会看错了这个人——她觉得自己很孤独。

　　那时候四周挤满了人。黑压压的影子在路上迎着汽车移动。雨落在士兵们的带耳扇的帽子上。防雨大氅飘舞着，靴子嚓嚓地作响，汽车的车头灯照亮了运输马车、向上昂起的高射炮的炮身，扛在两个士兵肩上的防坦克枪，某个人的安详的脸。或许不久她就会在手术台上看见这张脸。那时候她塔尼亚就不是一个懦弱的女子，而是战士们尊敬的任务——外科医生。

　　司机醒来了，他迷迷糊糊地问：“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是您？”

　　“是我。”

　　“我怎么啦？睡着了，是不是？”

　　“是的，我们马上就要到了，您把汽车开回去吧。”

第十章

　　师卫生科长把一纸向军卫生部长报到的命令交给了格拉莎，这使格拉莎万分伤心。这就是说，他们不仅把她从营里调开，而且叫她完全离开师。

　　师卫生科长很厌烦这件事情，他缩着身子坐在自己的椅子里，等待着眼泪和哭诉。因为他自己也生得很矮小，他总有些怕见这个胖大的女人。可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格拉莎读过命令后，只叹口气，接着她不知怎的，奇怪地、很仔细地、仿佛怜悯地望着师卫生科长，并询问了司令部地址和打哪儿走这些普通的问题以后，就离开了。

　　除了因跟维谢尔恰科夫离别而引起的痛苦以外，还有一桩沉重的心事使她苦恼。格拉莎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她明白了，她已经两天没工作了，而她是不习惯空闲的，因此觉得很苦恼。

　　在等候开往军部的顺路车子的时候，她看见一个头上包着绷带的兵士在路上行走，就叫他：“亲爱的，你怎么啦，是不是受了伤？”

　　“不，”那个士兵不乐意地回答道：“脓疮。”

　　“疥疮。”格拉莎纠正说。

　　绷带松脱了，格拉莎——不是没有困难地——说服了这个士兵，让她把他头上的绷带重新包扎过。不用说，她包扎起来又快又敏捷，这个士兵不由得变得温和些了。

　　他们一同坐进了汽车，格拉莎没有感觉到是走了一段路程。她给她的旅伴讲述了许多医药知识，问起了他的家庭和故乡。当这个士兵讲到伤心的事情——他的兄弟去世或儿子患病——的时候，她就伤心地摇头、不住地叹息。当他讲到愉快的事情——目前在白还捕获了大量的鱼，或者他的儿子恢复了健康——的时候，她就微笑、快乐地点头，并且追问：“真的？！是那样吗？这很好！”

　　原来他是白海沿岸的北方人，说一口奇怪的沿海土语，引起了旅伴们的注意。

　　两天后，格拉莎在军部里得到了调往另一个师的医疗营去工作的介绍信。她立刻就动身上那儿去了。

　　很可惜，那个白海沿岸的人已经不跟她同路了，他循着他自己的前线道路不知往何处去了。格拉莎的新旅伴是一个年轻的中尉，脸上包扎着绷带。他时时用手按着脸，悲伤地低声咒骂。

　　格拉莎从自己的小箱子里拿出来一瓶酒精，浸湿了棉花，塞在中尉的病牙上。她甚至给他饮了少许酒精。同时她还说了些安慰的话。她说，她自己常常牙痛——这不是实话——世界上没有比牙痛更难受的事情。

　　中尉喝了一些酒精后，同车的士兵们的话匣子渐渐打开了。他们每个人都认为把自己的病痛告诉富于同情心的格拉莎，偶谈谈关于自己牙痛的会议，都是自己的义务。

　　“不过在生育的时候，疼痛更厉害，”格拉莎说，虽然她从来没有生育过，“当那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我们女人家的痛苦，既不能拒绝呵，又不能躲避它——生了孩子而后来又去埋葬他们。”

　　她自己的话使她很激动，她想起了她的维谢尔恰科夫，仿佛她生了他而现在又把他埋葬了似的。

　　在医疗营里，她被派到外科连当护理员。她到外科主任那儿去报到。

　　她很惊奇：外科主任原来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人，身材苗条，高个子，漂亮，脸色苍白而忧郁。穿在她身上的那件军大衣是这样的合身，以至不象一件军大衣，而象一件在城市里很时髦的大衣——只需要在领子上挂一件狐皮。“一个摩登女子！”格拉莎心里想。不过在外科主任的灰色大眼睛里有一种强有力的和严厉的眼神，就象格拉莎微微满意地察觉到的，或许这种眼神意味着这个女医生毕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她的名字叫做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柯尔切娃。

　　塔尼亚知道了新来的一个女护理员叫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柯罗特娃，她惊讶地凝视着格拉莎，接着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末了问：“从前您在那儿工作？”

　　格拉莎开始讲述，但是塔尼亚却望着她那深红色的小嘴和两只手。这双手小巧而丰满，样子是无可挑剔的，而最主要的是表现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厚道。

　　“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塔尼亚心里想。她想起了克拉西科夫所说的关于这个女人的话。那就是说：克拉西科夫想把那个营长从这样的一个女人手中“拯救”出来。

　　当然，外貌常常是靠不住的。

　　塔尼亚冷冷地说：“唔，您有丰富的经验，您可以开始工作啦。”

　　塔尼亚经常留心地注视着这个新来的女护理员。原来格拉莎是一个爱说爱笑的人。她常常整夜不睡，关心每个人，准备在任何工作上替代任何人，她搬起东西来可顶两个男子。

　　“我们的营里有时侯还要忙得多呢！”她常常带着自豪的样子说。

　　她毫无怨言地忍受了离别。或者这对于她都是一样的吧？或许大伙儿对她的爱——在医疗营里人人都爱她——能够代替维谢尔恰科夫的爱吧？

　　仅仅有一次塔尼亚在深夜里顺便走进帐篷去的时候，碰见格拉莎在哭。

　　塔尼亚问：“谁欺负您了？”

　　格拉莎站起来，擦去了眼泪，说：“不，没有人欺负我。不过女人有时侯需要尽情地哭，女人不哭就活不了。尤其是象我这样的人，要是我不尽情地哭，不知道会怎样……”

　　当她进行着这个独白的时候，她完全恢复了常态，甚至微微地笑了。塔尼亚的心揪紧了。她问：“您苦闷吗？”

　　“我很苦闷，”格拉莎回答道。

　　她把这个字里的“Ｏ”念得特别重（格拉莎是摩罗姆人，那儿都把字母‘Ｏ’重念的），听起来的确叫人苦闷。

　　她沉默了一会儿后，说：“现在谁不苦闷呀？虽然我的丈夫还活着……可是别人的……还有您的……有人告诉过我……您的丈夫已经牺牲了……”

　　这当儿，一向很沉着的塔尼亚想把她跟鲁缅采夫相遇和他的阵亡告诉格拉莎。可是格拉莎忽然着慌了，红着脸，说：“请原谅，如果我的话不适当，……我要走了。”

　　塔尼亚明白这个暗示，她受了很深的刺激，皱着眉头，默然不语，可是格拉莎觉得十分羞愧，结结巴巴地说了些道歉的话，就出去了。

　　塔尼亚伤心地摇了摇头，她心里想，说句实话，这个善良的胖女人多么幸福啊：她和她的丈夫真心相爱。她跟丈夫的分离很快就会跟战争一同结束了。

第十一章

　　毕楚庚心不在焉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很愉快，司务长戈杜诺夫看出了这一点，问：“你高兴什么，毕楚庚？”

　　毕楚庚微微吃惊地回答道：

　　“我没有什么高兴，我不过……”

　　他竭力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可是微笑却从他那稀少的微黄的唇髭下面，从他那薄嘴唇的、狡猾的、充满着马合烟草气味的口里出来了。

　　“我干么这样毫无意义地走来走去？”他心里想。接着他明白了，他要找菲克托尔·安德列依奇。近来毕楚庚有这么一个坚持的要求——把任何事情都告诉斯里温科，然后不相信地笑着，听听斯里温科会说些什么。

　　他终于把他找到了。

　　这是在已近黄昏的时候。斯里温科刚刚从团政治科回来，他被召去参加讨论即将来临的战斗的党组长会议。他带来了大批小册子、报纸和空白战报。在归途中他遇到了一大群快乐地回家去的俄国人。

　　虽然在这一群人里面没有他的女儿，可是斯里温科觉得很幸福。嘴吻痛了，手了握酸了。其中有两个来自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的矿工居住区的姑娘。现在，在解放以后，她们只有一个愿望：参军。这两个高高的、体格匀称的姑娘使他想起了加林的女朋友，她们常常到她那儿去做习题和朗诵诗。

　　斯里温科回到连队后，向司务长作了报告，就走进屋子里去爱。毕楚庚在楼梯上碰到了他。因为这两个士兵都喜气洋洋，而且每个人都有话想说，他们就在窗边坐下来，最先开口的是斯里温科，因为毕楚庚决定把他的消息留到最后说：他认为这些消息更重要。

　　但是斯里温科所讲的关于解放了的俄罗斯人的事情使他很激动。

　　“呵，今后的工作可多着呢！”斯里温科说，一边若有所思地捻着唇髭。“在我们那儿有许许多多给破坏了的城市，给烧光了的村子。必须赶快地建设起来，供给人们衣服和鞋子……”

　　“唔，对啊……”毕楚庚慢吞吞地说，“人民受尽了折磨，吃尽了苦头。好，不要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用小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膛，把他的背囊放在斯里温科面前：“你瞧！”

　　“又是小牛皮？”

　　“哦，不！我已经把他们扔了，”毕楚庚得意洋洋地说。

　　“哦？”斯里温科奇怪起来，“你真的扔掉啦？”

　　毕楚庚解开背囊，里面放着几只白色小盒子，盒子里放着些类似铅笔芯的柱形小石头。

　　“打火石。”斯里温科疑惑地说。

　　毕楚庚爱惜地把小石头在手掌上扔来扔去，说道

　　“瞧，还没有全部数过哩。放在我画上了十字的那些盒子里的，我都数过了。但是放在这些盒子里的还没有数过。”毕楚庚抬起眼睛看见了斯里温科严肃的脸色，他突然急躁而大声地说：“你干么看着我？你可知道给德国人占领过后我们那儿的村子的情形吗？没有火柴！人们只有用‘卡秋莎’点火。听我说！要五个卢布才能买到这样一块小石头哩。”

　　“你真是一个无赖！”斯里温科又象诧异又象愤怒地说。

　　毕楚庚没有生气，只是笑了笑，好象大人笑小孩子的幼稚一样。

　　斯里温科用悲伤的责难口吻说：“全世界正在动荡不安。死人都从坟墓里站起来，而你却想把小石子卖五个卢布。价格规定了吗？批发或许可以便宜些吧？你这个市侩！给我滚开！”斯里温科突然站起来，并且结束说，“你想投机！我们从前不容许而现在也绝不容许这种人存在的！”

　　毕楚庚很生气，抓起背囊，从房间里跑出去，可是他在门口站住了，向斯里温科转过身来，轻声问道：“你要报告吗？”

　　“你告诉我，”斯里温科沉默了一会，回答道，“你为什么对我讲这些小石头？向党组长作报告吗？你或许是要向我打听一下这样做是不是对吧？”

　　“或许是这样。”毕楚庚愠怒而含糊地回答。

　　斯里温科冷笑了一声：“你失算了，毕楚庚！”他挨近毕楚庚，说：“我们制造了这些大炮、坦克和飞机，武装了这样一支军队，供给了他们服装和鞋子，供给了农民拖拉机，我们把侵占了整个欧洲的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我们差不多已经到达了柏林，而你却为火柴而发愁？你想靠它发财！你这个混蛋东西！好，把你的石子扛在背上走吧！你自己会把它们扔掉的！至于我，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样：当周围的人们生活过得不好的时候，我是不能过好生活的。从前不能，现在也不能。我知道某些人能够这样做。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不妨试一试。可是我不能。”

　　毕楚庚脸色很阴郁，离开斯里温科走了。笑容从他的脸上消失了。斯里温科的话刺痛了他的心，比他自己所预料的要厉害得多。他时时不安地咳嗽，并且喃喃地自言自语：“我不该告诉他！弄得自己心神不安！”

　　上尉在院子里叫住他。毕楚庚吓呆了。可是，不，上尉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离开过队伍。他说：“为什么不把枪擦干净？肮脏，又没上油。”丘霍夫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他例外地说了很多话，并且微微着重地说着每个字：“苏维埃军人既然是解放大军的代表，他就应当做出纪律的榜样给人家看。去吧，毕楚庚。”

　　毕楚庚轻松地舒了口气，就去擦他的枪了。

　　丘霍夫隔窗望见了马加丽塔。她站在士兵们中间，借助手势和幸福的微笑，生动地给他们解释着什么。他看见了丘霍夫，也对他微笑。

　　他随便地向她点了点头，就离开窗口走了。

　　他对她的态度很矜持，这使马加丽塔觉得诧异。她的丈夫的在场使士兵们受了拘束（果戈别里节没礼貌地称他做‘荷兰干酪’），可是上尉毕竟知道她没有丈夫！

　　这个战时的欧洲女流浪者象一粒灰尘似地在占领、战争和收容所的生活的黑旋风中转了这么多年，并且惯于以浓厚的不顾羞耻的态度看待一切事物，所以在她看来，这个俄国军官的矜持是不可思议的。

　　跟她同名的一个女朋友，三十三岁的法国女人麦加特·梅里埃，对她说：“那不过是因为你对人的尊敬感到生疏而已。他不过是尊敬你，这个可爱的上尉。士兵——他们始终是士兵，但是在这里，你要知道，甚至叫人奇怪，他们多么尊敬我们啊！”她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有时侯甚至过分！”

　　不管怎样，可是马加丽塔的生活变得光明而有趣了。虽然他们已经开始准备上路，可是姑娘满心希望她将跟俄国军官一起走，他会带她到那个奇异的国度去。虽然回国的日期和行程都已经讨论过了，可是她总觉得她回家将比其余的人迟得多。捷克人马列克教她俄文，她已经认识了二十个字，她打算在适当的时候说出来，使上尉出其不意地大吃一惊。

　　这真是从未有过的幸福——两星期前因为害怕德国居民们的白眼而不得不悄悄地和小心得走路的地方，现在可以自由和随意地行走了！看到那些从柏林撤退出来的女市民的讨好的目光，真叫人愉快啊！在这儿她们的人数很多。她们从前轻蔑而无礼貌地对待异国人，把他们当作下等种族的人看待。

　　天气更加暖和了。村街上已经吹拂着春意浓厚的和风。人们的忙碌、大路上的喧嚷，村舍上的白旗——这一切好象是全世界结婚的日子，人们仿佛都是沉醉的、愉快而兴奋的，很和善的。

　　晚上下起雨来了，不久变成了真正的暴雨。跟女友们一起坐着缝衣服的马加丽塔，跑到街上去了。温暖的充满春天气息的沉重的雨滴打在她的脸上。

　　马加丽塔感觉到——最近几年来还是第一次——她自己是一个和她的年龄相称的姑娘。她蹦蹦跳跳，高声地复习着她所记得的俄国字。

　　在庄园的院子里跟几个俄国人谈着话，向那个肤色浅黑的，时常向她投过来热情的眼色的士兵卖弄风情，接着她上楼去找“她的”上尉了。

　　她在男爵夫人的逃跑了的儿子的书房里看见了他。上尉背朝着门坐着，正在翻阅一本薄薄的小书。她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过后怯生生地咳了一声。他转过身，站了起来。

　　桌上点着一盏大灯。这儿寂静而舒适。

　　她笑了笑。他也笑了笑。她大着胆子，挨近他身边。这当儿——莫名其妙地——出于他意料之外的接吻——迅速地和有新鲜的雨水气息的接吻发生了。

　　在隔壁值班员的房间里，电话在高声而刺耳地鸣响。丘霍夫立刻醒悟了，小心地把姑娘从自己身边推开，就走出去了。

　　维谢尔恰科夫命令连队作战斗准备，即刻出发。派运输马车去取弹药。

　　丘霍夫放下电话，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玛加丽塔静静地坐在窗台上，他从她身边走过，走进了客厅，又穿过几间空荡荡的阴暗的房间，走进了从前作为闺房的连队的储藏室，向戈杜诺夫作了必要的命令。

　　玛加丽塔坐在窗台上——她的头发是潮湿的，她显得很幸福，看着雨，望着渐渐变浓的黑暗，等待着。

　　士兵们从枪架上拿了步枪和自动枪，匆匆地把它们察看了一下。就到院子里排队去了。他们在这儿听见了遥远的北面的隆隆炮声。

　　战争在继续进行中。毕楚庚在一棵树下面忙着调整背囊的绳索。谢米格拉夫给上尉的马上了鞍。烟卷儿的火在闪闪发光。

　　士兵们在厨房的窗口看见了一个模糊的白点。

　　那是女地主。她站立着，伸长了胖胖的松弛的脖子细听着遥远的隆隆炮声。老婆子发觉人们注视着她，就向后一退不见了。

　　哨兵打开了大门。大门悲哀地格格作响。被派去取弹药的大车沉没在夜的黑暗里了。

　　从前的雇农们成群地涌进院子里来了。他们都很惊慌，因为听到了大炮的隆隆声，又因为俄国人这样默默地排成队，显然打算开拔了。

　　“立正！”戈杜诺夫震耳欲聋地喊出口令。

　　丘霍夫从屋子里走出来。他穿着军大衣，束着野战皮带。谢米格拉夫从马圈里把马牵了出来。

　　“上尉同志！”戈杜诺夫把脚后跟噗地碰了一下，报告说，“连队已经用警报叫起，全体列队，没有病号。中士果戈别里节奉您的命令取弹药去了。”

　　“稍息！”丘霍夫说，接着他转身对那些站在大门口的外国人说：“监视这个女地主。在必要的时候，你们可以把她作为阶级消灭掉。我允许。”他又补上了一句：“你们用不着怕。你们是这儿的全权主任。”

　　捷克人兴奋地问，他们可不可以跟俄国人一起走，并发给他们步枪。

　　丘霍夫简短地回答：“不行。”

　　司务长戈杜诺夫吩咐道：“毕楚庚，套马车。”

　　丘霍夫说：“不必，把它扔了吧。”

　　“是，扔掉！”戈杜诺夫大声嚷道，在这个强大的叫声里包含着他的惊讶。

　　这当儿，马加丽塔在屋子门口出现了。她悄悄地走到丘霍夫跟前，他在黑暗里看不清她的脸，可是从她整个的神态，从她那迎风飘动着的衣服，从她那蓬乱的头发，可以感觉到她的痛苦的焦急。

　　“别怕，”他用微微颤抖的声音对她说。“我们会回来的。”

　　捷克人马上把这两句话小声地翻译给她听。可是她似乎没有听见。她把手伸给了上尉。

　　他羞怯了，于是发出口令：“开步走！”

　　这支人数不多的队伍在大门外消失了。雨象槌子一样打在院子里石子路上。司务长戈杜诺夫握住马缰站立着。突然，马加丽塔不管周围的人——她的同伴们，紧贴着丘霍夫，吻他，一边苦恼地在记忆中搜索着不熟识的字，她终于说：“我爱你。”

　　上尉狼狈失措了，他不说一句话，立刻跨上了马鞍。夜把丘霍夫吞没了，可是他那坐骑的铁蹄的得得声在已经开始了的寂静里还是很久地可以听到。

第十二章

　　傍晚谢列达将军出发到他的师必定经过的地点去了，为的是在战斗前亲眼看一看他的师。他在行军中经常这样做。他很高兴，他不把他的战士们当作地图上的小红圈和箭头，而作为行走着的、谈着话的和抽着马合烟的活的人来观察。

　　他认为这不论对于他自己或对于他的士兵们都是有益的。行军秩序、规则等的遵守、士兵的举动、甚至他们脸部的表情——在这位老军人看来，这一切都是很重要的。他在行军的节奏里觉察出未来战斗的节奏和师对战斗的准备。

　　士兵们也惯于在行军途中的某地遇见他们的师长。他好象主人一样参加到队伍里去，跟士兵们互相开玩笑，有时侯严厉地呵斥某个人。士兵们都喜欢他那简朴的风度、高大而挺直的身姿和慈父般的声调。他们都感觉到他热爱他们和关心他们。或许他们一走过他的身边，就把他置于脑后，可是，不用说，他在他们的心灵里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他们都信任他的战斗经验。

　　在这个黑暗的雨夜里，他们没有想到会看见他。实际上，师长也不想出去，何况他觉得身子不舒服。

　　可是在最后几分钟内他还是决定出去。因为他知道流血的战争即将来临，他不安心。他认为士兵们和军官们太习惯于德国人必遭灭亡的想法，他们长久没有参加过重大的战役，因此开头他们可能会惊慌失措。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不是战争，而是狂欢节！”塔拉斯·彼得罗维奇愠怒地摇着头。“德国人在西线并没有认真地作战，整师整师地投降，献了许多城市……所以艾森豪维尔不久就可以称为拿破仑了！……很明显，希特勒害怕的是谁！唔，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如果必须打仗，就得认真地打仗！”

　　将军知道，这个战役将是重大的。虽然他只指挥着一个师，并且不熟悉整个战线上的情况，可是他猜想得到，沿着苏军漫长的交通线丛北向南攻击，对德国人是多么有利。显然他的师，象许多别的师一样，负有消灭这个危机的任务。

　　师部里有些人因为师向北面某地开拔，不向柏林进发而感到遗憾。师长是一个老军人，他假装这对于他反正都一样：他们必须打仗，至于在哪儿作战，这一点上级知道得更清楚。

　　师长由西苏赫中校伴随着，在二十三点正出发了。

　　半小时后，普洛特尼科夫也跟他会合在一起了，他派遣了政治部人员到各团去做鼓动工作——他知道师长的疑虑，而他自己也不放心。

　　师长和政治部主任把他们的汽车停在三岔路口的一棵老树下面，在战争时期里，他们并排站着，已经有千百次了。

　　军队以黑压压的纵队的行列沿着潮湿的柏油路前进。在自己分队前面步行着的活骑着马的军官们看见了师长，都机警地回过头来，并沿着行列传告：“打起精神来，弟兄们，师长在迎接我们啦。”

　　他们把手举到战斗帽旁，边走边报告：“第五连在行军路线上行进。报告……”

　　“第二机关枪连在规定的行军路线上行进。报告……”

　　“防坦克枪连跟随着……报告……”

　　军衔和姓名在夜色中、在大雨中、在运输马车的辘辘声中、在杂乱的脚步声和得得的马蹄声中

　　团长们——他们跳下了马，走到将军跟前去报告，并且跟他留在一起，直等到他们的部队走过去。由传令兵们看管着的马匹在黑暗中摇着它们的马勒。当一个部队通过了的时候，一个团长就跨上潮湿的马鞍，消失在黑夜里，追赶他的部队去了。

　　将军高声地谈着话，故意显得精神勃勃地对经过的军官们说：“喂，你的事情怎么样？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吗？”

　　他走到士兵们身边，问：“脚没磨破吧？你的自动枪怎么样？可以射击吗？为什么不把机关枪盖起来？把皮带束紧，为什么不把皮带束好？我们不是散步，是去打仗。”

　　他看到黑夜和雨水使士兵们很难受，于是问：“你们干么不抽烟？这象是我们还怕德国人的一九四一年的光景。现在时光不同啦……”

　　士兵们愉快地点着烟抽起来，队列闪着烟卷儿的红色火光向前行进。

　　随着师的经过，师长的脸明朗起来了。

　　“老战士！”他说，一边退到道路旁边，那儿站力着普洛特尼科夫和西苏赫。“伟大的军队！可以把你的政治工作结束啦，巴威尔·伊凡诺维奇！他们自己已经什么都懂了。他们向工人去上工似的走着。这是斯大林的军队，亲爱的同志！”

　　最后炮兵团隆隆地驶过了。安东纽克坐着一辆溅满了泥浆的汽车来到了，他是到第一线各师去收集关于敌人的情报的。师长叫他一同往被指定设立司令部的那个村子里去。

　　汽车不久追上了师的队伍。在朦朦的夜雾里，在师长和普洛特尼科夫的身边又闪过一张张熟识的脸，又闪过了先前看见过的一个工兵的小胡子，歪歪斜斜的机关枪枪身、一个营长的白马、契特维了科夫的库班皮帽。

　　普洛特尼科夫决定跟一个团留下来，可是师长赶上了他的师，一会儿后，他从大路折入了一条横路，驶进了一个村子。跟别的德国村子一样，它也挂满了白旗，这些旗子都没精打采地在雨中耷拉着。

　　设营员们已经在道路上竖立了绘着“Ｃ”字的符号（师长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指示牌。在分配给师长的那座房子的门口已经站着一个哨兵。通讯兵们架设着电话线，他们的大靴子在潮湿的地上格喳格喳地响着。

　　尼柯尔斯基中尉和两个通讯兵在桌子旁忙着装电话。无线电通信员在校准电台。

　　“报告吧，”师长命令安东纽克说，一边在桌旁坐下来，他没有摘下皮帽，注意地细听着遥远的隆隆的炮声。

　　安东纽克从图囊里取出地图的时候，将军问尼柯尔斯基：“可以和谁通话？”

　　尼柯尔斯基举手到战斗帽旁，说：“跟各团的电话线还没有接通，因为各团正在行军。”

　　“这个我知道，”师长微微一笑，“跟谁的电话接通了呢？”

　　“军司令部、后勤司令部和医疗营。”

　　“各团总领事收音了。”校准了电台的无限电报务员从角落里报告说。

　　安东纽克在报告，在瑙加特、斯塔加德和马杜湖地区，德国人集中了第一海军陆战师、“德纳克”师团、“郎格马克”和“诺德兰”两个党卫队师，另外还有几个番号不明的坦克部队。德国人正在用大量坦克和步兵进攻。

　　师长把侦察队的情况记录在地图上，并召来了配属的防坦克部队的指挥员们和自动推进炮团团长。他们很快都到了。师长迟迟地不开会，因为他等待着普洛特尼科夫。普洛特尼科夫要向指挥员们提出一系列的指示。可是他还没有来，虽然他造就应该到达这儿了。

　　于是师长决定不再等他就开会了。他向炮兵们指示了他们的射击阵地，并规定明天早晨进行地形侦察。同时无线电台收到了许多关于行军进程的报告。一个团已经到达自己的地界。其余的团也快到了。

　　指挥员们都告别走了。

　　普洛特尼科夫深夜才到，他脸色苍白、精神疲惫，而且心绪很烦乱。他叫所有旁的人，包括无限电报务员和传令兵在内，都退出房间。他的说话声异常急促。

　　只剩下他和师长两个人了，于是他说：“快穿上大衣吧，塔拉斯·彼得罗维奇，我们去看看我们的人所干的勾当。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师长是熟悉普洛特尼科夫的，相信所发生的事情一定很严重。他什么也不问，穿上了军大衣，他们出发了。

　　在跟目前师部所在地相距十公里的一个村子里，普洛特尼科夫吩咐停车。这是一个大村子，村子中有个池塘。池塘旁站着几个人，他们都在抽烟。

　　他们看见汽车驶到，都把烟卷儿扔在池塘里，走到师长跟前。他们都是师部里的军官——反间谍人员。

　　师长默默地跟着他们走。

　　在一座长长的单层房屋里躺着几个被杀害的德国人，这所房子的台阶上挂着一面下垂着的白旗。全家六口人，他们都遭到了最残酷的杀害。在他们身旁的血泊中放着一顶红军战士的战斗帽。

　　反间谍人员报告如下：

　　晚上有三个苏联士兵走进了农民海斯·克留格的这所房子。他们都喝醉了酒、吵闹、谩骂。

　　“村子里只有这几个士兵吗？”师长问。

　　“不，在临近的房子里驻扎着军通讯班。班长伏拉金中士亲眼看见过这三个士兵。他被他们的胡行妄为所激怒，曾经到那所房子里去过，叫他们静些。然后，通讯兵们布置了步哨后，就去睡觉了。担任放哨的士兵伊勃拉吉莫夫，在半夜里听见邻近的房子里有尖叫声和枪声。他把伏拉金中士叫起来。当他们跑进屋子的时候，这三个人已经不见了，而房主一家人都被杀害了，尸体横躺在地上。”

　　正在搜索罪犯。所有部队都通报过了。详细调查正在进行。

　　“谁会相信！”普洛特尼科夫说。“我们的士兵！……会杀死孩子！……”他老是摇着头重复这一句话：“谁会相信！……”

　　师长沮丧地默然不语。在归途中他们一句话也没有交谈。清晨，当各团已经参加战斗的时候，师长在往观察所去之前，接到了一份由西斯克雷洛夫签署的密电。

　　师长斜眼瞥了一下普洛特尼科夫，微微颤抖地把密电拿到手里。

　　使他们两人惊奇的是，他们没有受到什么处分。总之，这份密电很奇怪：在叙述了一个德国家庭被杀害的事情后，命令各师师长充分加强他们的后方的保卫，因为他考虑到在我军后方道路上行走的大群的人里面可能有希特勒匪帮的战犯和各种可疑分子。

　　应当承认：塔拉斯·彼得罗维奇没有立刻捉摸到这个德国家庭被杀害的事件和这个指示的关系。

第十三章

　　康拉德·温凯尔跟着许多人群中间的一群人慢吞吞地走着，关于那些人群，西斯克雷洛夫曾经对他的反间谍军官们和师长们提出过警告。

　　在这儿行走的有许多德国家庭，他们从前都分到过被驱逐的波兰人的土地和房屋。还有波美拉尼亚居民，他们还是奉希特勒的命令而撤退的。

　　他们慢慢地走着，好象被风逐着的落叶。他们不知道到哪儿去安身和做些什么，他们象机械似地走着，把他们身上还留存着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步伐的均匀上。走路仿佛成了他们生活中一件唯一重要的事情。

　　有些人蹒跚地向西走，因为他们有亲戚或熟人居住在那儿的什么地方。另一些人逃避着波兰人的报复，这些波兰人回到他们历古以来的居住地去了。第三种人所以在行走，是因为他们的同路人都在行走，而他们害怕单独留在后面。最后第四种人所以在行走，是因为没有人叫他们停下来。

　　迎面也有一群群的德国人在走着，他们都是奉希特勒的命令而撤退，可是俄国军队追上了他们，现在他们折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去。

　　这是不同的命运、破灭的希望和为时已晚的悲惨的轮回。

　　有不少换上了便服的士兵混在那些家庭里，在老头们、老婆子们、丧失了父母的孩子们和失去了孩子们的父母们中间走。他们所以在行走，绝不是因为他们想突围回到自己人那儿去，并梦想把他们扔掉的武器再拿起来，不，他们只希望到战争结束的时候，能够更接近他们的家乡。

　　这些人三五成群地蹒跚地向西走，主要是在夜间赶路，以免碰到俄国军队和从德国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们。他们有时侯在昏暗中撞了个满怀，于是愕然站住了，互相惊惶地承认说：自己人。然后他们走得更近一些，互相窃窃私语，互相探问：

　　“从哪儿来的？”

　　“上哪儿去？”

　　“路上安全吗？”

　　“有什么消息吗？”

　　“你们当中有医生吗？”

　　“怎么啦？”

　　“孩子病了。”

　　“伏腾堡有一所俄国医院，你可以上那儿去。”

　　“到俄国人那儿去？！”

　　“是呀……我去过那儿，带着我的……”

　　“他们？……”

　　“是呀……他们医治过……”

　　“俄国人？”

　　“对。”

　　一群一群的人往各自的方向分散了。人们都心事重重地走着，但是他们高声谈着的都是一些最需要的话语——关于路程啦、鞋子啦、食物啦。只有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头儿不时大声地说着简短的话：“上帝的惩罚！……对妄自尊大的惩罚！……对流血的惩罚！……”

　　温凯尔往兰芝堡去，到别姆所指示他的第二个秘密接头地点去。第一个秘密接头地点在施奈德穆尔，可是这座城市已经给苏军包围了。

　　温凯尔所以到兰芝堡去，不是因为他渴望继续干他的间谍活动，他不过想碰见个把熟人和打听一些消息。或许这不过是因为一个人活着不能没有目标，而兰芝堡的秘密接头地点毕竟象一个目标。

　　别姆上校把秘密接头地点告诉他，到现在只有一个月光景，可是温凯尔总觉得从那时候起，已经过了好多年，甚至过了几百年。这个曾经在避弹所里笔直地站立着聆听上司命令的温凯尔，已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人了。现在他一边往兰芝堡走，一边却担心着他们会不会再强迫他干什么勾当。

　　他不愿意替他们效劳了。归根到底他并不是德国国民，而是有着自己的宪法和国际地位的但泽自由市的公民。温凯尔现在不承认德国对但泽的并吞！

　　在纳粹党徒们掌握政权之前，故乡城市里的生活是多么宁静和温饱啊！从前温凯尔是一个贸易港的海关官员。那时候他不很满意他的职务，可是现在他怀着非常伤感的心情想起了贴在货物上的黄色标签。

　　所以他在袖子上缠了一块白布——以表示他的和平意向，混在那些袖子上也缠着同样的布条的德国人当中走。

　　他们通常一直走到天亮。早上人群散开了，各家朝各方面分散了。每一家都在一棵树下面坐下、张罗、做饭、吃喝、窃窃私语。孩子们都到附近的村子里去了，他们照例都带了面包、脂油和罐头食物回来：俄国兵都是慷慨的，他们很情愿把食物分给孩子们

　　老头儿们也到村子里去找俄国人，他们讨了些烟草，然后一边享用着最凶的俄国马合烟，一边喘气和咳嗽。

　　年纪轻一些的小伙子们和家长们都分头在森林里找寻“野味”。这儿所谓野味就是误入森林的无人照管的牛羊。他们捉住了它们，用力把他们宰了，剥去了皮，然后把肉在篝火上烤，这使得那些没运气的人们非常羡慕。孩子们和老人们跟着“猎人”们慢慢地走，向剩下的肉扑过去，把一切东西都抢走了，连骨头也拿了去。接着他们一边兴奋地喧闹，一边在小篝火堆上做早饭。

　　他们只一起走路，而别的事情都是单独干的。吃的东西是不分享的。每个人只想着自己明天的日子。在共同的患难中，没有人肯关心自己的邻人。

　　晚上他们又集合在一起，讨论着今后的行程，并继续前进。有一个从前当过上等兵的兰芝堡人很熟悉附近一带的地方。他带领着这群人。

　　象昨天的夜里一样，他们取道森林而走，因为道路都给俄国军队堵塞了，主要是给成群结队的异国人堵塞了。德国难民怕这些异国人比怕俄国兵还厉害。

　　月色朦胧，他们的脚轻轻地踏着湿透了的、腐烂的松树的针叶。他们从柏油厂、空无一人的锯木厂和猎人的小屋旁边穿过。不久他们来到了一个大湖的湖畔。当天亮的时候，森林忽然完结了。一个大村子的轮廓呈现在难民们的面前，在村子的南端矗立着几支工厂的烟囱。

　　他们都停下来了。他们从树林后面朝这个荒无人烟的村子张望了一会，然后他们在枞树下面坐下来，在森林里散开了，吃东西、睡觉、叹息、找寻“野味”。到晚上他们有继续前进。

　　当德国人越过伏加登村南边的一条公路的时候，听见了笑声和谈话声。一群人在道路旁边的树丛下，象吉普塞人一样，露宿过夜。

　　一个女人的愉快的声音用法国话向那些德国人叫喊：“什么国家打这儿经过？”

　　因为没有得到回答，那个倚树立着的、嘴上叼着一支烟卷儿的年轻的法国女人，开始细细地瞧着人们身影的朦胧轮廓，她突然吐掉了烟卷儿，用德语说：“噢，噢，第三帝国……”一会儿后又嚷道：“希克利格鲁别尔万岁！”

　　震耳的唿哨声响起来了。德国人听见这些唿哨声，都慌忙绕过了道路，穿过荒废的田地，越来越加快了脚步，在小树林里躲了起来。他们又听见身后有人用幽默而严肃的语调所说的话：“萨拉苏什特拉这样跑掉啦！”

　　“上帝的惩罚……”和温凯尔并排走着的那个身材高大的老头儿说。

　　在兰芝堡，温凯尔落在别人后面，找秘密接头地点去了。

　　他费了少许气力就找到了他要找寻的那所三层楼房，在一根长长的旗竿上挂着一顶幅白被单。这所房子隐立在寂静和阴暗中。

　　温凯尔推开了正门，侧耳倾听了一会，接着跑上了二楼。

　　这儿黑沉沉。他擦亮了一根火柴，立刻看见了一块整洁的白色木牌：卡尔·华纳牙医

　　温凯尔按了一下电铃。电铃坏了。温凯尔敲了一下门。没有人答应。温凯尔推开了门。门没有上锁。温凯尔走了进去，又擦了一根火柴。房间里乱七八糟。杂物和打碎了的器皿乱散在地板上。治牙椅上的镍闪闪地发着光。

　　温凯稍微推开了隔壁房间的门，吓得向后退了一步。那儿有一个东西在蠕动，这个东西大而没有声音。温凯尔紧张地等了一会后，决心再向房间里张望一下。他用两只颤抖的手擦亮了一根火柴。

　　在远远的角落里躺着一只圣伯纳狗，它抖动了一下，可是没有站起来，只是沉重地喘着气，老狗要死了。

　　温凯尔赶快离开了房间，随手将门关上，走出了这一套房间，回到了楼梯门口。他已经打算离开这所房子，突然间在黑暗中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您敲门，是不是要找华纳先生？”

　　“您是他的亲戚吗？”

　　“是他妻子的亲戚。”

　　“您是不是叫卡尔·威斯纳？”

　　“不。”

　　“您是从西里西亚来的吗？”

　　“不。”

　　那个说话的女人问完了这些问题后，擦亮了一根火柴，久久地打量着温凯尔，直到那根火柴完全烧光了，接着说：“请进来吧。”

　　温凯尔走进了华纳住所的套房对面的一个房间里。这个女人原来是个老婆子，有一头乱蓬蓬的灰白头发，她把一把椅子推到他身边，她自己却走到屏风后面去了，开始在一盏煤油灯光下做什么事情。

　　“那么您就是希尔达·华纳太太的亲戚？”她从屏风后面问，没等到回答，又往下说：“要是您有一天碰到了华纳太太，请代克林纳丁格向她问好。她认识我，我们是邻居，托上帝的福。请您带个口信给她，华纳先生在上个星期五俄国人到来的前夜走了，他是在夜里走的。还有，他想把房子托我照管，但是我自己的事情已经多得顾不过来，所以我坚决地拒绝了。坚决地。就是这样告诉她吧。要是她什么时候回来，一部分东西可以向第一层的米勒太太和西尔威兹太太那儿去要，她的袜子可以到三楼林兹太太的弯脚上去找，叫她别生我的气……在这种时候，我没有保管别人东西的义务。我要告诉希尔达太太的就是这些话。据我所知，她撤退到斯德丁去了……”老婆子从屏风后走出来，手里拿着一盏煤油灯，把它放在桌子上，开始用毛巾擦盘子，一边问：“那么您到哪儿去呢？”

　　“不知道，”温凯尔说。

　　老婆子把盘子碰得很想，突然怒冲冲说：“不知道？！先惹得全世界都起来反对我们，把一切都毁灭了，然后说“不知道！”……我的天，他们干了一些什么勾当啊！年轻的人都在战争中被杀了，城市都给毁了！……要是我碰到他们——你们的长官——当中任何人，我马上就会把他交给俄国人！……我不会怜悯他，不管他的样子怎么可怜。”她凝神瞥了温凯尔一眼，就不讲了。

　　“我不是纳粹分子，”温凯尔嘟囔说。

　　老婆子讥讽地歪着嘴说：“现在大家都不是纳粹分子啦！华钠先生临走前来找我——完全是为了他的房子的事情——他也说：‘我不是纳粹分子……’俄国人还没有进城，他已经不是纳粹分子了。‘我是被迫的，’他对我说……虽然那时候俄国人还没有进城。他还要我照顾他的狗……它倒千真万确的不是纳粹分子——可是没有东西喂它……”

　　天亮了，曙光透过遮蔽灯光的黑色纸窗帏射进来。老婆子吹熄了煤油灯，拉开了窗帏。灰暗的下雨的早晨忧郁地窥视着房间。

　　温凯尔说：“我可不可以在您这儿睡一会，克林纳丁格太太，睡到晚上？我晚上就走……”

　　“睡吧，睡吧！”老婆子怒冲冲地嘟哝说，“我希望能够长眠不醒，看不见这一切就好啦！……”她猛地推开了隔壁房间的门，说道：“你可以睡在那儿。不过请您原谅，别睡在床上……大概你从斯大林格勒一路来还没洗过澡吧！”

　　温凯尔躺在地板上，虽然他很疲劳，可是很久不能入睡。他总觉得老婆子已经到俄国司令官那儿去密告他了。

第十四章

　　晚上温凯尔离开了克林纳丁格太太的家，走到街上。俄国军队穿城而过。大雨如注，可是天气却十分暖和，并有春天的气息。温凯尔躲在房子的暗影里慢慢地走着。

　　不久他到了城外，在左边和右边的附近道路上，汽车轧轧地响着，并有复杂的脚步声。温凯尔加快了脚步，以便快些躲到不远的一座森林里去。当他到达森林边缘的时候，他便走得慢了。他在一个谷地里听见了轻轻的说话声。既然人们小声说话，那他们一定是在说德国话。这儿果真有一群德国男人和女人在休息。他们听见了温凯尔的脚步声，都不说话了。后来他们明白了——他也是德国人——这是根据衣袖上的白布和他那警觉而鬼鬼祟祟的举止上看出来的。

　　他们知道温凯尔是从兰芝堡来的，于是开始向他打听他在那儿听到了什么消息。他在那儿有没有碰到过成群结队的外国人？城市有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

　　温凯尔回答了这些问题后，也向他们打听这儿有没有人要到那马克的哥尼斯堡去？这儿却没有这样的人，但是有人要到索尔丁和巴达——喜夫里斯克去，而这两个地方恰好就在往哥尼斯堡的道路上。

　　“到哥尼斯堡远吗？”温凯尔问。

　　“七十公里……”

　　“那儿已经有俄国人，还是……”

　　“有俄国人。到处都是俄国人……”

　　“我们的人离得远吗？”

　　“我们的人？”

　　“军队？”

　　“是呀，咱们的。军队。”

　　“远了……”

　　“很远。”

　　温凯尔加入了和他同路的一伙人里。

　　有个女人一路哭泣。她走在后面，轻轻地哭。

　　他们照例走到了早晨。天一亮，他们就在附近闪开、吃东西和睡觉了。

　　温凯尔从衣袋里掏出一块面包，坐在一棵树下吃着。天气潮湿，却暖和。在邻近的一棵树下也坐着一个德国人，他也在吃着东西。天色越来越明亮了。温凯尔睡熟了，接着醒来了，又睡熟了，又醒来了。

　　在旁边那棵树下的那个人已经睡着了。

　　温凯尔的眼睛循着森林、平坦的林间小路和散发出强烈的松脂气息的树木漫无目标地溜来溜去。末了他打量着那个熟睡的人，这个人的脸——长长的，没有眉毛，生着很多酒刺——温凯尔觉得有一种熟悉感。

　　这个人穿着一件肮脏的旧大衣，一只手里拿着一根骨柄的手杖，另一只手紧紧地按着自己的背包，他的脚上穿着一双破皮鞋。

　　“霍斯！”——温凯尔认出了他，又惊又喜。

　　温凯尔到他跟前，细细地打量了一番，于是深信不疑地喊道：“霍斯！”

　　霍斯惊醒了，他愕然打量了一下温凯尔，但是不认识他。温凯尔微微一笑——五个星期来这是第一次。

　　“霍斯，”他说，“您好，霍斯！是我，温凯尔……”

　　霍斯啊地叫了起来。他们互相拥抱，按着并排坐下来，温凯尔开始急急地讲述他的种种不幸。他说的都是真话，完全是真话，不象那一次和海涅的谈话。

　　“什么都是见鬼，这是很明显的。”他末了说，“都完蛋了。应该救自己的性命了。”

　　“嘘！”霍斯说，朝四周望着，“轻些！……”

　　“怕什么？”温凯尔反驳说，“去他妈的！”但是他的声音也放低了。

　　“轻些！”霍斯重复了一遍，“别响！”他更挨近了温凯尔：“应该把这种思想藏在心里，要不然……你从哪儿来？”

　　“我从兰芝堡来。去找过华纳。”

　　“他早溜了。”

　　“我已经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霍斯苦笑了一下：

　　“继续为祖国服务……我们在这儿有一个新的领导人。您或许听说过他。”霍斯的声音越来越低了。“弗里兹·皮尔克……党卫队的，是一个少校。”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开始讲述在最近一个月内的情况。“我在格尼士诺只住了两天，好不容易逃了出来。一个邻居——说起来还是个德国人……向苏军司令部告发了我。路上我冒充捷克苏台德人……我甚至混入了捷克人的队伍，想跟他们一起进去，可是我喝得烂醉，鬼知道我胡说了些什么话。我差点儿给杀了。在布雷特斯坦这个皮尔克发现了我。现在我象一条狗似地到处跑，我给长官带来了一件关于俄国人调动的情报……情况就是这样……”他朝四周望了望，并凑着温凯尔的耳朵小声说：“这个皮尔克，是一个厉害的家伙！……刽子手！小心，别表露你的情绪！”

　　“我们可以走，”温凯尔说，“我们是军队的军官，不是党卫队！”

　　霍斯摇了摇头：“这个皮尔克，你要知道……他说，我们在最近的几天内就要和美国人和英国人签订和约，用全部力量打击俄国人……柏林方面在这上面寄托了无限希望。”

　　他们都沉默了，接着温凯尔问：“克拉夫特在哪儿？”

　　“克拉夫特？”霍斯把手一挥，“在波兹南自杀了。”

　　他们又沉默了。

　　“你有烟草吗？”霍斯问。

　　“没有。”

　　“干得很聪明，”霍斯说，他是指克拉夫特，“我自己也想，可是没有胆量。”

　　霍斯留心地望着温凯尔。

　　“我认不出你来了，你大大地变了，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上哪儿去？”

　　“到那马克的哥尼斯堡去找秘密接头地点。”

　　“旧的秘密接头地点都给摧毁了。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给俄国人捉去了。”

　　“怎么办呢？”

　　“和我一起到里索丁去吗？”

　　“到这个皮尔克那里去？”

　　“那么上哪儿去呢？”

　　晚上德国人们又集合在一起，继续前进。温凯尔犹豫不决地跟着霍斯走。

　　天亮的时候，他们到了里索丁。霍斯把温凯尔领到了该城的西郊。他们打后院走。他们爬过了几堵矮墙栅栏。最后他们到了一条空荡荡的胡同，这儿所有的房子都被毁了。

　　霍斯朝四周望了望，飞快地进了一所房屋的底层的窗口。温凯尔默默地跟着他走。在底层里有一道小门，它后面另有一道小门，不多一会，他们走进了一条潮湿的走廊，那儿有霉烂和老鼠的气息。

　　他们走了很久，最后到了一间四方形的地下室。这儿到处都是强烈的酒味儿。四周堆着许多大桶。其中有一只桶上点着一盏煤油灯。两个人睡在铺着稻草的地板上。另外一个人在调整灯带，一边低声地向霍斯询问着什么。霍斯安慰地说：“是，是……”

　　他们继续走，穿过一条阴暗潮湿的走廊，微微推开了一扇大铁门，走进了另一个堆满了桶的酒窖。这儿是明亮的，点着一盏小电灯，电线在桶上，那盏小电灯是从一只容量很大的桶上吊下来的，照着两个坐在桌旁的人的脑袋。

　　霍斯把温凯尔留在门口，走到一张摆着几只杯子的桌子旁边，向坐着的一个人小声地说了些什么。

　　和霍斯谈话的那个人是个矮个子、瘦削、有一张耗子般尖巴巴的脸。他高声说：“温凯尔！您过来！”

　　温凯尔走过去了。坐在桌旁的第二个人原来在睡觉，他把头靠在臂上。一个没梳过的有圆圆一块秃顶的大脑袋放在一堆杯子中间。

　　“请坐，”有一张耗子脸的人说。

　　温凯尔坐下了。

　　“他也是国防军军官吗？”秃顶的人突然说。

　　“是，”耗子脸回答。

　　“康拉德·温凯尔中尉，”温凯尔介绍自己。

　　那个脑袋又在桌子上靠了一会儿，然后抬起来。一对小而锐利的眼睛凝视着温凯尔。脑袋栽在厚而肥胖的肩上，差不多没有脖子。

　　这个人朝温凯尔看了看，忽然大笑起来。

　　“哎！……你看他，马克斯！”他嚷道。“这副模样，你从哪儿弄来这样的一块头巾？照我看，是丝的！真象一位太太！……呵－呵－呵！坐到桌子旁边来吧，温凯尔太太！吃些东西，喝些酒，然后上穿去睡，呵－呵－呵！……”

　　这阵欢乐的发生是突然的，它的消逝也是突然的。

　　“请坐，”这个人忧郁地说，虽然温凯尔已经坐下了。

　　“怎么啦，您觉得不舒服吗？不好，”他对自己回答，沉默了一会儿后，又说：“我们会熟悉的。我是弗里兹·皮尔克。这个名字听过没有？……这个是马克斯·第林，我的助手……他将到遥远的地方去，如果俄国人不阻止，呵－呵－呵！……温，温凯尔，您要干什么？”

　　温凯尔嘟哝说，他必须报告上司。

　　“上司！”皮尔克冷笑一声。“哪个上司？你归我指挥吧……或者，作为一个国防军军官的你也许不愿意归党卫队指挥？双方曾经共同工作过，但是让党卫队消灭不成？或许德国国防军，这几位先生，比如说，冯·威兹列宾或贝克，要是你还记得他们的话，更中你的意吧？我告诉你，就是这双手，”他把一双戴着几只戒指的手放在桌子上，“这双手曾经在英国人面前劫走了柏尼托·墨索里尼，懂吗？弗里兹·皮尔克就是这种人！在巴黎，我在史杜尔那格尔手下干过杀人工作，在俄国，我在科赫手下，我还跟史特拉塞和罗姆工作过，要是你记得他们的话……喝吧，干嘛干坐着？这里的酒到胜利也喝不完！”

　　温凯尔喝了一杯酒，他已经头晕目眩。他恐惧地蹙额斜睨着那位皮尔克。那一个又给他斟了一杯。

　　温凯尔把这一杯也喝了，他想喝醉。

　　皮尔克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别害怕，你跟我不会错的！巴黎有一位著名女星相家里谷太太给我算过命，说我死为将军。但是我升到将军还远呢，所以我不得不活下去……现在我到这儿来，可以说，在俄国后方工作！在德国领土上的俄国后方！永远想不到！……我看见什么呢？我看见德国人都把屎拉在他们的裤子里，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国家的健康力量在哪儿呢？我看不见它……我们好象是在外国一样。我们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惟恐有任何普鲁士人出卖我们……”他的目光突然变浑浊了，充满着愤怒，他继续往下说：“而在这个时代里派我到俄国后方来工作！……一件流血的工作，劳驾，弗里兹·皮尔克！……我们信任您，弗里兹·皮尔克！这是您的本行，弗里兹·皮尔克！唔，我们要奋斗！弗里兹·皮尔克为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而做肮脏的工作。他不是一个懦夫，不是一个外交家，不是一个演说家，而是一个工作人员。我要把他们统统杀死！……而你，温凯尔，我也要杀！”他突然结束了，“在你看来，我不是一个服装整洁的国防军军官！我高兴怎样做就怎样做，明白吗？把你的头巾拿掉，快！给他理理发，把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塞满他的脑袋，喝吧，温凯尔！”

　　温凯尔连忙把头巾拿掉，又喝了一杯酒，他完全醉了。他觉得他越来越喜欢皮尔克。

　　“这才是人啊！”他嘟哝着，由于醉后易动感情，他差点儿哭出来了。“果……果断的……真正的……”他才着奴才般忠诚的表情，望着这个党卫队浑浊无光的小眼睛。

　　现在他仿佛透过一层雾来看周围的一切东西。第林不见了，接着回来了，走到皮尔克跟前，凑着他的耳朵小声说了些什么。皮尔克站起来，摇摇摆摆地向地下室的入口走去。

　　霍斯对温凯尔说：“他就是这种人！……”

　　“好－好－好！”温凯尔结结巴巴地说。“了－了－了－了不起！……把他们统统杀光！”

　　他突然恍惚看见了一个可怕的的东西：一个俄国兵从地下室的一扇洞开着的门里朝他慢慢地走过来！温凯尔向后退去，一边摇着头，可是幻象没有消失。温凯尔从座位上跳起来，开始朝桶堆那边退去。那个穿俄国制服的人横目向温凯尔瞥了一眼，走到桌子跟前，把一杯酒一口喝干了，并用纯粹的德语说：“我去睡啦，长官……我该睡觉了。”

　　他很快地在温凯尔早先没有察觉到的桶堆后面的一道小门里消失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温凯尔嘟哝说。

　　“别响！”皮尔克轻轻地说，“打发他去睡吧，这个酒鬼！”

　　霍斯扶住了摇摇晃晃的温凯尔，领他出了房间，吃力地把他放倒在地下室一个角落里的稻草上。

　　“……嗯－嗯－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温凯尔嘟哝着。

第十五章

　　温凯尔在党卫队的特务机关里梦见了一个俄国兵呢，还是真的有一个俄国兵来到了这儿？

　　温凯尔清晨醒来，认为这是他的幻觉。温凯尔酒后头痛欲裂，他躺在稻草上，不能准确地断定，昨夜他所经历的是做梦，还是真有其事。

　　他的四周堆着许多大桶，从它们后面透进了夜明灯微弱的闪光。

　　碰到霍斯和皮尔克分明都是事实。现在温凯尔清醒了，他已经不再喜欢这个党卫队了。“又得做苦工啦，”他想，“要是俄国人把我和皮尔克一同捉住，那就不是当俘虏看待啦！”

　　从桶后传来了低沉的说话声。

　　“北面有大战。”

　　“是呀，听得见大炮的轰隆声。”

　　“我们方面把大批坦克投入了战斗。”

　　有人低声问：“你看见过这个……彼得吗？”

　　“嘘，”另一个人打断了他的话。

　　接着他们窃窃私语，声音那么低，以致温凯尔除了个别字眼和屡屡提到的“彼得”这个名字以外，什么也没听见。不过温凯也不想窃听，他的脑子里乱哄哄。嘴里有一股酸溜溜的酒气。

　　从桶后面传来了脚步声，接着听见了霍斯的声音。

　　“温凯尔，你在哪儿？”

　　霍斯在桶堆中间出现了，他已经准备上路。他背上背着包。外套上缝了几条各种颜色的布片。

　　“今天我要做捷克人啦！”他说，手指了指那些小布片。

　　温凯尔去送霍斯，他们在走廊的尽头站住了。

　　“我应该做什么呢，你不知道吗？”温凯尔问。

　　“你就要走……和我一样……唔，昨天你真行！”

　　“好久不喝酒啦。”温凯尔说，又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在做梦？还是……”

　　霍斯立刻打断了他的话：“得啦……别问……我什么也不知道。诡秘的事情……柏林来的特别任务……再见。”

　　他们又并排站了一会儿。他们不愿分离。他们毕竟是老相识，从现在看来还似乎是美好的那个时候就相识了，那时候他们两个都在司令部里服务，而军队驻扎在维斯杜拉河畔，整个生活似乎具有某种明显的意义。

　　温凯尔回到了地窖里。不久第林把他叫了去。第一次交给他的任务相当简单。温凯尔必须跟一个叫做兴兹的人同往十五公里以外的里皮内车站去找一个铁路人员，把他的话全部记住，然后带着这些情报回来。

　　“您晚上就走，”第林说，“注意，正确地完成任务，到早晨就回来。上司叫我警告您，您休想……逃走……到处都有我们的眼睛，把这些话牢牢记着。”

　　晚上，温凯尔离开地下室走了。

　　原来兴兹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小伙子。他从来没有上过前线：他的父亲通过他的一个老朋友尤里乌斯·斯特拉舍尔的周旋而使得兴兹免除了兵役。兴兹担任着汉诺威省的一个区的“青年领袖”直到最近，在编制一营国民军的时候，他的爱国演说是那么出色，以致他在一个好日子里，事先未有任何通知，就被调到这儿来担任非常秘密的工作了，所以他连通知他的父亲也来不及。这是俄国军队到来以前的一个星期的事。

　　他是跟皮尔克一同来的，被认为是最可靠的工作人员之一。但是他并不满意自己的工作：这个工作太危险，老实说，简直是没有目的的工作。他曾经对温凯尔坦白地这样说过。固然，他们正在这儿搜集关于俄国军队的集中和调动的重要情报，他们召唤飞机，可是飞机不来……他们需要炸药，可是没有炸药。甚至烟草也没有……已经有好多天没抽烟啦……总之，柏林那边把事情搞得很糟！

　　“如果所有德国人都象弗里兹那样，”兴兹说（他之所以用名字称呼这个党卫队，是因为想在温凯尔面前吹嘘自己和皮尔克的亲密）“那就好了……杀人、害人、殴打人……在他按来，这都不算什么！他也打过第林的嘴巴，”兴兹幸灾乐祸地说，一边擦着自己的颧骨。“他是奥托·斯柯尔采尼的同伙。他什么事情都干！据说，元首和他很熟，皮尔克有个时候曾经做过他的私人警卫。一个了不起的人！”

　　他们慢慢地踏过柔软而潮湿的针叶。

　　“在这儿我们的人多吗？”温凯尔问。

　　“人多，大概有五十来个各种特务……其余的都四处逃散了。”

　　“好一个间谍网！”温凯尔轻蔑地想，“一个夸夸其谈的家伙……”

　　“您认识彼得吗？”温凯尔决心问。

　　兴兹小声地说：“见过他一面……‘彼得’——这是个绰号。他到底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他也是一个大亨……这是一个特别集团……他们精通俄语，都穿着俄国制服进行活动。我听到过一些关于他们的事情……”

　　他们休息一会，兴兹带着两水壶酒。他们喝了些酒，吃了些东西，兴兹说：

　　“他们消灭掉队的单身俄国兵和……”兴兹把嘴凑着温凯的耳朵说，“不光是俄国人……不过要小心，别把我对您所说的话讲给别人听……是的，是的，信不信由您……德国妇女和孩子……”

　　温凯尔睁大了眼睛。

　　“为什么？”他问。

　　“特别任务，”兴兹郑重其事地说，他觉得很满足，因为他使这个职业间谍吃惊了，“宣传部的一件好材料……您知道，舆论——这是一件重要的东西……”

　　他们继续向前走。四周很静，只是遥远的北方有隆隆的炮声，有时侯探照灯的白色光柱在天空扫过。

　　“我们在这儿不远的森林里筑了一个降落场，”兴兹说。“可是飞机一次也没有来过。我不耐烦地等着它们……或许父亲会尽力设法使我调到别的职位上去。我等候着命令，可是它总不来……”

　　一会儿后，里皮内村出现了，它坐落在两个湖中间的一条铁路上。温凯尔和兴兹在铁路路基的背阴处走。轨道上停放着满载大炮和坦克的车辆。显然驶往前线的列车也给俄国人截获了。由此可见，敞车上的这些炮都一次也没发射过。几个持自动枪的俄国哨兵在敞车旁踱来踱去。

　　兴兹和温凯尔小心翼翼地穿过了铁路，朝一个不远的湖走去。在湖岸上一座磨坊的近旁有一所小屋。他们走了进去。主人是本地人，一个铁路员工，他接待他们并不十分殷勤，甚至没有请他们坐，随手把门紧紧地关上，马上就开始报告他的消息：在往皮里兹的路上开过了多少俄国汽车、多少坦克和多少步兵。几天前，在不远的地方筑了一个俄国飞机场，那儿停着五十多架双发动机的飞机。昨天早晨有几个俄国兵在文旺尔湖洗澡……是的，不管天气多么冷……俄国人视察过铁路，他们说在最短的时期内就要恢复通车。

　　主人惴惴不安的原因很快就得到了说明。当兴兹在沙发里坐下，表示要在这儿休息几个小时的时候，主人就叫他迅速离开，因为他昨天已经在苏联司令部里办理过国社党员的登记。

　　兴兹好象给咬了一口似地跳了起来。

　　“您为什么这样做？”他问。

　　“这是苏联指挥部的命令，”主人忧郁地说。“我不能违抗，反正邻居也会报告。”

　　兴兹和温凯尔连忙离开了这个铁路员工的家。他们绕过湖，接着又绕过另一个湖，穿过一座小桥，朝卓林村方向走。原来兴兹负有去这个村子的任务。大概第林将在那儿等他们，他是往某处去干重要工作的。

　　在村子东头的一间农舍里没有一个人。门没有上锁，他们走了进去。兴兹惊讶地说：“他们都在哪儿？”

　　他们走到院子里，已经打算要走，这当儿院子里一座石窖的小门微微打开了，从那门里走出的不是别人，正是弗里兹·皮尔克本人。

　　“过来的是谁？”他问。

　　“是我们，兴兹和温凯尔。”兴兹怯生生地说。

　　主人和他的妻子眼看着皮尔克从地窖里走出来。他们都默默地从这两个间谍身边走过，在屋子里躲了起来。兴兹和温凯尔站着，等候“上司”对他们说话。皮尔克沉重地坐到横躺在地窖旁边的一根大木头上，嘎声说：”

　　“完啦，我们垮了。我的一只手受了伤……你们站着干么？坐下吧，我们大家想个办法。马克斯被打死了。彼得被打死了。列别和其他四个人被捉去了。有人告发了我们……”

　　皮尔克站了起来，蹒跚地朝地窖走去。兴兹和温凯尔跟在他后面走。地窖里潮湿并有着腐烂的白菜味。但是主人们显然想在这儿创造舒适的环境：在角落里放着一只小台子和一把安乐椅。点着一盏灯。皮尔克的影子在拱状的天化板上奇怪地摇晃着。

　　皮尔克说：“我们必须快些走。现在俄国人一定知道了我们所有的秘密接头地点了。”

　　他们默默地坐着，皮尔克老是细瞧着他那包着绷带的手臂。

　　“糟透了，”他说，他害怕患破伤风和瓦斯坏疽症。他是很多疑的。

　　他已经不是从前的皮尔克了，温凯尔马上就觉察到这一点。他装得很安静，每五分钟就要想到第林，显然他是中他的意的。他不讲俄国人夺占酒窖的详细情形了。很明显，不是有人告密，就是俄国人自己把他们探查出来了。他们还击了半小时。皮尔克和另外两个人都逃脱了，他们狂奔逃跑，可是在黑暗中失散了。无线电台和重要文件都落入了额国人的手里，不得不逃了。

　　“得找个医生，”皮尔克说。“我害怕变成破伤风！”

　　“别担心，长官，我去找医生。”

　　“上哪儿去找？”皮尔克怀疑地问，一边盯视着兴兹。

　　“到里皮内去找，我在那儿有一个相熟的助理医生，就在车站附近。我很快回来，不过这只背包我要留着，要不然跑起来很累。”

　　兴兹把肩上的背包卸下来，这才使皮尔克放了心。

　　皮尔克和温凯尔一起留下来，他闭起眼睛，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过了半小时，他睁开眼睛，问：“兴兹回来没有？”

　　“没有。还早哩。”

　　皮尔克又闭上眼睛。温凯尔吹熄了灯，躺在角落里的地板上，背靠着一堆甜菜。不久他打起盹来。皮尔克的声音把他弄醒了：

　　“你在这儿吗？温凯尔。”

　　“在。”

　　“兴兹没回来？”

　　“还没。”

　　默默无声。温凯尔又打起盹了。过了一会儿，他吓得浑身发抖。一只大而多肉的发汗的手——一只刽子手的手，摸着他的脸，温凯尔牢记着这只手。

　　“怎么啦，长官？”他用颤抖的声音问。

　　“兴兹还没回来吗？”

　　“没有。”

　　“你为什么把灯吹灭，也想逃走吗？”

　　“不，我睡着了。”

　　皮尔克的手摸下来，抓住了温凯尔的大衣的翻领，不费力地把他从地板上提了起来。

　　“我们走吧。”他说，“尽管放心，你将是我的朋友。你是一个好青年，温凯尔。我答应给你一颗铁十字章，只要我们回来。放心吧，我们会回来的。你听见炮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人在进攻！我们去迎接他们！……”

　　温凯尔跟皮尔克一起走了，当他们走出村子的时候，温凯尔站住了，从衣袋里掏出来一块头巾，把帽子扣在额上。

　　“这样会好些，”他嘟哝说。

　　皮尔克一句话也不说。他们深入了树林，朝北走，朝着传来低沉的炮声的那个方向走。

　　当天亮的时候，他们在草地上坐下来休息，忽然看见几个俄国兵沿着林间的小路直向他们走来。走过来的俄国人都带着线框，他们把电话线拉出来，绕在树枝上。走在前头的是一个年轻很轻的体格匀称的军官。他看见有两个穿便服的人坐在草地上，就站住了。

　　皮尔克站了起来。他的脸色白得象一张纸。可是温凯尔经历过很多皮尔克所不知道的事情，他斗胆向这个俄国人走去，说道：“伏拉其米罗夫·瓦列夫斯基……和……先生”他向皮尔克点了点头，“马谢夫斯基先生……波兰人，波兰人……回家……到华沙……”

　　中尉对他们点了点头，继续向前走了。皮尔克吁了一口气，他的脸色慢慢地转红了。

　　“好汉，温凯尔！”他说。

　　他们看见远远有一个荒无人烟的柏油工厂，决定在那里停下来等待。

　　“我们的人不久就要来啦。”皮尔克说，他已经预备在柏油工厂的一座大木棚里睡觉。“我们的人就会突破！……这是一次重要的战役，温凯尔，很重要的。坦克很多。元首还没有完全布置好。别担忧，温凯尔！”

第十六章

　　尼柯尔斯基中尉很匆促，要不然他就会注意到‘马谢夫斯基先生’惊惶的神色。

　　他必须赶路。师刚才没有停留就加入了战斗。在森林里和湖沼附近的盆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斯德丁的富人们在这个盆地上建筑了许多漂亮的别墅。

　　在军队里没有人比通讯兵消息更灵通了。因为通讯兵是所有的电话来往和无线电通话无声地和看不见的证人，所以熟悉自己部队的最隐蔽的秘密。

　　尼柯尔斯基中尉细听着电话里的通话，他觉察到情形是一小时比一小时复杂了。早上一个团报告了四十辆德国坦克的进攻，十分钟后另一个团报告说，它必须打退六十辆坦克的进攻，又报告说有许多六管式德国迫击炮攻击着团的阵地。翻译员奥加涅相把一批属于“邓尼兹海军大元帅”属下的第一海军陆战师的新俘虏们的口供报告了参谋长。防空勤务哨不断地报告着敌机的袭击，详尽地报告着“飞机飞出”的架次和敌轰炸机的机型。

　　来到师部的集团军侦察部长马雷舍夫上校不断地打电话给各团部。军部和集团军司令部值班军官们询问着和传达着命令，直喊到嗓子发哑。

　　新的呼号——配属炮队，越来越频繁地加进到电话里来。跟敌人激战中的师的沉重的呼吸通过几公里的电话线传到了尼柯尔斯基的耳朵里，师长低沉的、表面镇静的声音通过这些细线冒了出来。各司令部、各中间电话站和所有支线广布的有线联络都听到了这个声音。人们都屏住了呼吸，对那些喋喋不休的想要继续讲话的人们发出嘘嘘声：

　　“轻些，三十五号在讲话！”

　　“别讲啦！三十五号在通话！”

　　“三十五号召您去！”

　　当尼柯尔斯基在他的掩蔽部里听着这些通话的时候，地面因受炸弹和炮弹在附近的爆炸而颤抖着。一会儿后，跟处在困境中的契特维里科夫团的联络中断了。

　　之后，尼柯尔斯基惊讶地在听筒里听见了师长和他，尼柯尔斯基通话的声音：

　　“尼柯尔斯基，为什么和契特维里科夫的联络没有啦。”

　　“线路中断啦，三十五号同志。我派几个通讯兵去察看电线。”

　　“亲自去查一下。你要对我负责跟契特维里科夫的联络。”

　　尼柯尔斯基带领一队通讯兵出发去察看电线了。

　　这是一个阴暗多云的早晨。电线通过潮湿的耕过的田地，又通过一座森林，最后沿着一条柏油大道向前伸展。春天的流水到处翻滚着，汹涌澎湃，他们时时得涉过水深及膝的小溪。许多小溪和湖淹没了洼地。

　　第一个中间电话站设在村边一间瓦顶的白房子里。这儿一切都正常。跟师部和第二中间站的联络是畅通的。一个胖胖的德国女人给通讯兵们端来了咖啡，她说这不是真正的咖啡，而是橡果做的。战争一发生就没有真正的咖啡了。照她的话，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德国也为真正的咖啡而发动战争：咖啡产于非洲，可是德国人的殖民地都给夺去了……

　　尼柯尔斯基继续向第二中间站进发。

　　这儿的电话线经常中断，可怜的通讯兵们总是奔跑着修理电话线，他们都筋疲力尽了。德国人的炮弹落在我们的炮兵阵地所在的那片淹着水的草地上。

　　一个炮兵司令部设在村子里。周围的一切因为配置在附近的大炮的射击而震动着。几只被吓坏了的母牛向大门猛冲，狂叫着。

　　第三中间站没有了。一颗德国炮弹落在这个中间站所在的那间棚屋里。两个通讯兵都受了伤，电线乱散在森林里。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线头，把它们连接起来。受伤的人们被放在一辆往团的后勤部去运弹药的顺路的运输马车上。

　　尼柯尔斯基把两个通讯兵留在这个中间站上，并把电话线受损的原因通知了通讯连，然后就往团部去了。

　　团通信总站设在一座小庄园里，在地主家的一间宽敞的地下室里面的桶堆和蒙上了灰尘的装着陈酒的瓶堆中间。司令部设在邻近的地下室里。

　　尼柯尔斯基拿起听筒，立刻听见了师长的说话声：

　　“别急，别急！德国人突破了？！这是什么意思？立刻恢复态势！立刻反攻！”将军沉默了一会儿后，又问：“‘雷鸣’已经能通话了吗？”

　　尼柯尔斯基插话说：“可以通话了，三十五号同志。”

　　“谁在听电话？”

　　“尼柯尔斯基中尉。”

　　“你从哪儿来？”

　　“已经到啦？好样的！给我接通契特维里科夫！”

　　从师长跟团长的确谈话中可以知道，情况愈发复杂了。德国人把新开到的一批坦克投入了战斗。在恰依基地段里他们突进了两公里。

　　后来“松树”指挥员，即配属给契特维里科夫的防坦克炮团的一个营长插进谈话里来了：

　　“请原谅，将军同志。报告的是‘松树’指挥员。十二辆坦克的进攻已经打退了。两辆坦克在燃烧，我们损失了四门炮。我看见有大量德国坦克集结在克鲁格拉亚小树林里。”

　　“坚守到底！”将军说，‘棕榈’已经开到您那儿去了。”

　　“到底来了！”‘松树’回答，他显然渴望着“棕榈”——自动推进炮团。

　　通讯兵们喝着圆桶里的酒，并把酒洒在头上。团参谋长苏联英雄米加耶夫不时地走进地下室里，他的脸色发黑而且可怕。人们给他一杯摩塞耳葡萄酒和少许马合烟草。他自己的烟袋不知丢在什么地方了。

　　“当心，在这个时候别喝过量的酒！”当他回到自己的地下室里去的时候，他对通讯兵们提出了警告。

　　尼柯尔斯基想，他可以回到师部去了，可是他觉得在情势这样危急的时候离开前线，是不妥当的。可是一小时后，已经走不成了：契特维里科夫的一团在全面被围中作战。

　　尼柯尔斯基去找米加耶夫，契特维里科夫正在那儿，他刚刚离开他的观察所，因为德国人向观察所紧紧地逼拢来，并且已经用自动枪射击它。

　　团长站在地下室中央，身材魁伟，两条腿弯曲得很厉害，戴一顶红顶的库班皮帽，手里拿着一根鞭子。

　　他问：“有手榴弹吗？”

　　“有，”米加耶夫回答。

　　“多少？”

　　“二十颗手榴弹，五颗防坦克手榴弹。”

　　“叫施穆金再带一百颗来。让全体人员都武装起来。叫没有工作的通讯兵们和侦察兵们、所有驭手们、译电员们和地形测量员——叫所有人都在庄园的四周挖掘堑壕。行动起来，我到第二营去。”

　　契维特里科夫用鞭子在他的靴子上抽了一下，向门口走去。他的后脑全给汗浸湿了。

　　手榴弹送来了。米加耶夫把两颗防坦克手榴弹放在身边桌子上。接着他下令保卫司令部，并开始用电话和“紫罗兰”联络，可是“紫罗兰”默默无声。

　　“断啦！”米加耶夫扔下话筒，看见尼克尔斯基手里拿着一颗手榴弹，茫无所措地站在地下室中央，于是说：“中尉，我这儿的所有军官都出去了。您到第一营去，打听一下那边的情形，并传达一个命令。”

　　“什么命令？”

　　“什么命令？”米加耶夫反问了一句。“普通的命令。坚守不退。斯大林格勒的时候一样的命令。就是这样。”

　　尼克尔斯基问：“我可以把我的军大衣留在您这儿吗？”

　　米加耶夫甚至瞪起眼睛，接着冷笑一声：

　　“当然可以！脱了军大衣就跑吧，您这个奇怪的小东西！”

　　尼柯尔斯基生气了。

　　“奇怪的小东西！”他一边生气地嘟哝，一边往东北走，第一营就在那边作战。“为什么是‘奇怪的’？我不明白！您自己才是‘奇怪的’！”

　　几个炮兵军官坐在围植着树木的公路旁的沟里，他们用望远镜观察着有一条铁路通过的地方，那条铁路在不高的丘陵中间消失了。几辆坦克在一座低低的陆桥后面慢慢地行驶，坦克的履带扬起了灰一般的水花，它们紧张地过度用力地吼叫着。

　　“难道是德国的吗？”尼柯尔斯基心里想。

　　炮兵上尉用沙哑的嗓子对着电话听筒叫喊：

　　“预备！”

　　当尼柯尔斯基离去的时候，他听见了口令：“开火！”——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炮弹轰击声。坦克是德国的——炮弹在它们周围爆炸开来。

　　营指挥所设在一道交通壕里，这条交通壕是从前哨堑壕伸展到一座小树林里。尼柯尔斯基向那儿跳进去，立刻看见了政治部的加林少校。少校闭上眼睛躺着。尼柯尔斯基很担心，问：“他怎么啦，受伤了吗？”

　　“没有受伤，他躺倒就睡着了。”有个人回答。

　　加林醒来了，认出了尼柯尔斯基，很高兴看见他，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师长那儿怎么样？他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形吗？看见过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吗？那边都好吗？没有伤亡吧。军部知道情势吗？”

　　一个营长走到了他跟前。这是一个高高的、身材不匀称的少校，他姓维谢尔恰科夫。

　　加林看见他，觉得很窘，并且很负疚地咳嗽起来。至于维谢尔恰科夫呢，他并不看这个政治部工作人员，他听完尼柯尔斯基的报告后，说已经派了一个通信员带着报告到米加耶夫那儿去了。电话已经修好。他们一定会坚守到底。

　　炮声在左边响起来。尼柯尔斯基上尉微微垂下了头，可是维谢尔恰科夫向他微微轻蔑地瞥了一眼，说：“这是我们的防坦克炮在轰击。”

　　“一辆坦克烧起来啦！”一个观测员从堑壕里报告说。

　　维谢尔恰科夫把望远镜举到跟前，接着又拿起电话听筒，用意外有力的声音喊道：“难道你没看见，坦克又来啦！”他又向前哨堑壕走去，一边喊道：“防坦克枪连，准备战斗！”

　　一会儿后，尼柯尔斯基跟着硬仗去了。维谢尔恰科夫跟一个身材不高的、灰色眼睛的年轻的上尉并排站在堑壕里，两个人抽着烟。

　　“德国人发射的都是穿甲弹，”上尉说。

　　“他们没有破裂弹了吗？”维谢尔恰科夫深思地说。

　　他们那镇静地甚至不很沙哑的声音有使尼柯尔斯基变得冷静的作用。不错，这里要比团部或师部安静。这里所以安静，是因为很了解情况——看得见德国人的行动，实际上不外乎两种：德国人和德国坦克。

　　中尉作战总共只有半年，而且还是第一次来到前沿。这里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那么简单，这使他感到惊讶。实际上，这是一条不深的堑壕，里面坐着士兵们。一个士兵躺着，他快死了，含糊地说着什么。整个庞大的军队机构：司令部、炮兵、工程人员、军需人员、无线电和电话，都为这些士兵们工作着。所有这一切都为了要使坐在这里的、穿着粘满泥土的军大衣的人们向前推进而工作着。

　　关于这一点，尼柯尔斯基没有长久地深思熟虑过。德国轰炸机出现了，士兵们都怀着不无自私打算的好奇的注视着那些飞机的飞行方向，心底里希望他们飞过去。可是看来，这些咆哮着的四五十架黑色“容克”的目标——正是他们这些坐在堑壕里的微不足道的人们。一连串的攻击步兵的炸弹带着嘘嘘地啸声撒下来了，由于预感到痛苦和死亡，他们的心脏停止跳动了。

　　维谢尔恰科夫和上尉依然站在堑壕里，不把轰炸机当一回事，他们仿佛识趣地不看那些扑倒在地上的士兵们。当飞机的轰炸过去后，上尉说：

　　“现在重新开始，”一个铃声似的年轻人的嗓子喊道：“连队，预备！”

　　加林少校拿着一支七轮手枪出现了。

　　尼柯尔斯基记起来他也有一支手枪，于是把它从枪套里拔了出来。他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有一撮黑唇髭的上士对身边的加林少校说：

　　“您来这儿干么，少校同志？到团部去吧，难道没有您，我们就对付不了吗？”

　　加林怎样回答，尼克尔斯基没有听见。士兵们开始射击了。尼柯尔斯基觉得他们的射击似乎是不协调的和缺乏信心的。但是德国人不是这么想，有人报告说，他们都停下来卧倒了。

　　丘霍夫上尉蹙着额瞥了他一眼。

　　“谁在用手枪射击四边百公尺以外的目标？把那边一个伤员的步枪拿来。”

　　尼柯尔斯基把那个伤员的步枪拿来了，他就站在胸墙前射击起来。他每放一枪，心里就越来越充满异常的自信。他不知道，他的子弹没有打中目标。但是他知道，他要跟这里其余的人一起战斗到死，象坚守斯大林格勒那样，决不后退一步。

　　在电话里和司令部的文告里这么说：敌人的进攻已被击退，他们遭受了重大损失。

　　站在旁边的一个年轻的上尉点着烟抽起来，他手里的火柴并没有发抖。

　　“够啦，”他说，“德国人已经退却了。难道您看不见吗？”

　　尼柯尔斯基没有看见这个。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只想射击，再射击。

第十七章

　　起先没有任何人知道，师政治部主任普洛特尼科夫上校是怎样来到这儿前哨堑壕的。他跟士兵们并排站了一会儿，用望远镜察看了一会德国人之后，问丘霍夫：“唔，上尉，握手守得住吗？”

　　“我们守得住，”丘霍夫说。

　　“干么你的神色这么忧郁？”上校微微笑了笑。“我们既然守得住，那就应该快乐些……”他又用望远镜察看了一下，然后问：“士兵们吃过早饭没有？”

　　“还没有，”丘霍夫说。

　　“为什么他们没有吃早饭？岂有此理！你的司务长在哪儿？”

　　吓坏了的戈杜诺夫跑到森林里的野战厨房去了。

　　“带些伏特加来，”普洛特尼科夫在后面向他喊道。

　　他在士兵们中间徘徊，接着命令趁现在机警的时候，把堑壕掘深。斯里温科终于第一个猜想到了，问：“上校同志，您是怎样到这儿的？”

　　普洛特尼科夫笑起来了：“你可以看得出来，我是溜进来的！……有什么办法呢？不得不爬着进来！……实际上你们并没有被包围得很紧，那不过是这样说而已：被包围了……德国人——他们似乎觉得不是你们而是他们受了包围……”

　　“您会给德国人捉去呢？”斯里温科责备地说。

　　“我和侦察兵们一起来的，他们保护我。”

　　真的，米谢尔斯基上尉和师侦察兵也在这儿。米谢尔斯基向丘霍夫问好，接着走到上校跟前，说：“加林少校在这儿，在邻近的一个连队里。原来尼柯尔斯基也在这儿。”

　　“师也给你派来援军啦！”上校微微一笑，“而您还抱怨说：人少！”

　　加林已经沿着堑壕向上校跑来。他极其诧异和惊愕。

　　“您来这里干什么？！”他惊叫道。

　　“得啦，得啦！”上校突然生气了。“大家都乐意教导我和保护我的生命！长官们，最好还是拿起铲子去帮助士兵们把堑壕掘深，快啊，趁德国人还没有恢复演奏！”

　　丘霍夫和米谢尔斯基并排站着，轻声说：“政治部主任倒不怕死！”

　　“他向来如此。”米谢尔斯基说。

　　由于米谢尔斯基的到来，丘霍夫开始用一种对他来说是新的观点来观察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些事情在一个步兵连长看来原是很平常的。“他会拿来描写，”丘霍夫心里想，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具有新的鲜明的色彩，它成了未来的诗歌题材。丘霍夫的声音变得更加有力了，口令变得更清新和更简短，丘霍夫甚至也注意到大自然——长在胸墙外面的嫩草和阵地左边的那条汹涌泛滥的小河。

　　可是米谢尔斯基没有工夫想到诗。他把诗忘得一干二净了。德国人又准备进攻。隐匿在克鲁格拉亚小林深处的坦克的隆隆声越来越响。显然有援军到达那儿了。

　　戈杜诺夫和别的司务长们把早餐和伏特加送到堑壕里来了。人们更加高兴。毕楚庚甚至和躺在克鲁格拉亚小林边沿的德国人攀谈起来：

　　“举起手来，到我们这儿来吃早餐吧！”

　　欢乐并没有持续多久。战斗又开始了。隐匿在森林里的坦克把穿甲弹撒到堑壕里，之后，德国快速炮从小林里的某处轰击起来。德国人黑黝黝的身影又站起来，向前推进了。在他们后面出现了一连串坦克，有三十二辆。它们和步兵齐头并进，赶上了他们，并慢慢地笨重地向堑壕移动着。

　　每个人都呆立不动，匙子落到了锅子里，发出软软的响声。

　　“谁没有啊自己的一份喝光？”戈杜诺夫叫喊道，把一壶伏特加高高地举到头顶上，一颗子弹哧的一声在水壶旁边飞过。

　　上等兵谢米格拉夫没有把自己的一份喝光。但是他已经站在机关枪旁边了，他不想喝了。他把伏特加让给了毕楚庚，后者把酒喝了，用嘴唇呷了一声，站起来，从容地走到放在胸墙上的他的步枪跟前。

　　“真是了不起的人啊！”普洛特尼科夫心里想，轻松地吁了口气，他说：“喂，不要忘记，弟兄们，一切都依靠着步兵啊！”

　　一颗炮弹在某处呼啸起来，这一啸声变得越来越凄厉刺耳，越来越可怕，仿佛一列以全速力奔驰着的列车似的。一切都给烟雾蒙住了，以致人们彼此都不能看见。

　　一个脸色苍白的通信员低低地弯下身子，带来了一箱弹药。他微微口吃地问：“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在哪儿？师长在无线电里叫他说话。”

　　上校弯下身子，循着交通壕走去，无线电台和无线电报务员在从堑壕的壁里挖出来的一个洞里面。

　　“二十五号在收听，”普洛特尼科夫说，把头伸入了无线电台旁边的潮湿的泥土里。

　　“好不容易找到你，”师长遥远的声音在耳机里说，并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轻松的吁气声。“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鲁缅采夫的人跟你在一起吗？”

　　将军习惯用“鲁缅采夫的人”来称呼侦察兵们。

　　普洛特尼科慎报告了情势。将军默然不语，后来他转弯抹角地暗示，师将在中午进攻。

　　这时候德国飞机又出现了。

　　“空袭，”普洛特尼科夫说。

　　“我看见了，”将军回答。“坚守。我们立刻采取对策。伊凡诺夫地段的敌人正在溃退，打听一下‘号手’那儿的‘黄瓜’情况。”

　　普洛特尼科夫到炮兵那儿去打听他们的弹药情况了，在无线电里他没有听见师长所说的最后几个字。

　　师长不得不补上一句：“喂，你干么上那儿去，巴威尔·伊凡诺维奇！你不是军人呀……”

　　交通壕里充满了春水。炮兵阵地是设在前沿后面的一座森林里，差不多是在森林的边缘。汽车都停在谷地里。炮埋在泥土里，用枯枝和绿色伪装网马马虎虎地掩蔽着。炮旁边堆着炮弹壳。四周弥漫着刺鼻的火药烟雾。

　　黑黑的、愤怒的很满头大汗的炮兵们在他们的炮旁忙碌，不时简短地回答着一个骑坐在树上校准射击的人：“是！”

　　上校跳进了坑里，几个炮兵军官立即向他跑过来。

　　“您受伤啦，上校同志。”其中的一个说。

　　上校摸了一下自己的面颊。面颊是湿润的。显然，或许是弹片，或许是一块坚硬的泥土把他擦伤了。伤很轻。但是炮兵们强迫他到他们的掩蔽部去，在他的伤处擦了一些碘酒，又贴了一小块棉花。

　　弹药暂时还够用，但是必须节约。

　　“你们可别忘记，”普洛特尼科夫说，“一行都依靠着炮兵啊！”

　　他循着交通壕走回去了。现在静些了。躺在堑壕里的一个伤员没有声音了。

　　“他死啦，”一个人说，用防雨大氅盖住了死者的脸。

　　在胸墙旁边站着两个上尉——丘霍夫和米谢尔斯基。

　　“近卫军少校怎么样？”丘霍夫问，“复元了吗？”

　　米谢尔斯基回答说：“渐渐复元了。可惜他不在，跟他在一起，你就会觉得更有信心。他对敌人的意图猜测得很正确。”

　　敌机又出现了。

　　“能够守到夜就好啦，”丘霍夫说。

　　普洛特尼科夫看了一下表，微微地笑了笑：表上显示着上午十点钟。

　　“您受伤啦！”加林看见上校脸上的血迹，惊骇地说，可是普洛特尼科夫富于表情地望了他一眼，以致他突然把话收住了。

　　维谢尔恰科夫通知说，决定在十一点发动总反攻，望眼欲穿而跚跚来迟的时间又延长了。

　　一句熟识的和威风凛凛的话终于响起来了：“向前冲！”

　　士兵们都呆立不动。“为什么没有人爬出去？”斯里温科心里想，因为大家都在这样想，所有没有人爬出去。子弹在头顶上哧哧地响得很厉害。

　　“为什么没有人爬出去？”斯里温科又想，后来他领悟了，甚至暗暗地微笑：“他们等着我啊。”

　　他用手指差不多痉挛似的攀住了胸墙，跳过土堤，向前冲出去了。所有的人不是跟在他后面，而是也许跟他同时，在同一秒钟里，都从堑壕里爬出去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或许是因为每个士兵都在同一时刻想着：其余的人都在等我啊；或许是因为要迫使自己面对死亡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最后或许是因为大家甚至不看上士也感觉到：党组长马上就要向前冲。不管怎样，他们都同时从堑壕里冲出去了。

　　从右边传来了低低的呻吟声，有个人象被砍倒了似地倒下去，可是没有人向那边望一眼。

　　“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斯里温科用高而沙哑的声音叫喊起来。

　　士兵们沉重地呼吸噢，跌倒了又爬起来。脚陷进了肥厚泥里——这就是说，他们已经到了小河。水淹到人们的膝盖，更深了，淹到了他们的腰……在右面小林边缘上，出现一座有个类似小公鸡的风标的漂亮的大别墅。

　　“要是我还活着……”斯里温科想，可是如果他还活着，他要做些什么呢，他也不会这么想：他哪有工夫想到这点。

　　当炮弹开始在克鲁格拉亚小林边缘附近爆炸的一刹那间（“我们的，我们的……”斯里温科高兴地领会到了），起了某种变化，不可捉摸的变化——甚至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许在大气中吧。向前跑起来更轻松了，“乌拉”的呐喊声变得响起来了，它，这个呐喊声给人以一种分明摆脱了使人窒息的重负的感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德国人不射击了。为什么，斯里温科还不能够领会到这一点。后来他明白了，现在在陆桥左边以展开队形爬动着的那些坦克，已经不是德国的，而是我们的了。

　　给汗浸湿了的迫击炮手们在背上扛着弹药箱，追上了步兵们。右面，长长的防坦克枪在防坦克枪手们的肩上平稳地摆动。最后，在后面的某处汽车轧轧地作响，大炮从小林里出现了。

　　这座曾经成为一切灾难的发源地的、叫人憎恨的克鲁格拉小林，现在变成一座普通的无害的小林了。麻雀在这儿飞来飞去，松树的浓荫映在地上。米谢尔斯基在那座有风标的小屋里捉住了两个负伤的德国坦克手。他们属于“西里西亚”坦克师，这个师在两小时前刚刚从西方开到。

　　小林后面有一个小村庄和一所锯木厂。在这儿的屋子上已经飘扬着小小的白旗。两个人迎着士兵们走来，他们的皮肤是浅黑的，象黑人一的光泽而且更发亮。他们都穿着破烂的黄褐色衣服。

　　他们露出了爽朗的笑容，一边走，一边喊着难懂的、毫无疑问是表示高兴的话。普洛特尼科夫上校跟他们谈了两分钟后，这才明白，他们是被俘的不列颠士兵，但他们不是英国人，而是印度人，是从斯德丁附近的俘虏营里逃出来的。他们要求发给他们武器，以便和俄国人一起作战。

　　“由我们自己来结束战争，”普洛特尼科夫笑了笑。“你们要走很远的路啊……孟买，还是加尔各答？……”

　　“孟买，孟买！”其中一个高兴地说。

　　“拉合尔！”另一个说。

　　士兵们诧异地望着这两个印度人。

　　司务长戈杜诺夫殷勤地款待远客。对他们并不吝啬伏特加，他们都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走到团的后方去，脸上露出了愉快的笑容。

　　那时候跟德国人的新的战斗开始了，他们在俄国人的进攻后，清醒过来了。在一条新的、刚刚挖掘好的堑壕上空子弹又哧哧地叫起来，大炮也隆隆的响起来。士兵们沉重地呼吸着，从小溪和水洼里喝水，用战斗帽舀水喝。丘霍夫看了一下表：它指示的不过是下午一点钟。

第十八章

　　三月十二日，在我军以突击占领了奥德河畔的要塞库斯特林，完全巩固并保障了西岸的桥头堡以后，西斯克雷洛夫将军在晚上很晚的时候向司令部询问关于奥德河下游一带的战斗进程。

　　集团军侦察部长马雷舍夫上校巡视了正在击退北面德军攻势的各个师后，给军事委员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从各种情报、根据俘虏们的供词和用个人观察的方法，上校得以确定了许多有重要意义的事实。

　　第一，德国人的坦克和突击炮用穿甲弹射击。用穿甲弹设计步兵！这不是说明了杀伤炮弹的极端缺乏吗？其次，德国人用高射炮击地面上的目标：这些炮都是从斯德丁防空区，甚至从柏林防空区搬来的。这就是说明德国人缺乏野战炮。最后，德国炮队的炮弹全是一九四五年制造的。这是一个卓越的发现：炮弹从工厂里直接运到前线，由此可见，储备已经枯竭了。

　　虽然德国人不断地把一批又一批新的力量投入战斗，但是他们没有获得成功。固然，我们几个师处在困难的情况中。损失相当的大。但是这一切和总的战果相比，是无关紧要的。德国人突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后方的企图已经给粉碎了。我们的部队一面不断地反攻并困疲着德国人，一面开始压迫敌人，并徐徐向前推进，以半圆形包围奥德河下游最后的一个堡垒——阿尔特达姆。

　　这些材料是西斯克雷洛夫的心充满了确信和安宁。

　　丘霍夫和他的士兵们不知道全面情势。听军事委员会指挥的有几万个人，听士兵指挥的只有个人自己。西斯克雷洛夫将军拥有来自许多方面的包罗万象的猜测。士兵们知道的不过是他们在自己面前看到的东西。

　　而他们在自己面前所看到的就是画着黑白十字的德国坦克，那些坦克和他们在顿河、诺夫哥罗德附近和塞瓦斯托波尔附近所看到过的一模一样。

　　坦克还很多，可是师长谢列达将军在观察德国人行动的时候，却又感到敌人作战是犹豫不决的，瞻前顾后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进攻都不能取得胜利。开头德国人不计代价的拼命冲，可是几天后，一遇到坚强的抵抗，他们就疲乏了。苏联的军队开始徐徐地向前推进。

　　塔拉斯·彼得罗维奇安心地离开观察所，回到司令部里去了。他在这儿洗了脸，脱掉靴子，甚至打算睡一下。但是政治部主任不让他睡觉。普洛特尼科夫刚刚从前线回来，看见师长拿着报纸，躺在床上，不禁大为诧异。

　　“您怎么，打算睡觉吗？塔拉斯·彼得罗维奇？”上校问。

　　“是呀，必须睡一小时光景。并且也想看一下报纸。”

　　“为什么这样做？在前线……”

　　师长一边微笑，一边挖苦地说：

　　“听说，你在那儿冲锋……可惜你是一个上校，要不然就该奖给你一枚三级荣誉勋章。你上那儿去干什么？没有你，那儿就没有人了，是吗？你要不要我把你去前线的原因说给你听？由于不信任自己人！”

　　普洛特尼科夫放声笑了起来：“难道你自己就不上前线去吗？”

　　“我去的！当需要的时候！”

　　“谁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不需要？”

　　塔拉斯·彼得罗维奇狡猾地眯着眼睛。

　　“应该有这样的感觉！”他说。

　　这时候，左翼的一个团用无线电呼叫师长。最近二十分钟内在左翼发生了严重的变化。敌人击退了邻近的一支部队，进入了伊凡诺夫一关的后方。该团采取了圆周防御，并困难地抵抗着那些来围攻的、属于同一“西里西亚”坦克师的德国坦克。

　　不仅如此，德国人已经冲进了团部所在的村子。参谋正在那间受到德国自动枪手射击的屋子里用无线电讲着话。

　　塔拉斯·彼得罗维奇斜睨了普洛特尼科夫一眼，扣上了单排钮扣的短上衣，并把靴子穿起来。之后，他拿起电话筒，呼叫“棕　”的指挥员。

　　“到你的部下作战斗准备，你自己到德罗兹多夫来。我就要到那儿去。”

　　将军放下听筒，说：“我上那儿去。”

　　“你感觉到了吗？”普洛特尼科夫带着冷笑问。

　　“我感觉到了。”将军愤怒地答道。

　　他坐进汽车，往湖那边驶去，湖附近驻扎着一个预备步兵营。这个营已经用警报叫起。士兵们列队在湖畔。一个年轻的强壮的营长不穿军大衣，在宽阔的胸膛上挂着两枚红旗勋章，他迎着师长的汽车高声喊道：“立正！……”

　　将军下了汽车，从营的队列面前走过，仔细地瞧着战士们的脸，接着说：

　　“同志们，我要让你们去作战。我本来不想动用你们：你们是我的预备队。但是一旦我要让你们去作战，那么这是必要的。我要求你们打一场漂亮的仗，不愧为师长的一支预备队。击退两个居民点的德国人，恢复原态势，帮助邻近的一个师，它那儿的情况不很好，一句话，获得胜利。这就是我对你们的要求和我对你们的命令。你们不是步行渣去作战，而是坐着自动推进炮去。”

　　传来拉马达的轧轧声。一辆汽车在草地上驶过来，车轮下水花四溅。将军急不可待地注视着它。它终于驶到了，从汽车里跳出来一个矮小而结实的上校——自动推进炮团团长。他踏着整齐的步伐走到将军跟前，报告师长说，团准备出发，已经集中在森林里的出发地界，在六一·五高地地区。

　　“营在一小时后开到您那儿，”师长说，并向士兵们转过身去。

　　当上校离去的时候，营长把一只大手举到帽沿，喊道：“允许执行吗？”

　　师长把手一挥。

　　“向右！转！”营长命令。

　　后跟都一致噗地碰了一下。

　　“为什么不穿大衣？”师长问他，“你会伤风的！”

　　“平生没有害过病，师长同志！”营长喊得这么响亮和清楚，仿佛这也是口令似的，然后对士兵们命令说：“开步走！”

　　营从将军身边走过去了，一会儿后，消失在道路拐弯后面了。

　　“怎么样，我们去睡觉吧？”普洛特尼科夫开玩笑地问。

　　“玩笑开得够啦，”师长把手一挥，他站了一会儿，细听着什么，接着坐进了汽车。

　　将军回到观察所后，就吩咐作战部在十八点正下总攻击令，跟坐自动推进炮去的那一营同时进攻，西苏赫中校奉命组织二十分钟的炮火准备。

　　普洛特尼科夫到政治部去了，他在那儿把即将发动进攻的消息通知了自己的人员，并派他们到各团去。然后上校因为不满意第二线的动作迟钝，决定到师的后方去组织炮弹和子弹的迅速运送，这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

　　当他离去的时候，师长坐进汽车，出发到前线去了。

　　汽车驶过了烧毁成废墟的德国村子。师长想起了白俄罗斯被破坏殆尽的村庄。白俄罗斯方面军正在攻击“波美拉尼亚壁垒”，但它还是称做“白俄罗斯方面军”，这个名字好象是要使敌人想起侵略苏联有什么危险。

　　从西北方面吹来了一股强劲的潮湿的风，将军想起离海近了。他向坐在汽车里的西苏赫中校掉过头来，可是这个炮兵利用安静的时间，已经睡熟了。

　　将军看了一下表：十七点三十分。他斜眼看了一下司机：他全神贯注地望着前面。

　　“海风，”师长说。

　　司机点了点头，简短地回答道：“波罗的海。”

　　集中着自动推进炮的那座森林里寂静无声。预备营的战士们都坐在地上吃午饭。有几个着蓝色工作服的炮手坐在他们中间。步兵们请他们尝尝步兵的粥，可是他们谢绝了。

　　“空着肚子打仗更方便。”其中的一个说，“人就会更凶。”

　　侦察兵们由米谢尔斯基率领着来到了。接着克拉西科夫上校也来了，他对师长说，右邻的部队已经向前推进了四公里，军长命令谢列达即刻行动。

　　师长看了一下表，十七点四十分。

　　被派来随自动推进炮一起前进的工兵们到了。伊凡诺夫拍无线电来求援。师长看表，十七点五十分。

　　“上车！”口令响起来了，自动推进炮手们都向他们的钢铁巨物跑过去了。

　　步兵们忙碌起来，他们把匙子藏在靴筒里，把饭盒系在背囊上。

　　“木犀草，木犀草，木犀草！”一个电话员在树林后面的某处声嘶力竭地叫喊。

　　师长站在树林的边缘上，用望远镜察看着展开在他面前的一片平原，和左边一条狭窄的小河沿岸的那些已经发绿的灌木从。更靠左些他看见一座小城和教堂的两座高塔。烈焰的黑烟在城市上空翻滚。

　　炮兵开始轰击了，随后围满了战士们的自动推进炮从森林里冲了出来，起先它们在道路上鱼贯地推进，可是到了砖瓦厂跟前，它们就展开了，并开始一边前进，一边射击。通讯兵们拖着电话线跟在它们后面，一会儿后，师长和他的随从军官都离开森林，到砖瓦厂去了。米谢尔斯基和他的侦察兵们已经在那儿给师长设了观察所。

　　师长循着楼梯走上了顶楼。那儿已经安置了一架炮兵测量镜。大炮不断地轰鸣着。寂静终于到来，只有自动推进炮凶狠的轰击和它们枯燥乏味的锐利的射击声。右边，在一座小丘上，人们从战壕里站了起来，向前跑去了。风把杂乱的“乌拉”呐喊声带到了师长的耳朵里。

　　经过了三十分钟漫长的时间，第一次情报才开始从各团送来。自动推进炮团突破了德军战线，冲进了敌人的后方。伊凡诺夫的一团借着自动推进炮的协助，突破了包围，并占领了三个居民点。其余各团也顺利地向前推进了。

　　炮兵们从观察所前面经过，把大炮和弹药箱拖过沼地，他们边喊边骂。

　　师长坐车往前去了，不久师部到达了这所砖厂。伏罗宁把他所俘虏的一名德国军官带到了奥加涅相这儿。当审问要开始的时候，普洛特尼科夫上校从后勤司令部回来了。他想出席审问，叫奥加涅相带着俘虏到他那儿去。

　　一个海军军官——战舰舰长爱柏哈德供称，在阿尔特达牧的桥头堡里只剩下了一支强大的掩护队。那些被击溃的师部都退到西岸去了。它们将在那儿整编和担任防守。

　　“要是它们能够的话，”舰长补了一句，一边垂下他那发红的眼皮，等待着下一个问题。

　　他失去了一个兄弟，这个兄弟是在昨天的战斗中受伤的，死在他的怀里。他的兄弟是个海军少尉。他们一家人都是海军。德国的前途是在海上，从提尔匹茨时代以来人们就这样对海军军人们说。当他们改编为步兵的时候，海军总司令邓尼茨元帅曾经亲自来看过他们。这是三星期以前在阿尔特达牧的事。海军元帅站在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师的队列前面发表了演说，说德国的前途就在这块土地上。

　　在这个海军军官苍白而俊秀的脸上，恶性肿伤从耳根蔓延到了下巴。

　　“在转业训练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说，“步兵教官们经常拿俄国海军军人做榜样，说他们在塞瓦斯托波尔和列宁格勒城下的战斗中都是出色的步兵……在这种情况下回忆俄国海军陆战队的英勇是十分不智的。我们的海军不能，或者可能没有时间成为真正的步兵。到三月一日，全师共有一万四千人，现在它只剩了一些可怜的残兵，至多不过四千名士气低落的人。这个师是‘奥德’军团的一部分。”

　　奥加涅相不禁察觉到，这个舰长是在用过去式描述他的师，讲述军、集团军、希姆莱、以及德国一般的情况。

　　“德国现在一条河流也没有了，”舰长说，“没有一条可以用来命名德国军团的河流了……”他嘟哝着：“只剩下了一条河——忘河。”

　　奥加涅相把这句话翻译给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听。上校仔细地打量着这个海军军官苍白的脸色，德国人看见这对若有所思的，如他所感觉到的，专注的眼睛，突然说：“上校先生，派我到您的海军里去服务吧。我是潜水艇战争的战术专家，并有丰富的经验。我厌烦给疯子们和冒险家们效劳了。”

　　普洛特尼科夫微微一笑，回答道：“您不会在给他们效劳了。如果有一天又有别的冒险家出现，我劝告您记住这些年的教训和您现在所说的话。”他转脸对奥加涅相说：“问这个德国人，他是否同意向他的战友们作一次无线电广播演说。”

　　爱柏哈德马上同意了。

　　夜里他被带到了前沿，前沿已经是在城郊的小房屋中间了。这个舰长的讲话声在河岸上的仓库和码头的建筑物中间响亮地震荡着。

　　“我是战舰舰长爱柏哈德。你们中间有很多人都知道我。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德国海军军人，我敢说，我是一个正直的德国人。现在，作为一个正直的德国人，我号召你们放下武器，不要再为希特勒流血了。他是可耻的，该死的！他把我们的祖国毁灭了！”

　　这个德国人讲完话后，呆立着不动了。仿佛麻木了似的，接着他的肩膀颤动起来，急速地转过身去，由几个沉默寡言的侦察兵护送着走了。

第十九章

　　士兵们向前推进了，他们都疲倦了，穿着湿透的靴子，淌着汗，显出愤恨的样子。路旁躺着漆成黄色的大炮、损坏了的自行车、轿车和‘迪塞尔’大卡车。

　　夜里丘霍夫率领着他的一连人冲进了奥德河畔的一座小镇。许多被击毁的德国坦克抛在这里的街道上，十字路口有好几门被遗弃的高射炮。

　　居民们都觉得俄国的到来是出乎意料的：昨天他们读过斯德丁的报纸，说德国的进攻很顺利。

　　屋子里灯火通明——斯德丁电力站依然在运转，看来那儿的人们也不知道这个沿岸地段已经给苏军占领了。

　　河岸边有一只军用汽艇在黑暗中啵啵地响。汽艇上的水手们拖着大靴子在甲板上走。一盏灯在船头闪烁。

　　丘霍夫把谢米格拉夫肩上的一挺轻机枪拿下来，走到岸边，不慌不忙地把这挺机关枪安置在卖报亭旁边，打了长长的一排曳光弹和穿甲弹。斯里温科把一颗攻坦克手榴弹向汽艇扔过去。响起了一阵爆炸声，汽艇象一个火炬似的燃烧起来，传来了呼喊声和呻吟声。

　　停在河中央的另一些汽艇和一艘炮艇也听见了爆炸声和射击声。在远处，黑黝黝的水面上闪耀着灯光，不久，从那边传来了射击声。舰艇都没有目标地向市区射击。同时传来了轰隆的爆炸声：这是斯德丁的海岸远程炮在吼叫。

　　虽然枪炮声很猛，士兵们都躺下睡觉了，可是他们马上就给唤醒。他们必须继续前进，去切断连接阿尔特达姆和南面渡口的一条道路。团长契特维里科夫在街上迈着两条强壮的弯曲的腿，从士兵们身边走过，一边嚷道：“怎么啦，我在前面，你们在后面，难道让我独个儿去进攻吗？”

　　士兵们都跳起来，向前走了。他们前进、前进，又忘了休息和睡眠。当他们从屋子跟前经过的时候，他们羡慕地向窗口张望。窗子里有几张大双人床，铺着柔软的绒毛被褥。

　　“不要紧，弟兄们，”斯里温科说，“我们不久就可以睡觉了。”

　　“我打算连续睡一个月，”果戈别里节说，“整整一个月！在山上盖着羊皮袄睡觉，那多么好啊！”

　　有人居然能在行军中睡觉，这个昏昏欲睡的战士突然迷失了方向，象患梦游病的人一样，离开了其余的人向旁边走去，直到有人把他叫回来。那时候他惊醒了，摇摇头，回过头来望望，急忙赶到队伍中去了。

　　德国人又在阿尔特达姆附近顽强地抵抗，海岸炮不断地从斯德丁方向射过来。机关枪从顶楼上扫下来。士兵们都卧倒了，除了派出去的几个侦察员以外，差不多都睡着了。

　　当更换阵地的我方炮兵占据了新阵地的时候，当师的火力展开了并集中在新地界的时候，士兵们都在睡觉。后来契特维里科夫又出现了，这一次他不是独个尔来的，而是跟克拉西科夫一起来的。

　　克拉西科夫嚷道：“为什么停止不进？前——进！”

　　他自己走到士兵前面去了。

　　士兵们都站起来了，从这个掩蔽物奔向那个掩蔽物，从这个小丘奔向那个小丘，他们冲进了该城的南郊。

　　德国装甲列车保卫着从阿尔特达姆到斯德丁的最后一个渡口。在已经来临的黑暗中只听见它的轰击声。

　　街上有几门德国高射炮。丘霍夫叫士兵们把他拖起来，把跑身对着传来轰击声的那个方向。士兵们汗流浃背地把它们扭转过来，并朝前面推去。这些炮只能射击三次，因为炮弹没有了。

　　斯里温科拿着手榴弹，向前爬去，听见他左边毕楚庚沉重的呼吸声。

　　“疲倦了吗，毕楚庚？”斯里温科问。

　　“没有关系，我们支持得住。”毕楚庚沙哑的回答。

　　一挺顽强的德国机关枪在十字路口扫射，不让他们前进。他们躺下了。接着斯里温科注意到，身边毕楚庚的呼吸声消失了。斯里温科回过头来，毕楚庚不见了。

　　斯里温科抬起眼睛。他的左边是大家大商店，一块大招牌下面的橱窗给打碎了。

　　“爬到那儿去装满自己的袋子！”斯里温科恼怒地想。

　　自动推进炮在街上慢慢地驶过，驶到了十字路口，以全力轰击一所房屋，轰毁了这个角。德国机关枪沉默了。大炮隆隆地轰响着。

　　“乌－拉－乌－拉”的呐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犹如风的呼号。

　　烈焰在前面窜腾。德国装甲的列车在黑黝黝的河弯里熊熊地燃烧着。

　　斯里温科向前奔去。立刻寂静下来。从一所屋子里走出几个举起手的德国兵。

　　斯里温科擦去额上的汗，站住了，他又想到毕楚庚。

　　“看见毕楚庚没有？”他问果戈别里节。

　　可是果戈别里节和别的任何人都没有看见过他，斯里温科愤怒地说：“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现在就去找他！”

　　士兵们都挺直身子走路了。城市渐渐给军队塞满了。

　　斯里温科回到毕楚庚躲进去的那家德国商店。不错，毕楚庚真的在这里。他曲着身子躺在柜台旁，他受伤了。斯里温科把他拖到街上，俯在他身上，问：“唉，您怎么啦？”

　　“击中了胸膛，一个坏蛋，”毕楚庚说，“就在这儿，”他呻吟起来，从咬紧的牙齿缝里含糊地说：

　　“你干么看着我？我不会死，我不是那种人，我是毕楚庚。”

　　“谁把你击伤了？”

　　毕楚庚说：“我走进这儿来……不过想看看……可是这儿有一个德国人，自动枪手，坏蛋……”

　　责备的话已经打算从斯里温科的嘴里冲出来，可是他没有说，他把毕楚庚身上的背囊和皮带解下，解开了军大衣。把制服翻了起来。有少许鲜血从伤口里流出来。斯里温科扯开他的绷带包，把凉爽的纱布贴在伤口上。

　　“等一会儿，”他说，“我马上领卫生员来。”

　　士兵们挤满了城市里深夜的街道，可是他们里面没有卫生员。

　　“这儿没有卫生员吗？”斯里温科问每一队经过的士兵。

　　终于找到了一个助医，有几个带着担架的卫生员跟着他。他们跟着斯里温科去了。

　　毕楚庚脸朝下躺着。斯里温科小心地把他翻过来，看出他已经死了。毕楚庚的脸是悲伤而安详的，在活着的时候，这是一张微笑的狡猾的脸。

　　助医和卫生员们都走了。

　　斯里温科依旧站在毕楚庚旁边。突然间他觉得浑身极端疲劳。枪声没有了。意识到马上就可以休息的人们象不绝的洪流似的在街上行进。汽车明亮的车前灯不时照在毕楚庚严肃的脸上和斯里温科疲劳的背影上。

　　通讯兵们在街上和院子里架设着电话线，就在这儿，有的人在台阶上，有的人在菜园里，有的人就在马路上，用电话把占领阿尔特达姆的消息传达到更远更远的后方去。

　　从此以后，希特勒在奥德河东岸没有一兵一卒了。经过慎密计划的进攻已经失败了。因此皮尔克、温凯尔、冯·波尔克老婆子和滞留在我军后方的旧德国的其他渣滓们的希望也就落空了。

　　一辆汽车在斯里温科旁边停下来了。加林少校从车上跳下来，他问：“您能够告诉我团部的去向吗？”

　　他认出了斯里温科，于是通知他说，政治部不久要召开连队党组长会议，他请斯里温科准备做一个关于他的连队的党的工作的报告。看见地上有一个人一动不动地躺着，加林沉默了，接着他怜悯地打量着毕楚庚的脸，问：“怎么，是朋友吗？”

　　“不完全是朋友，”斯里温科说，“我们在同一连队里一起作战。我很同情他，他想过美好的生活，但并不清楚地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标。他身上有许多旧东西。也许他自己也因此而感到痛苦。他是一个顽固分子！”

　　加林走了，而斯里温科仍旧站着。

　　“必须把他埋了，”斯里温科想。

　　他找自己的连队去了，他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了它：整个城市充满了士兵、大炮和汽车——我们的和俘获来的。终于有一个相熟的营部的通讯兵告诉了他连队的驻扎地。在河畔的渔夫棚屋里。这儿乱散着很大的鱼网，一切都散发出鱼腥味。

　　一片漆黑的天空笼罩在奥德河黑黑的水面上、被毁的桥上和码头朦胧的轮廓上，它给偶然出现的炮火闪光所照亮。

　　人们都很疲倦了，可是还没有人睡觉。夜间进攻的兴奋情绪还没有平息，连队损失了三个人。毕楚庚阵亡的消息使大家很悲痛，虽然许多人由于他性格狡猾而不大喜欢他。

　　“他喜欢骑在别人的背上上天堂，个人主义者！”谢米格拉夫说。

　　司务长说：“干么现在想人家的坏处！”

　　果戈别里节说：“他是个滑稽的家伙，啊，多么滑稽呀！……没有他就觉得寂寞。”

　　斯里温科以强大的意志力使自己站起来。

　　“我去，”他说，“打听一下，他被埋葬在什么地方。应该写信通知他的家属。”

　　天空充满了闪光，弄不清楚这是闪电，还是炮火的闪光。

　　斯里温科恰好及时赶到，师埋葬队的运输马车正在收拾尸体。

　　埋葬队队长，一个蓄着胡子的四十五岁的少尉，提着一盏灯走着，在找寻尸体。

　　他的士兵们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行动迟钝的非战斗员，带着令人羡慕的悠闲态度，干着他们的工作。他们有时侯抽起烟来，那粗大的马合烟卷的火光，刹那间照亮了蓄着唇髭或大胡子的、没有笑容却也不时愁眉不展的脸孔。

　　其中两个人终于走到了毕楚庚面前。

　　“什么，是你的同乡？”其中一个问斯里温科。

　　“是呀，”斯里温科回答。

　　“哪儿人？”

　　斯里温科不高兴地说：“他是加路格人，我是顿巴斯人。”

　　“那怎么算是同乡！”那一个人说。

　　“在异国我们都是同乡，”第二个人严肃地说。

　　带着三角胡子的少尉发出了上路的口令。于是运输马车就在公路上慢慢地移动了。埋葬队的士兵们的黑影在运输马车旁边移动着。

　　“挺有趣，”不知是谁的声音说，“是那一次在车站上一个少尉的事情。我走到他跟前，抓住了他的腿——让他搭在我的肩膀上。是个面目俊秀的少尉，年纪很轻。可是他却说：‘是你吗？妈妈？’原来是活的。他说，他第一次参加真正的战斗，后来他回到自己的部队去了。他是师部里的一个通讯兵——可是在路上，这个可怜的人，一坐下来休息，就睡得象死人一样。他睡了七个钟头，没有醒过，或许人们在到处找他，而他却在睡觉。我们差点儿把他活活地埋掉了……”

　　“梦见了他的妈妈，”另一个人声音嘶哑地说。“不错，还是个小孩子呢，虽然已经是少尉了！”

　　“如今我们的人死了多少啊，”第三个人说。“一场激烈的战争。”

　　“可是毕竟奇怪，”刚才那第一个人说，“毕竟到了德国土地上了，嗯？”

　　“对呀，”另一个声音同意了。“是抛弃我们这个讨厌的职业的时候啦。”

　　“这是士兵的工作。”一个冷漠的声音说。

　　天亮了。在一座小丘上出现了些默不作声的身影。这里也是被制定为师的墓地。在地图上这个地段称做四十九·二高地，在阿尔特达姆东南三公里。这儿躺着先遣运来的阵亡士兵们的尸体，有一堆步枪和自动枪，还有一堆堆得象小山一般高的绘着红星的木牌。小丘坐落在一条大路旁边。那条道路通到兰芝堡、波兹南、华沙、布列斯特、明斯克和莫斯科。还有一条道路通到加路格，这个放荡的小兵季莫费依·特罗菲莫维奇·毕楚庚从那里来到了这儿，从此不再归去了。

　　斯里温科默默地看着他们埋葬了毕楚庚。他有一种没有把一件事情说完的苦闷，这件事他应该向毕楚庚证明，可是已经不可能了。

第二十章

　　在占领阿尔特达姆后，克拉西科夫去找塔尼亚了。在他的图囊里放着一封写给他的妻子的信，他打算把这封信，如果需要的话，亲手交给塔尼亚。必须说，他充分相信，塔尼亚，而且任何别的女人，读了这样的一封信后，对什么都会同意的。

　　克拉西科夫的情绪很好。阿尔特达姆的战役胜利地结束了。人们谈论着，说现在全军将向柏林移动。夜攻使克拉西科夫情绪激昂兴奋，他甚至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我们的部队突入阿尔特达姆南郊多半是靠他亲自参加。

　　医疗营所在的村子里只有两所房子是完好的。帐篷也还没来得及完全搭起来：只有外科帐篷里在工作。伤员们都在街上躺着或坐着——有的在担架上，有的就席地而坐。重伤的人们都安顿在完好的屋子里。

　　克拉西科夫跟士兵们谈了一会。他跟士兵们谈话是用一种某些长官所通用的语言。这一种语言的词汇和意义都是很贫乏的，代替它们的是一种亲切和保护人的语调：

　　“哦，小伙子们，怎么样？”

　　“哦，弟兄们，怎么啦？”

　　“哦，朋友们，近况怎样？”

　　顺便说一句，这种语调和这些语句是士兵们极端厌恶的。但是俄罗斯士兵所固有的那种对头衔的尊敬，迫使伤员们迎合克拉西科夫的语调，他们用同样的语气，然而微带怒意地回答说：“没有什么，上校同志……”

　　“坦克部队里都好！”

　　医生们都走过来了，克拉西科夫跟他们讲到了经过的战斗，以及占领阿尔特达姆和肃清威胁右翼的德军的意义。

　　“阿尔特达姆，”克拉西科夫说，“抵抗地很激烈。我不得不亲自率领我们的一个团去进攻。”他沉默了一会后，突然问：“柯尔切娃在哪里？”

　　“在外科帐篷里，她在给伤员们施手术。”

　　“她马上就会有空吗？”

　　“很快就会有空的。”

　　“我等一会儿。”

　　上校到村子里散步去了。在远处有一座小林和一口湖。连绵不断的辎重队的行列在大路上行进。一群解放了的外国人跟它们并排走着。我军在波罗的海沿岸所解放的几个法国战俘，并在一辆套着几匹壮马的地主的高高的运输马车上向南行驶。一面三色旗在马车上飘扬。

　　行走着的人有的戴贝雷帽，有的戴平顶军帽，有的戴呢帽，有的戴布便帽。克拉西科夫向他们挥挥手，就回村子去了。

　　这儿已经开始把伤员送往后方，救护车沿街排成一条长长的队列。抬着担架的卫生员们在各处奔忙。

　　克拉西科夫看见在他的汽车旁停着另一辆轿车。这是一辆俘获的“奥倍尔·海军上将”牌的、簇新的、很漂亮的轿车，两个司机——克拉西科夫的和另一个——都在打量着汽车，并讨论着它的质量。

　　“谁来啦？”克拉西科夫问。

　　“伏罗别耶夫上校。”

　　“来做什么？”

　　司机惶惑了，说：“来找柯尔切娃。”

　　克拉西科夫甚至睁圆了眼睛。可是一切马上都得到了解释。一个身材魁梧的、愉快的、微笑的伏罗别耶夫和塔尼亚从外科帐篷里走出来了。师长的左手包扎着雪白的纱布，边防军的绿色军帽雄纠纠地歪戴在后脑上。

　　“受了伤？”克拉西科夫问。

　　“是，轻伤。”伏罗别耶夫答道。

　　他那狡猾的嘻笑着的灰色小眼睛微微嘲笑地望着克拉西科夫。或者可能是克拉西科夫这样想吧。

　　“您在什么时候受了伤？”克拉西科夫问。

　　“很久啦。”

　　“我们为什么不知道？”

　　伏罗别耶夫微微笑了笑。

　　“我关照任何人都不要报告。谢谢，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救了我，”他拿住了塔尼亚的手，吻了一下。“妙手！小嘴唇也可贵：什么也没泄露。可惜，不能吻它们……究竟是部下……”他大笑起来，接着问：“您来这儿干什么？有病吗？”

　　“牙齿，”克拉西科夫喃喃地说。

　　“啊，牙齿！”伏罗别耶夫微微一笑，克拉西科夫发窘了，可是师长马上谈起别的事情来了：“我听说，您昨天带了一营人去冲锋？”

　　“是，”克拉西科夫随口说。

　　“看见这辆汽车没有？”伏罗别耶夫问，一边指着汽车。“我的侦察兵们俘获的。是属于德国第九伞兵师师长窦尼克将军所有的……在他的行李箱里甚至还有一顶降落伞。大概，将军从汽车里跳出来，没有带降落伞吧……”

　　当伏罗别耶夫离去的时候，克拉西科夫这才第一次向塔尼亚望了一眼。她穿着一件白罩衫，戴着一顶白色小帽，显得妩媚可爱，她那对晶莹的大眼睛严肃而又冷冷地看着克拉西科夫。

　　“您安顿在这儿什么地方？”克拉西科夫问，“我必须跟您谈谈。”

　　“还没有地方。”塔尼亚说。“我们刚刚卸下行李，可是伤员们马上就到了。”

　　“我们去散散步吧。”克拉西科夫提议说。

　　他们在村子里散步。

　　“上次我请求您嫁给我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说，“我不是说着玩的。昨天，在作战的时候，面对着危险，我又把各种事情详细地考虑了一遍，一切都明白了，”他打开了图囊，取出来一封信。“这是给我的妻子的信，在信里我坦白地说了，我爱上了您，我跟她断绝关系。跟旧的一切关系都结束了，塔尼亚，”他拿起她的手，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我们被调动，”他继续说，他的声音变得严肃了。“向柏林进攻……我们面临这次战争的最后一个战斗。这似乎符合于……我们个人的幸福……”塔尼亚默然不语，他继续急速地说：“而关于那个女护理员……我重视您个人的厚道，塔聂奇卡。我太急躁了。关于这个女人的命令已经取消了。她已经又跟这个营长住在一起。早已在一起，已经有好几天了。”

　　塔尼亚惊奇地瞥了他一眼，但仍然不说话。

　　克拉西科夫把他的信放在她的罩衫袋里，一边惶恐地吞吞吐吐说：“我还有些话要对您说，塔纽莎……在这封信里所写的，可以说，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我写着，我跟您是在一九四一年相识的……其次，我受伤的时候，您替我治好了，那也是在一九四一年……我这样写，可以说，比较妥当些，更好些……”

　　她的面颊发烧了。她的缄默已经使他不安起来，她依然不说话，突然从衣袋里取出那封信，把它撕碎，扔在草地上。

　　“这就是了，”塔尼亚终于说话了。她摇了摇头，她的话已经没有怒意，而带有痛心的惊异和责备：“噢，您多么坏！您多么可鄙！”

　　她回到村子里去了。

　　克拉西科夫一动不动地站着，直到塔尼亚消失不见。然后他把撕成碎片的信从地上拾起来，塞在自己的衣袋里，向他的汽车走去。

　　克拉西科夫离去后，医疗营里喧闹起来了。不知怎的，妇女们马上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列夫柯叶娃跑进帐篷里来找塔尼亚，久久地摇着她的手，吻她，并且说：“好姑娘，塔纽莎！我什么都知道……”

　　塔尼亚伤心地微微一笑：“当然！在我们医疗营里不论什么都隐瞒不了！”

　　玛莎很满意。她认为应该把男人的“翅膀剪去”。不能纵容他们。

　　“要是你纵容他们，”当她把塔尼亚当做小姑娘一样牵着她的手在村子里散步的时候，对塔尼亚说：“他们就会坐到头上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时代，跟这些男人也还会有不少麻烦呢！”

　　虽然格拉莎忙着送伤员到后方去，她还是抽空跑来找塔尼亚。在这里她初次知道，塔尼亚跟克拉西科夫的决心和她有关，虽然她自己一无所知。她惊讶不置，啊了一声，淌着眼泪说：“好极啦！……应该这样对付他！……”

　　医疗营里的妇女们——一群愉快的、爱吵爱闹的、和善的和爱说话的人们——不知怎的都特别觉得高兴，仿佛她们跟塔尼亚一起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业似的。

　　她们所以高兴，不仅仅因为塔尼亚使克拉西科夫丢脸。在这儿一种更崇高的感情胜利了——人们所以欢欣是由于感觉到不出卖自己良心的人的性格的纯洁和力量。工作完毕后，妇女们和姑娘们都坐在台阶上，唱起歌来了。她们唱的是关于叶尔马克的死、前线森林里拉手风琴的人、广阔的伏尔加河和灰色的第聂伯河的歌。

　　她们互相挨着，这样地坐到深夜，女人们柔软的歌声在暖和的夜的空气中荡漾，引起了在夜间的道路上行走的士兵们的甜蜜的愁思——对祖国的思念。

第二十一章

　　调几个师到南面去的传说原来是真的。

　　还在几天以前，最高统帅部就批准了这一调动，之后在前线司令部里草拟着各种有关部门机动行军的文件。在地图上绘上了行军路线和集中地段。接着电报和电话开始传达长长的一行行的数字、密码、命令和查询。

　　前线司令部的联络官们坐了飞机或汽车赶往各集团军司令部，别的联络官们从那儿坐了汽车或骑了马驰往各军司令部；军司令部又派人骑了马或徒步赶往各师部。

　　在从最高统帅部到步兵连的联络上，命令的范围越来越缩小。传达给连队的命令是用营长叫听电话的方式。

　　“叫士兵们武装起来！”

　　当开拔的命令刚刚到达师部的时候，丘霍夫上尉正安静地坐在奥德河畔渔夫棚屋旁边的鱼网堆上。太阳已经升起来，但是在户外还感到夜间的寒冷，初发芽的树枝微微地打着寒颤。河面上水波不兴，反映出鄢红的朝霞。近处是渐渐熄灭的火烧场散发出一股焦味儿。

　　旁边有个人微微一动，昂起头来，这是斯里温科。

　　“早安！”他说。

　　丘霍夫点头作答。

　　“在师的报纸上有一篇关于我们的文章，”斯里温科说，并把一张小型报纸递给了丘霍夫。

　　丘霍夫接过了报纸，他的眼睛在一篇以“军官丘霍夫的战士们永远在前面”为标题的短文上一扫而过。上尉的脸泛出一片快乐的红晕。

　　他说：“谢谢士兵们。也得谢谢您，党组长的协助。”

　　“我为苏联服务，”斯里温科依照党章回答。

　　士兵们一个个醒来了，在阳光下甜蜜地细眯着眼睛，打着呵欠。

　　“梦见了妻子，”有一个人说。

　　“所以你象被烫伤了似地跳起来了。”

　　“我们俩在花园里坐在茶炊旁边，”这个士兵继续讲述着他的梦。“我们那儿有一作挺好的花园。是的……我们常常坐在樱桃树下面喝茶，滚烫的茶，吃‘派姆普施卡’。我的妻子做这些甜面包做得挺好，四下里是春天……可是妻子……”

　　“大概她自己就象‘派姆普施卡’吧，”有人笑起来了。

　　“对，很象。”那个士兵开心地同意了，一边裂开嘴大笑。

　　“起来！”远远传来了司务长高朗的声音。“要睡多少时候？……谢米格拉夫取早餐去了！大家应当洗洗脸，擦擦枪！快些！昨天我叫谁缝腰带？针和线都在我这里！快些！”

　　他那带着主人口吻的说话声在河上震响。

　　侦察兵——观察员们从附近的顶楼上快活地应答道：

　　“干么大声呼喊，司务长？有这么好的嗓子，你应当在大剧院里唱歌呀！”

　　司务长脱去了身上的衣服，向河边走去。当他走到水边的时候，他跳进水里就洗起澡来。他用冰冷的水洗头、脖子和上身。

　　“当心别冻坏了，司务长！”工兵们从附近的棚屋里嚷道。

　　司务长没有回答他们。他穿好鞋子衣服，束紧了腰带，在背后把军大衣作了几条漂亮的裥摺，转脸对士兵们，又叫喊道：“快！”

　　一个通讯兵从棚屋里走出来，对丘霍夫说：“上尉同志，‘紫罗兰’在叫您。”

　　丘霍夫从容地走进了棚屋，拿起电话听筒，听见了维谢尔恰科夫的声音。

　　“丘霍夫！”维谢尔恰科夫说，“叫连队武装起来。你自己到我这儿来。”

　　丘霍夫放下听筒，若有所思地站了一会，接着大声地自问：“我们上哪儿去？”

　　他又站了一会，仿佛等待着回话似的，后来就出去发必要的命令了。

　　当戈杜诺夫正在清理连队的一些琐碎事务的时候，丘霍夫出发到营部去了。在每间屋子里和每座院子里到处都充满了临行前的忙碌。通讯兵们把电线卷了起来，司机们把汽车发动起来。

　　连长们和配属的“加强兵器”的指挥员们都已经集合在维谢尔恰科夫那儿了。谁也没有料到这么快就要开拔。维谢尔恰科夫低声地说着他从米加耶夫少校那儿听到的消息：“据说向柏林进发。”

　　“那就是说柏林没有我们可不成啊，”有一个炮兵高兴地笑着说。

　　第一连连长问，士兵们在哪儿吃饭。维谢尔恰科夫在地图上指出：

　　“我们就在这座小林里吃早饭。营的厨房将在那时候赶到，”营长看了看队列表，摇了摇头说：“人员不多。”

　　“会派给的，”有一个指挥员说。

　　他们都回到自己的连队里去了。丘霍夫却不走，问营长：“我们走哪条路？”

　　维谢尔恰科夫把手一挥，仿佛在说：这反正都是一样，可是丘霍夫又坚持问：

　　“哪条路？”

　　维谢尔恰科夫让他看了看行军路线。这简直就是他们到这儿来所走过的同一条路，不过稍微偏西一点。之后在一座森林里集中，至于以后怎么样，那只有高级长官知道。

　　丘霍夫暗自喜欢。他老是暗自高兴，不为周围的人所察觉。

　　“很好，这些外国人都会知道，苏联军官的话就是法律：答应回来——就回来。”丘霍夫心里想，甚至有些儿想对自己隐瞒即将和马加丽塔会面的高兴。

　　在回连队的路上，他想念着马加丽塔，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头发湿润的、显得很幸福的她仍旧坐在窗台上等待着。

　　机动行军开始了。纵队从阿尔特达姆出发向南进发。汽车呜呜地叫着，马儿嘶鸣着，钉着铁的靴子在柏油路上响，防雨大氅飘动着。

　　丘霍夫骑着马，在连队前面慢吞吞地走，士兵们在后面低声地交谈，他们又想起了夺取阿尔特达姆的战斗的详细情形、对德国小汽艇的进攻和死了的毕楚庚的话语。

　　路旁乱抛着损坏了的自行车、翻倒的德国大炮和打坏了的汽车。

　　不时传来在后面走的人们的拖长的声音：“靠右——右走！……”

　　士兵们被挤到了道路的右边，载重汽车、炮和“卡秋莎”从他们身边隆隆地驶过。

　　丘霍夫远远地望见几辆轿车停在十字路口的一棵树下。师长和政治部主任在汽车旁徘徊。薇卡站在路边，望着经过的部队，脸上露出了亲切而幸福的笑容。

　　丘霍夫回过头来看着他的士兵们并低声命令：

　　“打起精神来，师长在迎接我们，”他把手举到战斗帽边，一边走，一边报告说：“第二步兵连在行进路线上行进。连长丘霍夫上尉报告。”

　　师长高高的毛皮帽、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和蔼的脸和薇卡匀称的身影闪过了。

　　“稍息，”丘霍夫说。

　　过了一会儿，米加耶夫少校骑着他那匹黑褐色的马跑到了他跟前。他跟丘霍夫默默地并排走了一阵，然后说：“就是这样，你因阿尔特达姆的战功被提名授予一级卫国战争勋章。一个月里荣获了两枚勋章。不很坏吧，嗯？”

　　“是，”丘霍夫说。

　　“你的士兵们也被提了名，有几个是追赠的。当心，好好地干，我们对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他看着丘霍夫，等待着回答。丘霍夫终于说：“谢谢。我努力。”

　　米加耶夫策马走了，他很满意，一边狡猾地暗笑，一边想：“唉，你这可恶的孩子！说话了，总算说出了两个字……”他回过头来望丘霍夫，一边心里想：“可怜的孩子。”

　　第三天大清早，部队在马加丽塔·丽英的住所以西六公里的道路上经过。丘霍夫老是不安地看地图，他终于作了决定，虽然，这分明违反纪律。“最后一次，”——丘霍夫心里想，他不安地回过头来看他的士兵们，并远远注视着米加耶夫的那匹黑褐马。在休息的时候，他把司务长叫到跟前说：“我离开两个钟头，如果有人问……”

　　戈杜诺夫安慰地微微一笑：“对！就说停下来给马饮水……”

　　司务长是一个聪明的人。

　　丘霍夫催动马匹，沿村路疾驰而去。一会儿后，他到了一条并行的道路上，另一个师正在这条路上经过。一个手臂裹着绷带的上校，戴一顶边防军的绿色制帽，跟谢列达将军一样站在汽车旁边，让自己的部队通过。一个浮桥营走过了，接着是自动推进炮队。当行军停止了片刻的时候，丘霍夫穿过道路，又沿村路疾驰而去。

　　森林里凉爽而且荒无人烟。只在一条林间小路上，丘霍夫看见了两个慢吞吞地行走的男人：一个身材魁梧，秃顶，另一个瘦削，头上包着一块女人头巾，头巾上戴着一顶黑帽子。他们大概是波兰人，总之，在他们的大衣翻领上有红白色布条飘动着，那个包着头巾的，一看见丘霍夫，就向他鞠躬，说：“谢谢你们把我们解放出来。”

　　这两个人慢吞吞地向南走下去了，丘霍夫继续向前疾驰。他到了林边，看到那个村子就在他的眼前。他催马前进。太阳已经升得很高，长长的微暗的树木的影子躺在嫩草上。

　　地主的院子冒着烟。房子差不多烧光了。装着木头辕杆的那辆“梅塞德斯－本兹”汽车仍旧停在院子里。丘霍夫的马车却不见了。

　　丘霍夫走进那些外国人们住过的木屋跟前。这所小屋里是空空洞洞的。铺着用袋做成的草垫的木床架放在墙边。从前马加丽塔和她的一个法国女友住过的那间小室里，墙上悬挂着一幅蒙上了灰尘的石印画。

　　“他们走了，”丘霍夫自语。

　　他从小屋里走出来，在院子里站住了。

　　“不应该烧掉，”他看着从前是一座漂亮住宅的冒烟的废墟，心里想：“这儿可以作为俱乐部或农村图书阅览室……”

　　他解开马缰，跨上了马鞍，慢慢地回去追赶他的连队了。在一条大路上，有几辆载着喧闹着的外国人的运输马车从北向南行驶，但这是别的外国人们，不是他们。然后变得非常寂静，只有从远远的什么地方传来了汽车的喘息声。

　　“每个人都回家去啦，”丘霍夫对自己的马儿说，它竖起了耳朵作为回答，“我们也快要走啦。是的，我们快要回家去，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事情完啦，需要解放的人都解放了。秩序恢复了！……”

　　马儿用一只耳朵听着它的骑者的话。丘霍夫早已不是孤单的了，也许在整个战争期里就没有感到过孤独。现在他完全孤独了，他高声地自言自语。马儿抖动着耳朵听着。

　　“不错，”丘霍夫说，“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关怀一切人……等待一会，我们就要打败这些坏蛋——我们也回家去。”

　　太阳热起来了。一片寂静。丘霍夫望见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村子和一个小湖，他想起了戈杜诺夫的话，决定让马真的饮一些水。他跳下马，把马牵到水边。

　　湖边坐着士兵们。他们用大匙子从罐头里取食物吃——严格地遵守着次序，取得不太多，但也不太少——用心地倾听着中间的一个坐在一只德国炮弹箱上的红胡子的士兵讲话。

　　丘霍夫立刻认出这个讲故事的红胡子士兵，就是他的马车上的旅伴。

　　“可是……他，伊里亚·摩罗密兹所做的，”西伯利亚人讲述着，在胡子下露出微笑。“却跟我们的汽车一样：行驶了三小时——走了三百维尔斯特！当他看见那个强盗和那张床的时候……他抓住了那个强盗，并把他打倒在床上……据说，床翻转了，那个强盗也就跌进了深窖里。于是我们的伊里亚拉断了地窖门的钩子昂锁，把四十名强壮的大力士释放了出来。但是伊里亚对他们说：‘弟兄们，回到你们的故乡去吧，替伊里亚·摩罗密兹祈祷上帝。要是没有我伊里亚，你们都万啦！’事情就是这样。这还是我的祖母讲给我听的……”

　　这当儿，发出了一个口令：“站队！”

　　士兵们都忙碌起来了，但是他们还是用匙子把罐头里剩下的一些残余都刮干净，急忙拿起步枪，跑去排队了。这当儿红胡子认出了丘霍夫，高兴地嚷道：“祝你健康！上尉同志，您认识我吗？”

　　“认识，”丘霍夫说。

　　“但是，到柏林去吗？”

　　“到柏林去的。”丘霍夫说。

　　士兵们出发了。从北面波罗的海飘来的顺风，吹拂着士兵们，他们身上的防雨大氅象风帆似的喇喇作响。白旗在各个村口的窗子飘扬。

第三部 第一章

　　春天到了，可是人们太忙了，没有象往常一样注意到它的来临。士兵们因天气转暖而觉得高兴，可是他们却觉得暖和绝不是从太阳里辐射出来的，而树木的发绿也不时由于在复苏的大地里翻滚的四月的汁液。

　　如果士兵们想到了春天，又讲到它，那只是因为它们联想到了自己的家和祖国。“他们已经在那儿耕田啦，”以前的集体农民们说。“那儿椋鸟的笼已经等待着客人啦，”以前的男孩子们说。

　　这儿，在异国的土地上，是没有春天的，胜利迫近了，很自然，它一定跟阳光和鸟儿们愉快地啁啾一同来临。

　　士兵们这样地感觉到奥德河上的这个春天：一九四五年的春天。

　　花园里花都开了。夜莺在小林里愉快地歌唱。白天奥德河上简直象乡村一般寂静。山　低低地掠过沼地。在奥德河畔的村子里，公鸡在啼叫，懒洋洋地拍着翅膀。但是在夜里，到处沸腾着热烈的工作——隐蔽的、辛苦的、神秘的工作。异国的夜的黑暗在叹息，用纯粹的俄国话温和地谩骂，象拉纤夫一样唉呦唉呦地喊叫：那是工兵们在工作，他们在建造庞大的渡桥的零件；那是开到的部队在搭临时的营房；用树枝伪装新运到的一批从未见过的口径的巨炮和卸下弹药箱。

　　夜莺的歌声给德国人大炮的轰击声打断了。一门炮开起火来了，接着第二门炮，第三门炮都响应起来。之后，某个炮兵连，天知道受了什么惊吓，一齐乱射起来。一会儿后，大概整个德国炮队都开火了。这使人想起了某个偏僻的村子里夜间的狗吠：一只狗的惊叫引起了另一只狗的反应——于是整个村子一连传惊慌的吠叫声都响起来了。后来发觉并没有什么异常，暂时用不着吠，于是那些狗就一个个静下来了。春天的寂静有恢复了，原来夜莺完全没有停止过歌唱，他们依然在叽咕叽咕地鸣叫。

　　从拂晓起，那条大河多沼泽的岸上一切又归沉寂。在遥远的俄罗斯平原上升起来的太阳把深红色的朝霞映在河上。麻雀们都醒来了。可是在这种表面的寂静里可以感觉到一种不安的期待和深红色河水两岸的两大营垒里勉强抑制着的骚动。

　　观察员们工作的时候到了。他们凝视着，并且用各种光学仪器观察着对岸。侦察兵们、炮兵们、各级和各兵种的军官们，都从塔楼上、顶搂上、树顶上，从掩蔽部的裂缝和茂密的灌木从里，从各观察所——前进观察所、基本观察所、和预备观察所观察着。侦察机从前线飞机场启发，在公路和铁路上空长久地盘旋、侦察和摄影。

　　米谢尔斯基上尉和他的侦察兵在一座松树林里设立了一个观察所，他们用木板把三棵紧挨在一起生长的松树连接起来，差不多靠树顶搭了一座台。台上放着一张小桌子，他们将一把从屋子里搬来的老头子坐的舒适的安乐椅放在桌子旁边。在树枝中间放着一架炮兵车辆仪，用针叶伪装着，小桌子上放着一张用铜图钉钉着的观察要图和一本记录簿。这里还有一架野战电话。从地面到这个观察所是依靠一架陡峭的木板梯子。

　　这座台被一阵一阵的风吹得摇摇摆摆。前几天迁到邻近一棵给炮弹打坏的松树上的一只仙鹤，用它那对乌黑的珠子似的眼睛，好奇地望着那些坐在不可思议的巢里的似人非恩和似鹤非鹤的怪物。一会儿后，在这只仙鹤那儿来了一个女朋友，它们一起飞来飞去，一边鸣叫，一边兴致勃勃地望着米谢尔斯基和他的同志们，有时侯用它们自己的语言——用仙鹤的语言，互相交谈。

　　当这对仙鹤向西边飞去的时候，侦察兵们在它们后面嚷道：“当心，别的德国人说出我们的巢！”

　　有一天早晨，侦察兵们听到灌木从里有脚步声，并且跟着这些脚步声传来了快乐的说话声：“朋友们和同志们，你们在哪儿？”

　　所有的人，除了伏罗宁仍旧站在炮兵测量镜旁边以外，都象松鼠似地飞奔下来了。

　　安东纽克也跟着鲁缅采夫一起来了。鲁缅采夫还是跛着脚，拄着拐杖走。

　　跟侦察兵们打过招呼后，他吃力地爬上去了，从炮兵测量镜里了望了一下，看了看观察记录，于是不满地说：“离德国人稍微远了！……从这儿你什么也看不清楚！难道不能设在靠河边更近的地方吗？”

　　安东纽克站在树下面，细听着从上面传来的谈话。

　　伏罗宁踌躇地回答：“当然可以，近卫军少校同志……你瞧。”

　　他把接目镜对准着河边的一座小丘。

　　安东纽克甚至暗暗地骂自己：你不是老早就问过侦察兵们，有没有更适合设立观察所的地方，可是就是那个伏罗宁当时回答‘什么地方更好呢？这儿的地方高，而那边全是沼泽、沼泽……”

　　“应该亲自来看一看！”安东纽克生自己的气了。从上面传来了鲁缅采夫的说话声。

　　“唔，也好！我们就把观察所移到那边去，这一个留下来，以备必要的时候用，如果在那儿德国人发现了我们的话。”

　　鲁缅采夫下来了，最后，他告诉了他们这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最近几天内，我们将要进行一次袭击，非常需要一个俘虏。”

　　他们都在草地上坐下来，米谢尔斯基报告说：“他们在那儿沼地上的一座泥灰棚里设有战斗境界哨。这是一个最便利的目标。我一直注视着他们。晚上七点钟光景，德国人划着小船到那儿去，早上六点钟回到他们的堑壕里去。通常他们总是五个人。固然，昨天他们是八个人。他们从那儿放信号弹。今天有两个德国人离去之前洗了一次澡。他们配备着一挺机枪和几支步枪。”

　　鲁缅采夫听完米谢尔斯基的报告后，说：“好，我们来想办法，”他回过头来望了望仙鹤，放低了声音说：“进攻就在最近几天内。”

　　侦察兵们都竖起耳朵来听。

　　当然，他们知道进攻不久就要发动，可是准备工作是秘密进行的，这不但使德国人并且也使我们的士兵和军官们都如坠五里雾中。甚至军长和师长们也不知道确实的消息。虽然将军们能够作大略的估计，可是进攻的日期显然只有最高统帅一个人知道。

　　鲁缅采夫出医疗营后，在集团军司令部里待了一些时候。他在这儿立刻投入了紧张而积极的生活，这种生活跟医疗营里的清闲生活构成了一个愉快的对照。他们给他看绘着各种侦察资料的地图。德国人在奥德河彼岸建筑了一道坚固的野战防线：堑壕、内岸、防坦克壕和布雷区构成了一个紧密的网。所有这一切从严工事都搭着装甲顶盖，缠绕着铁丝网。这已经是确定了的：德国步兵、汽车、履带式牵引机沿柏林到前线的各条道路上加紧地、差不多不断地行进着。托德的建筑师们、工人营和几万名当地居民云集在从柏林到前线的全部道路上。

　　马雷舍夫上校给鲁缅采夫详细地解释了情势。他们已经好久没有捉到“舌头”，因为一条河把我们和德国人隔开了，其实不止一条河，而是两条河：奥德河从它的分支处和从老奥德河起，就分为两条支流，实际上他们就是两条平行的河流，它们中间有一个沼泽洼地，它被几条很小的小溪切断了。但是必须确定德国人的部署，为此就需要一个‘舌头’。

　　“您一回到自己的部队，”马雷舍夫忧郁地说，“您就得设法捉一个俘虏，不计代价！”

　　晚上，鲁缅采夫已经打算要走的时候，侦察部队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刚刚来到的西斯克雷洛夫将军要询问鲁缅采夫关于他在被围的施奈德穆尔城里的情形。

　　将军十分注意地听着鲁缅采夫的叙述。老实说，他是在欣赏这个侦察兵直率而聪明的脸。他心里想：“要是他牺牲了，那是多么可惜啊！我想知道，他的父亲是不是还健在？”

　　将军甚至想问鲁缅采夫这件事，可是他改变了主意，没有问，只是说：

　　“您所讲述的这些事情对我是很有教益的。我听到了一种好象是年轻一代的共产党员的自白。我应当告诉您，您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执行天职之际的刚毅精神，再度证实了配得上执行我们当前的任务的新的斯大林的一代，已经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已经被这次战争考验过了。”

　　鲁缅采夫找不出话来回答。而且在这种场合用什么话来回答呢？最好是走到西斯克雷洛夫跟前，把充满在心里的话都告诉他：做一个苏维埃士兵，做一个为正义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这是多么幸福啊！

　　如果鲁缅采夫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并不是因为他缺乏词汇。那只是因子他是在劳动人民的家庭里被教养大的，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出自己的心情是不受尊敬的，在那里的一切类似感情的东西被认为是不正经的，甚至是无价值的。在这里人们热烈地可是默默地相爱，在这里他们的喜爱用亲切的戏　比用自白的形式表现得更多。

　　鲁缅采夫不知不觉地深深吁了口气。大概这就是最好的回答吧。将军笑了笑，站起来，问：“您要回到自己的部队去吗？”

　　“是，将军同志，”鲁缅采夫答道，“有一件复杂的工作摆在前面——我们要从奥德河对岸拖一个俘虏过来。”

　　“或许是最后一次了，”西斯克雷洛夫说。“大规模的攻势在几天内就要开始，是这次战争中最后一次的攻势。我请求您要更加小心，别激动，别把生命作无谓的冒险。”

　　当鲁缅采夫辞别将军走出来的时候，一股真正的、暖和的、无边际的春天的气息向他扑面吹来，使得他顺不过气来。

　　一辆汽车已经等着他。

　　鲁缅采夫一路上默不作声，只是不时催促着过分小心的司机。

　　“快些，快些，朋友。”

　　鲁缅采夫回到自己的师里后，甚至不去见师长——他到一个团部去了——立即就跟安东纽克一同出发到观察所去了。

第二章

　　对鲁缅采夫来说，保卫战中的生活又开始了，侦察兵惯常遇到的和伤脑筋的问题——俘虏问题和“舌头”问题——又产生了。鲁缅采夫走路或骑马还很困难，因此他宁愿不离开观察所。他跟米谢尔斯基和夫罗宁一起坐在炮兵测量镜旁边，密切地注视着河里和河岸洼地上所发生的事情。

　　奥德河上漂流着各种家常用具，看来它们是从法兰克福或库斯特林漂过来的，不久前在那儿发生过战争。鲁缅采夫开始对这些东西注意起来，发现水流把柄它们斜冲到西岸去了。

　　他皱着眉头，沉思起来，他先看看米谢尔斯基，接着看看伏罗宁。

　　“我们试一试吧？”

　　他们不懂。

　　“天色一黑，叫他们砍下一棵树，而在天亮的时候，把它放入河里，让它漂浮……我们来看……”

　　米谢尔斯基和伏罗宁不懂他的意思，困惑地互相望了一眼。鲁缅采夫微微一笑。

　　“唉，你们！……”

　　晚上，驻在离新观察所不远的掩蔽壕里的侦察兵们，按照命令砍下了一棵树。在天亮的时候，鲁缅采夫到他们那儿来了。他把身子伏在掩蔽壕入口上面，喊道：“起来！”

　　侦察兵们把树拖到了河里，鲁缅采夫慢慢地走回到观察所去了。

　　天色越来越亮。伏罗宁回来了，报告说，树已经漂去了。

　　“看住它，”鲁缅采夫说，他自己也拿起望远镜查看。

　　二十二分钟后，这棵树给水流冲到了西岸的沙嘴。它在这个沙嘴上撞了一下，后来又漂回到河中央，继续平静地向海漂去。

　　这就是说，往那儿的道路就是这样。现在只要确定回来的路线了，而这是最困难的。当然，理想的袭击是无声的袭击，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指望做到这点是愚蠢的，尤其是因为万一士兵，后果可能杀不堪设想的：如果侦察兵们被发现了，那么他们必须在德国人的火力下游或河，而且还要带一个俘虏。鲁缅采夫思考了一会儿后，决定放弃“无声的”袭击，而采取这个计划：侦察兵们在这棵树掩护下，抓住树枝和树干游泳，但是决不可以加快树漂动的速度，免得引起德国人注意。二十二分钟后，他们就可以到达西岸。他们从那里沿着低矮的可是很茂密的灌木从爬，爬过堤坝，就向立在沼地上的那座泥灰棚冲过去。这时候大炮、迫击炮和各种射击武器都要立刻开火。炮火猛轰德国人的前沿阵地，这时候侦察兵们就把泥灰棚里的德国人解决，捉住其中的一个，迅速地退到岸边。侦察兵们在这里放出绿色信号，这以后炮兵更加强火力，以便压住敌人十二分钟。在这十二分钟内侦察兵们带着俘虏游过河来。

　　计划终于制定了，呈报给了参谋长和师长，获得了批准，并且完全得到了炮兵们和迫击炮手们的同意。现在只要选择人员去进行袭击了。这时候鲁缅采夫踌躇起来了。当他跟侦察兵们一起坐在森林里吃晚饭的时候，默默地倾听着他们表面上漠不关心的谈话。他知道他们都在等着他说话。

　　是的，要解决这一队的人选问题不是很容易的。鲁缅采夫蹙额睨视着那几张年轻的、浅黑的和红喷喷的脸，它们彼此是那么不同，而对他又是那么亲切。摆在面前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而在距离柏林大约一百公里的地方、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觉得尤其难以向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说出这样的话：“你去！”

　　这毕竟是免不了的，于是鲁缅采夫说话了。

　　“伏罗宁、米特罗、萨维尔耶夫、古施庆、奥派那先科。”被提名的人连眉毛也不动一动，只是不说话了——但是不到半秒钟——他们又继续以前的谈话了。

　　一会儿后，鲁缅采夫被师长召去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他问。

　　“是，将军同志。”

　　“谁去，正确地说，谁带头游过去？”

　　“伏罗宁，”

　　将军思索了一会儿。

　　“不，”他说，“这里需要一名军官。这次作战是很复杂的。派米谢尔斯基去。”

　　鲁缅采夫富于表情地看着将军。

　　“我不想派他去，”他慢吞吞地说。

　　“怜惜他吗？”

　　“怜惜他。”

　　“那么不怜惜士兵吗？”

　　鲁缅采夫辨驳道：“我也怜惜士兵。可是米谢尔斯基是个诗人……他会写诗。”

　　“诗人，诗人！”将军笑起来了。“如果他是诗人，人家早就在报纸上把他登出来啦。”

　　鲁缅采夫冷冷地说：“还不到时候。”

　　“你说是诗人吗？”将军若有所思地追问了一句，接着眯起眼睛，微笑说：“唔，对了，让他去参加袭击，要不然他就没有东西写了。必须有一个军官！”他坚决地说。

　　“是！”鲁缅采夫忧郁地回答。

　　他召集了米谢尔斯基和被派去袭击的侦察兵们，跟他们坐在一辆汽车上，出发到曼台尔湖去了。

　　这个湖坐落在师的后方，长达两公里以上。侦察兵们从黄昏到半夜都练习着游泳，鲁缅采夫坐在岸边，计算着他们的速度。他们全副武装，拿着自动枪，并带着一名‘俘虏’游泳，俘虏是由鲁缅采夫的新传令兵，年轻的上等兵卡勃鲁科夫扮演的。他因此非常不高兴。

　　当疲劳的侦察兵们最后从水里爬出来，坐在岸上的时候，伏罗宁望着湖，沉思地说：“只要我们能够捉到一个好的、有头脑的德国人，而不是一个傻瓜那就好了！……”

　　第二天，在出发袭击之前，侦察兵们在奥德河里洗他们的军衣，缝上了清洁的领子。他们在观察所旁边的掩蔽壕里静静地忙着，一边谈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鲁缅采夫把他的地图细细地看了许多遍。有时侯他斜眼瞟了一下地图的左面边缘，柏林就在那个地方，活象一只大蜘蛛。

　　夜莺叽咕叽咕地叫个不休，春天的繁星在高空中眨着眼，紧张的寂静越来越扩大，大炮的轰击声不但没有把它打破，反而使它愈发扩散了。

　　在前线这些黑暗的夜里，四周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平常的和很熟悉的。不过有时侯有这么一个思想在头脑里闪过，就是你并不是在所经过的千百条河流之一的近旁，而正是在奥德河畔。

　　侦察兵们悄悄地谈这谈那，互相讲述着各种故事，只有时候有人仿佛无意中说出这样的话：“我很想知道，希特勒是在这里，还是已经溜了。”

　　一想到‘柏林’和‘这里’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字眼现在已经变成了同义词，他们不禁微微地笑了。

　　他们把一棵预先准备好了的粗大的老赤杨树轻轻地放到了河里。为了使这棵树更茂密，他们在它的树枝上扎上了从其它树上砍下来的枝叶。穿着绿罩衫的侦察兵们在树叶中间完全消失不见了。

　　传来了压低的声音：“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祝你平安，沙夏。”

　　“再见，近卫军少校同志！”

　　“开走吧！”

　　那棵孤单的树，象一大块黑黝黝的有花纹的东西，夹在其它各式各样的东西：木板、木头、手推独轮车、椅子和打坏的小舟中间，慢慢地循着水流漂去了。

第三章

　　这天夜里，鲁缅采夫和全体观察员们都发觉德国人很安静，他们很少打枪，连信号弹也只是偶尔放光。鲁缅采夫有充分理由为这高兴，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安静。

　　事情是这样：德国前进部队等候着一位重要人物到他们那儿去作客，他的姓名还没有人知道。打扫和清洁掩蔽部、洗刷制服、士兵们修面和理发，都已经开始了。

　　从柏林来了几位客人，这连军团司令部兴里兹上将也觉得是完全出乎意料的。这位刚刚就职的将军已经意气消沉。在维斯杜拉河畔的时候，这支军队实力强大并且用正规军来补充。统率它的就是党卫队的希姆莱——一个著名的刽子手，但却是一个

　　劣的将军。现在，当这支军队被击溃了，而每个师都是用没有受过训练的壮丁和老弱士兵来补充的时候，却任命他这个正规军的将军来指挥这个军团。

　　将军怀着十分鄙视的心情翻阅着希姆莱的札记，这些札记是这个德国党卫队领袖遗落在司令部的文件里的。一些占卜的梦呓、关于第九世纪的军事艺术……的摘录、愚蠢地把自己比作亨利一世，据谣传，希姆莱自认是他的化身——这一切使这个头脑冷静的将军大为震惊。

　　当一个副官跑近来向他报告政府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和罗森堡到来的时候，这个新来的司令官的心情就是这样。

　　这两位政府部长因将军不知道他们到来而大为惊讶。显然柏林方面忘记通知了。“当那儿笼罩着极度混乱的时候，这是一种寻常的现象！”里宾特洛甫呲了一下鼻息说。

　　原来他们是以宣传员的身份到前线来的：为了提高军队的士气。

　　将军认为这两位部长都有主要的任务，他们都是很匆忙的，所以他问，他们要不要马上就出发到各部队里去。可是，看来他们都不急。那时候将军忽然理会到这两位政府部长先生在柏林简直无所事事。简直无所事事！将军不知道里宾特洛甫狂热的幕后活动。可是罗森堡呢？这个人还是被当作东方领土部部长，在目前的情况下，当苏联军队已经到了奥德河畔的时候，这个头衔是很愚蠢和可笑的了。

　　司令官把他枉费心机的、迫使俄国人推出他们所占领的西岸桥头堡的一切计划报告了这两位部长。当时这两位部长安静而又很忧郁地坐着听取他的报告。

　　这终究被看出来了：他们在这儿休息着，活像逃避老师责罚的小学生。的确，他们已经完全不可能留在元首身边，留在他的官邸的避弹室里了。命令发出了，但立刻又被取消了。歇斯底里不断地发作，无尽地责备每个人，而那个长脚女人布劳恩什么事都要过问。没落时代的宫闱传奇剧，沮丧的情势。

　　可是柏林塞满了从东方逃来的难民。人们都睡在地下铁的隧道里。每夜都有野蛮的劫掠和谋杀事件发生。一群群的逃兵躲在废墟里。国家重要的公务员都未经许可就擅自离开首都，逃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在这儿指挥所里，一切都有条有理。军官们来来去去，命令是用准确的军语发布的，擦得　亮的靴子有信心地在嵌木地板上　　地走。地图上用各种颜色铅笔涂抹着，并插上了许多小旗。

　　表面上是秩序井然的。

　　固然，信奉神秘主义的罗森堡有时侯发生这样的一种幻觉：穿军服的鬼混在他四周有节奏地舞蹈。他常常病态地发抖，想从自己的头脑里驱走这些可怕的形象。

　　至于里宾特洛甫呢，因为他和神秘主义无缘，他鼓起精神，在动身往前线之前说：

　　“您的措施，将军先生，使我相信，柏林区的军队终于获得了一个真正的领袖，他能够担当起这里奥德河，这条关系德国命运的河流上很困难的任务……我也许对俄国人认识不足，可是我的同僚罗森堡对他们是有深刻认识的，他，可以确证，我们是得不到他们宽恕的。至于英美人在军事上的胜利，”里宾特洛甫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那就应当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考察这一点。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支持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恰恰相反，不错，正是恰恰相反……”

　　将军充分了解里宾特洛甫的话。部队从西战场意大利战场开到了奥德河。从两个祸害中选择较轻的一个。

　　汽车给他们备好了，这两位部长带了大批随从：党卫队员和参谋们，往不同的方向分散了。罗森堡往巴德－萨罗夫第九集团军司令部去了，而里宾特洛甫稍微向北走，往老奥德河去了，他认为哪儿有两条河作屏障，更安全。

　　司令官陪伴着冯·里宾特洛甫。他们默然坐在汽车里宽大的皮垫子上。总参谋部的一个中校坐在司机旁边。部长的私人警卫——两个党卫队员一动不动地坐在可折叠的座位上。一辆装甲汽车在部长的汽车前面行驶。

　　道路都给开往奥德河的卡车、坦克和步兵堵塞了。四周显得拥挤和忙乱（不可避免的忙乱——部长心里安慰着自己）。某种汽车队迷了路，企图掉头折回去。参谋们跳下汽车去维持秩序。部长的汽车终于折入了一条岔路，一会儿后不得不停留了半小时：俄国轰炸机在轰炸渡口。运河岸边的房子正在燃烧。他们绕道行驶——渡口看来给破坏了。天色黑了。在奥德河附近碰到了一支向西走的武装部队。士兵们零零落落地行走着，有些人没有带武器。

　　司令官把汽车停住了，总参谋部里的中校跳下了汽车，跑到那个领队的草长跟前问：“你们是什么人？”

　　曹长望着自己的脚，回答道：“第六百伞兵营。俄国人在老库斯特林琴地区把我们打垮了。昨天奉命往伏里仁城去补充。”

　　“为什么你们慢慢地走，象一群羊一样？”中校愤怒地放低了声音说，斜眼瞥了一下部长的汽车。

　　曹长默不作声。他的眼睛表现出满不在乎的冷淡。部长的司令官都走出汽车。部长重问了一遍。曹长作了同样的回答。但是将军——司令官——的心不能忍受曹长对任何人都淡漠的态度，他不顾外交官在场，骂道：“难道你没有看见谁在跟你讲话吗？”

　　曹长慢慢地抬起眼来，默默地注视着这个阔大而苍白的老爷面孔，这时脸上带淡蓝的灰色眼睛下面的眼皮象小袋子一样。看到这种十分冷淡的目光，部长不由得浑身发抖了。那个曹长望着他，好象望着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似的。那长满红毛的脸，那生着肿疮的脖颈和那死气沉沉的目光，在部长的心里留下了一个痛心的印象。里宾特洛甫急速地转过身去，坐进了汽车。

　　他好久不能安静，天知道为什么他觉得他看到的这张脸不是一个不知姓名的曹长的脸，而是全部德军的脸。这是一张可怕的脸，在他顽固的冷淡里是不是还包藏着仇恨和轻视呢？客人的情绪显然变得恶劣了。他们默默地继续向前行驶。

　　师部驻扎的那个村子不远的地方，里宾特洛甫注意到一幕离奇的情景：三个强壮的党卫队员一边用手电筒照着，一边谩骂，从森林里拖出来一个穿着长衣服的各自高大的女人。

　　将军斜眼瞥了一下部长。他不想停车去查问这件事情，可是部长却吩咐停车。他决定在大会前把四肢活动一下。他由将军们和他的警卫们伴随着，走到了党卫队员们跟前。他们站住了，手电筒照出了将军们的制服和部长左袖上有着一个卐字的宽阔的饰带。

　　“这个女人干了什么事？”部长问。

　　一个党卫队员挺直了身子，说：“这个不是女人，先生……嗳……”

　　“政府部长，”一个警卫低声提示。

　　这个党卫队员的身子挺得更直了，解释说：“这是一个逃兵，部长先生……他换上了女人的衣服，从重要的战线上逃走了。……”

　　里宾特洛甫惊愕了，涨红着脸，想说什么，可是终于什么也没有说，他急速地转身向汽车走去。迅速地行驶使他安静了。他甚至认为他刚才所看到的事情可以作为演说的主题。他将讲到叛徒们，并举出这个德国兵——多么可耻！——换上女人衣服这件事作为例子……这会引起哄笑而且也很动听。

　　士兵们集合在施托尔承包里的一个点着蜡烛的大厅里。当部长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举起一只手并且差不多同时喊道：“希特勒万岁！”

　　部长走上了讲台，没有介绍就讲话了。他的说话声音是匀静的，眼睛凝视着人们身上摇晃的暗影。

　　“德国要求你们士兵们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部长说，“在这个决定帝国命运的时刻，元首指望你们……”

　　他提到了菲德列大帝时代，当时普鲁士处于同样困难的境地，它单独和全世界对抗——但是它毕竟挺住了！他又回忆了不久前向俄国进军的历史。遥控知道德国人已经站在俄国首都的进路上，但是俄国人依靠他们的刚毅精神——不错，正是刚毅精神——没有让敌人进入他们的首都，而现在……

　　德国部长向奥德河那边挥了挥手，每个人都充分了解这个姿势。在这个姿势里面包含着因目前的情势而产生的痛苦和对敌人成功的“宽大”的承认。

　　“我们现在能够产生这样的奇迹，而且一定能够产生，”他沉默了一会儿后，又说：“如果在你们的行列里没有叛徒和坏蛋，在他们看来，他们卑贱的生命是比德国更贵重的……”

　　这时候他着慌了。到了该讲述一个士兵换上女人衣服这一可笑而又可耻的事件的时候了。可是在最后的时刻，部长却踌躇起来。他觉得告诉士兵这种逃走方法是轻率的甚至是危险的。他们会换上女人的衣服，穿过森林和湖沼逃走，使柏林前线变得没人防守。他突然觉得有几百只眼睛带着那个曹长一样的极其冷淡的表情望着他，在这种冷淡的表情后面微微可以察觉地隐藏着敌意和蔑视。

　　演说草草结束了。他那均匀的言辞差不多突然转变为激烈的低语。这在里宾特洛甫是从来没有过的。

　　“要象铜墙铁壁一般站立着！……德国人的忠诚是我们的盾牌。这是菲德列·巴巴罗萨后裔的天职！”

　　“我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说巴巴罗萨？”部长慌乱地想，“多么愚蠢的失言！我要说的是菲德列第二呀……”

　　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部长的失言。一个师长严肃地走到他跟前，握着他的手，高声说：“我代表全师士兵向您致谢，部长先生！请您向元首转达我们坚守到底的誓言！”

　　这句话很动听。

　　“万岁！”的呐喊声响起来了。

　　里宾特洛甫得意洋洋地离开了城堡。部长有没有鼓舞了士兵，这可不清楚，可是毫无疑问，士兵们却鼓舞了部长。他客气地同意在师长那儿用晚饭，但是附有一个条件：知道做饭的必须是部长的亲信厨师。不错，在这里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大绅士，不象两星期前来这里访问过的那个暴发户里依。将军们都尊敬地望着里宾特洛甫。

　　晚餐前，部长出发去视察防御工事。盖着木板的交通壕、有很多炮眼的壁垒、装甲顶盖、有防弹设备的隐蔽所和埋在泥土里的坦克，在他心里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师长请部长去访问休果·温凯尔中尉，一个在铁十字章上增添了橡树野的著名军官。里宾特洛甫对这没有多大兴趣，但是他毕竟同意了。

　　他们走进了中尉的掩蔽部。这个著名的军官正坐在桌子后面奋笔疾书。桌子上点着一盏煤油灯。中尉并不回过头来。却对进来的人粗暴地嚷道：

　　“把门关上！”

　　里宾特洛甫听见这个喊声，笑了笑，走到桌子跟前，第一个扑入他眼帘的是潦草地写在白纸上的一个词：遗书。

　　里宾特洛甫厉声问：“您怎么想起了写这个东西，您这个可怜的人？”

　　中尉跳了起来，看见部长和他的随从，把头缩进了肩膀，好象挨了他们的打似的。”

　　“您想写遗书，还太早啦，”部长说，立刻克制着自己，并且脸色苍白的冷笑一声。“这对部下是一个不良的榜样。对胜利要有信心，您应当这样教导你的士兵！”

　　部长离开了掩蔽部，慢慢地循着堑壕走。接着他站住了开始向东眺望。从河的彼岸传来了一阵不清楚的轰隆声，这片长满森林和覆盖着湖泊的平原仿佛在轻微地颤动，断断续续地喘息，仿佛要跳起来似的。遥远的探照灯的灯光在夜空中横扫而过。

　　“这个中尉到底还不是那么笨，”里宾特洛甫嘟哝说，神经质地紧缩了一下身子。

　　他想起了一九三九年和他的访问莫斯科。那时候他从轿车的窗口望着俄国和平人群在他们自己的首都逛来逛去。现在他从奥德河畔的堑壕里眺望着他们。

　　俄国人对他的仇恨一定是很深的。如果俄国兵知道他，冯·里宾特洛甫离他们那么近，就在这儿，在奥德河畔，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吗？

　　他哆嗦了一下，左边响起了一阵强大的爆炸声。它们变得越来越震耳，越来越响和越来越近。将军们焦急起来了，开始用电话跟各部队进行联络。起先他们得到报告说，俄国炮兵在轰击德军阵地。可是半小时后查明，俄国人刚刚从战斗警戒哨劫走了一名德国兵，看来他们是在用大炮和迫击炮掩护自己的侦察兵的行动。

　　“他们干什么劫人？”部长困惑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将军们都默默无言。司令官安慰地说：“在战争中这是常有的事情，部长先生。没有办法。”

　　里宾特洛甫赶快沿着堑壕走回后方去。所有这一切工事，掩蔽部的坚固顶盖、机枪点和铁丝网的围墙，在他看来，已经不再是可靠的保护物了。他差不多奔跑着。

　　“无论如何要跟美国人谈判！”他兴奋地想。“不惜任何代价！……要不然就会来不及。”

　　“为什么这些美国佬推进得这么慢呢？”他愤怒地想，忧愁地望着夜的黑暗。手电筒的光圈在前面孤零零地跑动。从后面传来了竭力想不落在部长后面的将军们急促的脚步声。

　　士兵们沿堑壕奔跑。德国的炮队开火了，它们带着已晚的愤怒轰击着东岸的寂静无声的森林。

　　可是米谢尔斯基上尉和他的侦察兵们已经在自己的堑壕里拖着一名‘舌头’走，他们都是湿淋淋的、很快乐的。在归途中他们给流水冲走了约莫一公里，可是其它一切都非常顺利。这天夜里，德国战斗警戒哨的士兵只有两名，不是五名。固然，他们曾经大嚷大闹，可是在德国前沿阵地上差不多也没有士兵。后来查明白了，原来大多数士兵都在施拖尔城堡里听政府部长演说。

第四章

　　这个被俘的曹长弗里兹·阿尔麦特原来是一个聪明的和消息很灵通的人。他知道了他已经完全结束了战斗生活，于是带着天真的率直高兴起来，他乐意地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他知道得很多，因为他新近在团部里当文书。

　　固然，他并没有很快就惊醒过来。当他失了知觉，被拖过河来的时候，他喝了许多水。侦察兵们没有马上注意到这一点，当他们把塞在这个曹长口里的东西拿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大概没有人——不论是他的妻子或他的母亲——象鲁缅采夫和米谢尔斯基那样为这个身材魁梧的德国人的生命而焦急，并关心地照料他。他们给他施人工呼吸，用伏特加擦他的身子，一边叹息：“唉，弗里兹，弗里兹！”

　　步兵们、炮兵们、通讯兵们和工兵们忧虑的脸不时伸进掩蔽部里来，问：“喂，现在弗里兹怎么样啦？”

　　他终于恢复了知觉，他们把他带到师部去了。

　　他们走过一座大森林。但是这已经不是一座森林而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木匠和铁匠的工场。在这隐隐约约的月光下，工作忙碌地进行着。工兵营在制造渡桥的零件。几千个人拿着锯和斧聚集在伐倒的树木和差不多已经制成的渡桥的配件的旁边。

　　在自建的锻冶工场里，铁匠们在用防水布掩盖着的熔炉旁，制造着成千上万只把手、钉子和钩子。工程师们——上校们和少校们——在平坦的村路上走来走去，好象真正的工程主任和监工。

　　桥工们、木匠们和铁匠们看见一个德国人由几个穿伪装罩衫、全身湿透的侦察兵押着走，都把工作停顿了片刻。在战争时期他们看见俘虏已经不止一次，可是象这样的一个被侦察兵刚刚从堑壕里拖出来的、新鲜的（象一个工兵所形容：‘还热的’）德国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还是初次看见。

　　在渡桥建造者们赞许的目光下，侦察兵们都容光焕发。在师部里他们所遇到的也是好奇的目光。每个人都向这些浑身湿透的和面露笑容的士兵们祝贺，这个德国人也由衷地参加了赞扬，带着行家的样子说：“哦，这真是奇妙的协作！没有话说！”

　　奥加涅相站在一所小屋的门槛上，微微忧郁地望着这个愉快的德国人，因为他在这方面算是一个有经验的人，他说：“唔，这个家伙会把一切说出来！……及时把它们记录下来！”

　　真的，弗里兹·阿尔麦特知道得很多。问明了：在奥德河彼岸驻扎着一个‘许威特’师团，这个师团是用一座城市的名字命名的，因为它曾经在这座城市的一个地区里驻扎过。这个师团由仓促地拼凑起来的几个守卫营、党卫队营、补充营、预备营、警察营和工人营组成的。在南面防守的是“波茨坦”、“勃兰登堡”、“史盘刀”三个营。

　　几天前这个曹长曾经到过符仁城。这座城市围着一道坚固的野战防线。不久前从法国开来的第六０六特别任务师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他在那儿也看见了一个党卫队坦克师的司令部。满载步兵的汽车不断地穿过城市向前线驶去。他知道，防守伏里仁城东南的是第三０九“柏林”步兵师。

　　弗里兹·阿尔麦特报告了几件关于柏林情况的饶有趣味的细节。有人告诉他说，威廉大街的政府大厦里，特别是盖世太保的机关里正在焚毁人事卷宗，满街飞扬着焚毁的文件的灰烬。第二营营长的一个兄弟，总参谋部的培克少校突然死了，人们把这个消息正式通知了营长；可是不到一星期，营长突然接到这个“死人”所写的一张字条：少校在字条上写道，他的死是‘假的’，他往‘ＳＰ’去了。营长在他的生日那天跟别的军官们谈起了这张字条。不久这个秘密就连文书们也知道了。显然，这一种死法——“柏林的死”——不限于他一个人。

　　毫无疑问，‘ＳＰ’就是‘Ｓｐａｎｉｅｎ’（西班牙）。

　　鲁缅采夫立刻用电话把一切情报，包括奥德河上的工事和防御作业在内，都报告了军部和集团军司令部马雷舍夫上校，过后他带了口供记录，跟米谢尔斯基一同去见谢列达将军了。

　　他在将军那儿遇见了许多人，克拉西科夫上校也在内。

　　当鲁缅采夫报告师长关于一个俘虏的口供的时候，他不时看克拉西科夫，并怀着不自觉的厌恶的心情端详着上校这张宽大的、漂亮的、微微起皱的、修过面后擦上了厚厚一层粉的脸。

　　“好一对叫人讨厌的眼睛！”鲁缅采夫心里想，可是接着正义之感提醒了他：“啊，我干么生气？他有什么过错呢？”

　　报告完毕后，鲁缅采夫就默默地等待着以后的命令。

　　“你们做得很好，”塔拉斯·彼得罗维奇说。“捉来的这个德国人很有用。这一次的突击组织得很巧妙。你们已经学会了打仗，好汉们！”

　　师长因有这样的侦察兵而觉得很高兴。

　　他想拥抱这两个穿绿色伪装罩衫的青年，可是他不愿意在旁人面前表露自己的感情，他又跟那些到师部里检查工作的军官们谈话了。

　　从军部和集团军司令部里来的军官们当中有政治工作人员、工程师、工事检查人员、炮兵和军需员。这是常常在激烈的防御战期间来整顿部队的那种大检查团之一。这个检查团必须详细地研究和检查党政治工作、战斗训练一切工作，直到马匹状况，并把结论报告军事委员会。

　　米谢尔斯基惊异地凑着鲁缅采夫的耳朵小声说：“怎么会是这样？您不是说不久就要进攻！……”

　　“放心吧，沙夏，”鲁缅采夫低声回答说。“既然检查团来检查防御工事，您就等着进攻吧……这差不多是一种规律。您看师长。”

　　不错，师长显然也知道这是一种“规律”。他在点头，对某件事同意了，和气地辩论着，喃喃地自言自语，可是他的眼睛却总在笑。

　　当军官们——检查团团员们——出发到各团去的时候，师长对侦察兵们说：“谢谢，朋友们！你们使老头儿很高兴。我正要把每个人的名字提上去，请求授予战功勋章，而给你，鲁缅采夫，我想请求授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侦察兵们已经打算走了，正在这个时候门给打开了，一个满身大汗和身上沾满泥土的少尉走近房间里来。这是一个联络军官。他的到来常常意味着某种重要的变化。

　　他递给了将军一个用火漆密封的大信封。将军迅速地拆开信封，眼睛在所写的字上匆匆地溜过，他的脸立刻变得庄重而严肃了。

　　“军官同志们，”他说，“接到了命令，叫我们的师向桥头堡移动。”他转身对坐在桌子后面的参谋长说：“开始工作吧！通知检查团员们：叫他们回去。在柏林进行检查。”

　　鲁缅采夫和米谢尔斯基一同跑回到自己的部队里去了。

　　弗里兹·阿尔麦特还没有被送到军部里去，他正在吃早餐。当鲁缅采夫进来的时候，他跳起来立正——啊，糟透！——因为习惯成了自然，他举起一只手，喊道：“万岁！……”

　　他赶紧把“希特勒”这个词咽下去了，马上就意识到他干了一件什么事。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打着自己的手说：“笨手！”，又打着嘴说：“啊，这张笨嘴！”

　　很明显，他害怕立刻会被枪毙。侦察兵们理会到他的状态滑稽可笑，都呵呵大笑起来。

　　鲁缅采夫也笑起来了，说：“快些把他送去，还有很多事情呢。”

　　弗里兹·阿尔麦特被送到军部去了。他觉得很幸福，因为人们抓住他的脖颈把他拖出了战争，所以他从卡车的车厢里久久地向侦察兵们挥着手。

　　当侦察兵们从鲁缅采夫那里听说师将移到别调到别处去的时候，他们甚至有点儿难过。不消说，他们将从桥头堡给柏林以重大打击。可是在这样一次聪明而巧妙的突击以后，就在此刻突然离去，不知怎的，总叫人觉得遗憾。

　　“唉，”米特罗叹了口气，“我们替别人做了工作！”

　　这个‘别人’第二天来到了。

　　原来他是一个年轻的、很机敏的和勇敢的上尉，一个师的侦察队的代表。那个师大概将在这儿接替谢列达将军的一师。

　　鲁缅采夫把被俘的曹长的全部口供拿出来给他看。上尉当然很高兴，因为在这个地段已经做过很好的侦察工作了。

　　“你们的师离得远吗？”鲁缅采夫问。

　　“明天就要到了，我们的方面军所有部队也都要到了。”

　　“方面军？”鲁缅采夫耸起耳朵来听。

　　“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上尉说。“我们肃清了在东普鲁士的敌人，现在全军向这儿推进。”

　　这是一个重要的消息，鲁缅采夫重视它的意义。

　　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军队）所属的师团开到奥德河来了。它们负有一个任务——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朱可夫元帅的军队）北面进攻，用它们的左翼掩护夺取柏林的军队的右翼。

　　自然，鲁缅采夫不能知道，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科涅夫元帅的军队）也将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以南发动攻势，以便稍迟用自己的一部分兵力从南面打击柏林。

　　由此可见，三个方面军的铁拳已经在收紧了，它准备猛攻柏林并把战争结束。

　　傍晚，鲁缅采夫接到了命令，叫他到桥头堡去接受新地段的敌人的情报。

　　他的传令兵，上等兵卡勃鲁科夫迅速地备好了马。这个年轻的、敏捷的小伙子，勤勉而聪明地执行着自己的职务，可是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鲁缅采夫一句赞扬的话：鲁缅采夫对齐比列夫的怀念太深了。

第五章

　　他们骑着马慢步前进，因为鲁缅采夫的脚还没有痊愈。鲁缅采夫的黑马奥尔里克老是想迈开步子奔跑，可是给骑者控制着，不得不缓步而走，主人的怪脾气似乎使它很不开心。

　　不久他们进入了一座大森林，这座森林是用它西面边沿的一座小镇的名字命名的，称做：老里采格立克森林。

　　这座普通的德国森林按照军队的队形栽植着枞树和松树，甚至还编了号码，在这没有月亮的四月的夜里，它好象是荒芜的和不可通行的。

　　狂风在树枝中间怪诞地呼啸，象一个密探似的追踪着骑马的人们。在黑暗里时时显现出汽车、半履带式装甲汽车、大炮和坦克的轮廓，它们被掩盖着针叶，隐藏在林间小屋里，紧张地等待着。

　　这里显然也准备向桥头堡移动。

　　他们越接近奥德河，隆隆的排炮声变得越响越长。它起先低沉而遥远，可是一会儿后，变成了连续不断的怒吼，淹没了风的呼啸，把人们头脑里的一切思想，除了致命的危险这个思想以外，都驱走了。但是这个思想，不管它怎样可厌，不能使任何人在这座森林里停留片刻。炮声变得越来越猛烈，接着它停止了，以便在五分钟后，再用强大的力量轰响起来。

　　一会儿后，引擎和吼声——德国轰炸机群若断若续的沉重的胡胡声——和炮声打成了一片，那时候曳光弹的明亮的光流在夜空中掠过，探照灯的箭头发光了，高射炮弹一忽儿在这边、一忽儿在那边不断地爆炸起来。有几声震耳的爆炸声，天空升起了各种颜色的曳光弹的光流——从地上很慢地升到天空，仿佛欣赏着自己的美似的。

　　森林忽然终止了。房屋在路旁出现，这条道路变为一条村街。不过现在可以完全意识到森林是多么好；他们也许想在森林的边缘上再停留一会儿，即使一、二分钟也好，享受一下最后的安全的幻影。但是他们必须前进，走入这个轰响里，走入环彼岸正在燃烧的火焰中，走入在奥德河上空升起的充满震响声的破晓中。

　　越接近河边，周围的世界越显得可怕。在西岸熊熊的火光和正在升起的羞怯的朝霞的映照下，鲁缅采夫看见了那个地方，关于它在士兵中间流行着神秘的也许是不朽的传说。

　　这是一座跨越奥德河通到桥头堡的著名的桥。他们把它称做死亡桥和‘希特勒的毁灭’。

　　这座桥是驻扎在沿岸掩蔽壕和地窖里的工兵们——俄罗斯的工匠们，在河边森林里建造的。德国人十分明白，这座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里崛起于奥德河灰色波涛上的桥，具有什么意义。他们日日夜夜用远射程炮、军和师的炮轰击它，不断地出动他们所有的轰炸机队；重轰炸机队、中型轰炸机队、轻轰炸机队来轰炸它。

　　德国炮弹落在四周，拔去了桥椿，炸沉了一段桥梁，工兵们每次抢修桥时，无畏地在它那巨大的背脊上爬行，他们有的死了，但是其余的人并不停止工作。这是一座真正的不朽的桥，可是建造它的都是不能避免死亡的人们。

　　河畔布满了弹坑和壕沟。这儿有几门高射炮，高射炮师的战士们　集在它的周围。壕沟里藏着打椿槌、巨蟒似的缆索、绞车和拖拉机。士兵们在被填了一半泥土的壕沟里吃早饭。

　　焦味、马尸、新刨光的木板、烟和沙拉油的混合气味，使人晕迷和发抖。

　　大桥的左右两边还有两座轻便的浮桥。白天它们被拆卸下来，浮桥船被藏在岸边的草从里，夜里它们又被放入水里。缆索叽嘎作响。有一支部队驻扎在棚屋里，等待着渡河。年轻的士兵们不安地细听着已经来临的保不住的寂静。

　　在桥边站着两个军官，他们警告着走上这座木台的每个人。

　　“快些，别停留！越快越好！”

　　桥面的木板有六公尺宽，没有栏杆，两旁有着缘饰。在渡桥上值班的士兵们都拿着不灭的小灯，虽然天色已经大明，他们也催促着不行或坐马车过桥的人们。

　　“快些，弟兄们，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啦！”

　　这些人必须经常站在这儿，站在这个可怕的岗位上，他们对别人的关心感动了鲁缅采夫。

　　在朝雾里，桥面上忽然出现被打死的马的轮廓，忽然显现出打坏了的汽车的残骸——这是最近一次德国人的轰炸的后果。奥尔里克对人的尸体漠不关心，可是一看见马的尸体，它就惊跳起来。

　　在这座桥上，面对着死亡，完全没有可能把身子埋在土地里——不论在什么地方它是士兵们最后的避难所——世界就显得完全不同了，变得极端可恶了。在这里甚至最坚忍的和富有经验的人们也会失去幽默感。

　　在桥中央，轻轻的脚步声、车轮的轧轧声和汽车轮胎的沙沙声给增强着的轰隆声盖没了。几颗炮弹在桥右面的水里炸裂了。黑色的浪头飞得比桥还高，浪花和飞沫打湿了整个人群。桥版咯咯地颤栗着。惊心动魄的啸声切断了颤栗的空气。奥尔里克在原处跳起舞来。拼命想往深渊冲去。鲁缅采夫使劲勒住了它，接着回过头来看卡勃鲁科夫。他坐在马鞍上——矮小、神色紧张、脸色惨白——目不转睛地望着鲁缅采夫。鲁缅采夫对他竭力装出笑脸，固然，这笑容是多么难看啊。

　　“勒住，”鲁缅采夫说。

　　“是！”卡勃鲁科夫用颤抖的声音叫道。

　　人们继续前进了，尽可能地加速了步子。一辆汽车突然向左冲去，猛地装在另一辆汽车上。一颗炮弹落入了河里，就落在近旁，一个强大的浪头打湿了桥上的人们。人们惊退到旁边和后面：前面的路给两辆打坏的汽车堵住了。一个受伤的人号叫起来。这当儿响起了一个愤怒的、命令的声音：“镇静！”

　　桥中间站立着两位将军。鲁缅采夫认出其中一个就是西斯克雷洛夫。另一个是瘦弱的、苍白的、没修过面的和没有威风的少将，是一个建筑师和渡河司令，他的眼睛因熬夜而发红。

　　“把汽车推到河里去！”军事委员命令。

　　士兵们都奔去执行命令了。坐在一辆打坏了的汽车的司机座里的一个少校，走到将军跟前，把手举到帽沿，恳求说：“将军同志，我的车上装着迫击炮队的炮弹。”

　　西斯克雷洛夫什么也没回答。他注视着在汽车旁边非常紧急地工作着的士兵们。少校仍旧把手放在帽沿边站立着。西斯克雷洛夫突然急速地转过身来问：“干么您不去帮忙？”

　　少校连忙放下了手，开始猛力地把他的汽车推到了桥边。两辆汽车同时扑通一声掉入了水里。于是，人们、运输马车和卡车都迅速地继续前进了。

　　西斯克雷洛夫说：“快些，可是别惊惶！”

　　一颗、两颗、三颗炮弹的呼啸声打断了他的话，但是西斯克雷洛夫继续在讲话。虽然在呼啸声和爆炸声中，没有人听得见他的话——但是大家都望着将军，而他继续讲着话。当炮弹最后在河中不远的地方爆炸的时候，士兵们还是听得见那个匀静的声音继续在说：“……保持距离，别哭，懂吗？”

　　“明白了！”士兵们一致地喊道，他们都因为这些炮弹从旁边飞过而觉得异常高兴。

　　西斯克雷洛夫转脸对渡河司令说：“可是您，将军同志，我请求您不要自由主义：把任何妨碍交通的东西都扔到水里去！”

　　“明白了，军事委员同志，”工兵将军说，并且声音更轻得多地补了一句：“我坚决地请求您到我的掩蔽部里去。这里不安全。昨天夜里一个上校——旅政治科长给打死了。是的，我坚决地请求您。”

　　“你认为炮弹只对政治工作人员才是危险的吗？”

　　他们慢吞吞地向岸边走去，可是这当儿西斯克雷洛夫发觉了骑着马走过的鲁缅采夫，他认出了他，将军和他招呼过后，说：“关于您的那个俘虏，他们报告过我。一个有用的德国人。他让我们对于德军部署的看法得到了重要的校正。请向谢列达和他的女儿问好。我希望她在第二线里？”

　　“是的，将军同志，”鲁缅采夫回答道。他立刻恢复了他的一向出名的镇静，但是他的镇静程度在医疗营里疗伤的一个半月里显然是减退了。

　　一片烟云散布在渡桥上空。它越来越浓，浓厚的烟团遮没了这座著名的桥：他们听见德国轰炸机的胡胡声后，放出了烟雾。高射炮的吼叫声响起来了——一会儿后传来了苏联驱逐机的咆哮声。空战在高空云端上面的某处散开了。

　　可是鲁缅采夫已经到了陆地上，在桥头堡的土地上了。

第六章

　　展开在鲁缅采夫面前的这个地方，使他想起了奥尔沙附近的前线某地。这是一片给子弹打了许多小洞，给炮弹炸成了许多坑的光秃秃的土地，在这上面完整地保存着的只有那些使低地免受奥德河的水淹没的许多沟渠——用德国话说：格兰本。栽植在这儿的果树多半被炸得粉碎了，苹果树的花瓣象白色的柔毛似的在弹坑的边缘飞舞。被打坏了的水磨坊竖立在“格兰本”岸上。

　　鲁缅采夫在一座水磨坊的地窖里找到了一个团的侦察队的一个军官。这个团将由谢列达将军的师来接替。这个军官告诉了鲁缅采夫跟他们对抗的敌人的情形。那就是不久以前从西线调来的第六０六特别任务师，关于这个师，弗里兹·阿尔麦特曾经顺便提到过。

　　这个军官没刮过的苍白的脸和团部里的整个气愤，对鲁缅采夫充分说明了，人们在这儿的桥头堡上是怎样经历过来的。在两个月当中，德国人不断地用坦克和步兵进攻他们，轰击和轰炸他们，但是不能使他们后退一步。团部失去了参谋长、他的第一个助手、通讯兵主任和炮兵主任：他们有的阵亡了，有的受了伤。这个侦察队的军官代替了前两个人的职务很久，一直到最后新的军官派到了这里。团长受了伤，可是仍旧留在部队里，在他的床上用电话指挥着全团。

　　在这一天余下的时间内，鲁缅采夫从前哨堑壕里观察着德国人，把他所看到的和从这个侦察队的军官那儿所得到的那张地图上所绘的情报作了对比。

　　德军前沿距离我们前沿有七十公尺到二百公尺。鲁缅采夫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堑壕、交通壕和临时火力点、这么多带刺铁丝网和被挖掘的土地，虽然他在战争时期里看见过不少敌人的筑城地区。德军的防线密布着机关枪点。在这片低洼的灰色平原上，没有一公尺土地不在火力之下。

　　当天黑的时候，鲁缅采夫离开了堑壕，在磨坊后面的谷地里找到了卡勃鲁科夫和马，他们等到照例的炮轰过去，就回东岸去了。

　　师长和几个参谋已经安顿在这儿森林里一所被放弃的柏油厂里。塔拉斯·彼德罗维奇严肃而且心事十足。他在集团军司令员那儿开过会后，约在一小时来到了这儿。

　　师正在行军中，而先头部队不久就可开到。军官们时时跑到森林路上去看先头部队有没有出现。

　　将军把鲁缅采夫带来的地图研究了许多时候。

　　“唔，”他说，“一道坚强的防线，这是不容争辩的，有很多事情要做呢，”他望着鲁缅采夫，皱着眉头，说“你骑马和跑路太多啦！当心您那条腿。跟我留在一起吧，让安东纽克去跑。”

　　一会儿后，安东纽克坐了司令部的汽车来了。鲁缅采夫叫他去制订侦察计划，而他自己决定去睡一会儿。可是过了两小时，安东纽克就把计划拿来给他看，鲁缅采夫吃了一惊。

　　“您写了些什么？”他问自己的助手。“您打算在防线上待一年吗？情势已经这么明显，您还要一个‘舌头’干什么？不过是叫人去送死吧？应该制订突破和追击敌人的侦察计划。并且要注意，制订在城市、大城市、巨大的、最大的城市——柏林的情况下的侦察计划，懂吗？”

　　“没有进攻命令啊，”安东纽克绷着脸回答。

　　“就要有进攻命令，”鲁缅采夫反驳他，“而且会来得突然。到那时候我们会不知所措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补了一句：“让我自己来制订侦察计划。”

　　那时候几个团开到了。它们摸黑在一座大森林里预先分配给他们的地方驻扎下来，友好地把到达较早的别的部队挤紧了些。

　　嘈杂声渐渐沉寂了。全师坠入了不安的梦境。只有师长、司令部和政治部所驻扎的那所柏油厂里，人们整夜坐着研究地图、编制图表和草拟命令。后来这儿也变得寂静了。

　　拂晓，鲁缅采夫完成了侦察计划，他向师长所住的隔壁小房间张望了一下，将军坐在桌子旁边睡着了，电话听筒放在他的耳边。鲁缅采夫笑了笑，决定违背命令，去找驻扎在附近松树下的侦察兵们。侦察兵们也在睡觉。

　　米谢尔斯基坐在附近写东西。

　　“写诗吗？沙夏。”鲁缅采夫问。

　　米谢尔斯基害羞地回答道：“不，写另手榴弹申请书。”

　　“那也很好！”鲁缅采夫笑了笑。

　　伏罗宁走到跟前，向上尉报告说：“米特罗需要换一个弹盘。谢苗诺夫和奥派纳先科都没有小刀。古施庆的伪装罩衫撕破了。必须修补一下，或者另发一件。”

　　鲁缅采夫吩咐把所有的人都唤醒，又把安东纽克找来了，并当他在场的时候，提出了“柏林作战时期”的任务。

　　参谋们从柏油厂里走出来了。他们出发到桥头堡去接收那个地段。接着森林里又变得寂静了。老远就可以感觉到在森林里栖息的只有鸟儿和松鼠。

　　士兵们坐在林中湖畔。他们在洗脸和低声地交谈。他们用干粮当早餐：为了不使军队暴露，禁止生篝火，并且禁止厨房升火。政治工作人员们在举行座谈会，把欧洲地图挂在树上。

　　白天很漫长。天色终于黑了。士兵们都排着队。在森林里响起轻轻的口哨声。几个营从容地沿黑暗的村路向河那边移动。炮声近了。他们在森林边缘停留了一个半小时，细听着河上的动静：那儿很闹。

　　在二十四点正，集中在森林里的几个师开始同时在三座桥上渡河。在默默无声地渡河的时候，隐伏在森林里的我方炮队初次吼叫起来：它奉命压制德国人的炮队。拂晓，轮到谢列达将军的师渡河。德国轰炸机猛烈地轰击着。高射傲咆哮着。接着苏联驱逐机也在充满着低语和脚步声的黑黝黝的桥上出现了，于是一场惊心动魄、与地面完全相隔的空战发生了。

　　但是这种隔绝是表面上的。

　　鲁缅采夫套着耳机坐在师长汽车里的无线电机旁边，他收得了我们飞行员的音波，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科斯加，梅塞在你的后面！……”

　　“左边，左边，瓦尼亚……赶走它……容克……”

　　空中看不见的科斯加和瓦尼亚保护着步兵。两架德国飞机象两片猛烈的火坠落了，渡桥左边的奥德河的水把它们吞没了。焚烧着飞机的火焰一刹那间照亮了在左边浮桥上行走的士兵们发白的脸，和马儿飘动着的黑鬓毛。

　　一会儿后，师长和鲁缅采夫也渡过了河。鲁缅采夫陪着师长到观察所去，就是他昨天去过的那座水磨坊去。普洛特尼科夫上校也到这儿来了。他视察了各团后，必须再回东岸去：在那儿，在政治部里，正在举行连队党组长会议。

　　“你也到那儿去吧，”他对鲁缅采夫说。“你向党组长们讲一讲敌人的情况。这对于消除士兵们的轻敌思想是有用的。让他们知道希特勒从西线调到这儿来的几个师和德国人的防御情况。防御是坚固的，”普洛特尼科夫摇了摇头。

　　师长不满地说：“您折磨我的侦察兵！瞧，他这个样子，勉强能够走路！……好吧，就去这一次，以后别离开我一步。”

　　谢列达和鲁缅采夫出去送普洛特尼科夫上汽车。雾朦朦的早晨笼罩在桥头堡上空。机关枪哒哒地响着。苹果树的方向和附近火烧场的焦味混成了一片。

　　一个团的团部设在观察所邻近的掩蔽壕里。旁边是另一个团的团部，这里还有一个属于邻近的一个师的团部。离他们二十公尺远的地方，有两个营在同一个地方设立了指挥部。从这些指挥部的拥挤情况看来，可以毫无错误地确定步兵战斗队形的密度。

　　士兵们黑压压的影子向四面八方移动着。

　　鲁缅采夫顺便往团部去找米加耶夫少校。他因师侦察队长来到而觉得高兴，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攻势什么时候发动？已经给我们划分地带了吗？我们向柏林直进呢？还是向北推进？”

　　鲁缅采夫把他所知道的——而他差不多什么也不知道——告诉了米加耶夫后，问道：“要知道，把我从施奈德穆尔的捕鼠机里救出来的就是他呀……一个好青年！”

　　米加耶夫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我们本想把他升级，让他作营长，可是不知怎的，总觉得害怕。这个小伙子很狂妄！他坐着马车，象马赫诺匪徒一样！……就是这个意思……固然，他最近改变了很多，把他的马车扔在阿尔特达姆附近了……”

　　“唔，您怎么老是提到这辆马车，”鲁缅采夫忧郁地笑起来。“这辆马车我也坐过一次。”

　　米加耶夫想起来了。

　　“哦，丘霍夫现在大概在这儿，在我这儿附近……他在接收补充兵员。”

第七章

　　丘霍夫正在这儿，在一座小丘后面，在很多的‘格兰本’之一的近旁，他同司务长戈杜诺夫在叫他们的新兵们排队，以便带他们到前沿阵地自己的连队去。

　　“从师部来的一个少校在打听您。”他们告诉他说，“他在参谋长那儿。”

　　“他们有什么事情？”丘霍夫问。

　　他走进了团部的地下室，看见了鲁缅采夫和米加耶夫，就把手举到战斗帽旁，报告说：“丘霍夫上尉奉您的命令来到了。”

　　“没有什么命令，”鲁缅采夫说。“我不过想看看您。如果您不反对，我要把快乐和工作结合起来：咱们一起从您的观察所进行观察。”

　　丘霍夫发窘了，放下手说：“请吧。”

　　他们带着新兵队伍，并排走着。司务长戈杜诺夫坐在队伍后面连队的食物车上。卡勃鲁科夫在食物车旁边走着。他们在沼泽洼地上行进，这里有许多炮弹坑，点缀着毁坏的小屋、牲畜栏和水磨坊，并且横贯着许多狭窄的水渠。

　　鲁缅采夫永远是善于观察的，他看出丘霍夫显得老了些，消瘦了，他的眼睛更加和善了。

　　丘霍夫从眼梢觉察到侦察员有点儿跛。上尉昨天刚想起过他，当他替连队收领一些散张的印刷品“德国浮士德巴达龙使用指南”的时候。他知道这份印刷品是鲁缅采夫亲手做的工作。

　　“不知道他是不是常常跟那个女医生会面？”丘霍夫心里想，他不知为什么总希望鲁缅采夫跟她相见。

　　新兵们在后面窃窃私语。戈杜诺夫的运输马车的车轮格格作响。

　　“我听说，您把马车丢在什么地方了？”鲁缅采夫问。

　　“在阿尔特达姆附近。”

　　“做得对，这不是适宜的交通工具……”

　　“正是。”

　　“米加耶赴跟我说起过您……”鲁缅采夫开始说，可是丘霍夫皱着眉头，立刻把话题扯开去了。

　　“我听说，您捉住了一个俘虏……”

　　“是的，”于是鲁缅采夫讲述了弗里兹·阿尔麦特，讲述了这个德国人的疏忽，用希特勒式样敬礼欢迎他。

　　丘霍夫惊讶地摇了摇头，说：“对他们的打击还不够！”

　　“我们马上就要把他们打击个够，”鲁缅采夫笑起来了。

　　丘霍夫必须去见营长，营长和他的指挥部都驻在牲畜栏的瓦砾堆里。鲁缅采夫在路边等他。

　　维谢尔恰科夫问连长，他们给了多少人。

　　“六十五名，”丘霍夫回答。

　　维谢尔恰科夫把这个数字记在野战手册里。他不停地抽着烟。格拉莎曾经帮他戒烟，而现在，当格拉莎不在的时候，他又不停地抽起烟来了。

　　他常常接到格拉莎的信，可是在他看来，这些信都是过分愉快的。格拉莎写道，她很好，她什么都满意，每个人都喜欢她，外科主任待她特别好。

　　格拉莎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她想叫维谢尔恰科夫不必为她担心，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维谢尔恰科夫认为格拉莎不想回到营里来了。当然，在医疗营里比较安静，而那些男人们——医生们——比他更风趣。他们都是又聪明又清洁，而格拉莎是爱清洁的。她常常提到“外科主任”，这使他特别怀疑。

　　现在他更少想到格拉莎了：他卷入了这次战争最后一个战役前夜的普遍的热潮里。

　　补充兵员已经到达营里。军官们和通信员们都从团部跑回来了。每个人都兴奋狂热。

　　丘霍夫向维谢尔恰科夫告别，跟鲁缅采夫一同向前哨继续前进。

　　在连队指挥所的掩蔽部里，四个中尉围坐在收音机旁听音乐。他们都是新来的军官——丘霍夫的一个助手和三个排长。他们看见这个陌生的少校，都站了起来。

　　鲁缅采夫细听着音乐，问：“什么电台在播送？”

　　“柏林。”一个中尉回答说。

　　鲁缅采夫兴奋起来了。

　　“很有意思！我们已经注意到，柏林开始继续不断地播送着贝多芬、巴哈和舒伯特的音乐，歌德和席勒的诗……法西斯歌曲和进行曲在广播中差不多听不到了。我们侦察兵认为，这是有作用的。希特勒想起了传统的德国文化，他想做这个文化的继承者。大概他想我们不便绞死这样一个冒充的继承者吧！”

　　中尉们都觉得诧异：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个幽静的钢琴音乐里还会有这样重要的政治意义。他们都津津有味地倾听着侦察队长的话——他们在小小的连队里难得看见一个“首都”的——就是说师的军官们。可是他们必须去接受补充兵员，并把新兵分配到各排里去，所以军官们都从掩蔽部里出售了。

　　鲁缅采夫和丘霍夫循着交通壕到第一道堑壕里去。

　　德国迫击炮在不远的地方轰击，大炮偶尔吼叫几声——一句话，这就是前沿常见的清晨的“寂静”。在遥远的西边地平线上火光熊熊。这是柏林在燃烧。

　　“您没有望远镜吗？”鲁缅采夫问。

　　谁的手拿着望远镜立刻向他伸过来，鲁缅采夫回过头来看。卡勃鲁科夫站在他身旁。望远镜就是他鲁缅采夫的。

　　“注意，就在那边，正对着你们的就是布雷区。”停了一会儿后，鲁缅采夫说，“这个村庄就是德国人的支撑点。工事很强固。”

　　“离柏林六十俄里，”丘霍夫说，不知为什么他用这个俄国旧长度而不用“公里”。接着，突然间，仿佛跟前面的话没有什么关系似的，问：“俘虏告诉过您希特勒在哪儿吗？”

　　“好象是在柏林，”鲁缅采夫回答道，一边继续观察。“戈培尔也在那儿，他一定在那儿，只是还不知道希姆莱、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在什么地方。”

　　丘霍夫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很轻地问：“您没有柏林地图吗？如果有多余的图，给我一张好吗？”

　　“有几张。昨天我分送给各团团长每人两张……我可以给您一张——可以说，是因为我们的友谊……”

　　丘霍夫冷淡地说：“谢谢，如果您能够的话，请把地图交给我的党组长斯里温科上士，他在师政治部参加党组长会议。”

　　“那好极啦！今天我恰好要在他们那儿做一次关于敌人情况的报告，我找到斯里温科就把地图交给他。”

　　过了一会儿，丘霍夫问：“地图上是什么文字？德文，还是俄文？”

　　“俄文。”

　　“目标凑指明了吗？”

　　“什么目标？”

　　丘霍夫停了一下，很快地回答道：“德国国会和政府大厦。”

　　鲁缅采夫放下望远镜，只用眼睛微笑，说：“什么都写上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我用红铅笔把这些建筑物标出来。您暂时把布雷区和侧防机关枪绘在您自己的地图上……”

　　他们都沉默了，可是他们在沉默中，突然极明确地感觉到，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事件的前夜，所有个人的私事都马上从心里退去了，对一个心爱的女人的深刻的思恋、因真正的和臆想的屈辱而产生的痛苦和不能实现的希望都给置诸脑后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大意义把他们激动了，于是他们用愉快的目光互相望着。活到这个时候是值得的！忍受悲痛和艰苦也是值得的，为了在这个时刻站在这儿，站在邻近柏林的要冲地带的这道堑壕里，并且感觉到自己是这股巨大的潜在力量的一部分，是祖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分子！

　　他们两个人都急于想做些事情。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关心，什么事情需要发补充命令。鲁缅采夫想：还需要跟侦察兵们谈一下，指导奥加涅相怎样盘问本地居民，和检查分队长是否有关于敌人的情报；我们也许将围攻柏林，那么施奈德穆尔的经验是有用处的——必须总结这个经验。丘霍夫想，他必须跟新兵们谈话，给他们解释一下目前的情势，领擦枪油，检查机关枪，加强炮兵们的联络。

　　新补充的士兵们都分配在堑壕里。他们把身子探出胸墙，眺望着德国人的阵地，并轻轻地交谈着，他们还不能习惯于这个思想：他们离柏林很近。

　　“啊，这多么奇怪！……”一个高个子圆肩膀的新兵说。

　　另一个若有所思地说：“哦，战争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僻静的地方，到了柏林附近！离开家至少有四千公里！”

　　“你是从哪儿来的？”一个人问。

　　“我是伏尔加河人，”那个士兵回答说。

　　鲁缅采夫微微一笑，侧耳倾听着：有没有人笑？没有人笑。他告了别，就到观察所去了。

第八章

　　党组长会议是在早晨——在部队夜间渡河并集中在森林后的三小时开始的。从各步兵连和炮兵连来的人们都集合在某个德国资产者的猎人小屋里，这所小屋就在师部驻扎着的柏油厂附近。加林少校接待他们，并登记了他们的姓名。

　　党组长们是一队一队来的，他们都戴着钢盔，带着自动枪或步枪，甚至还带着匙子，这些东西都是士兵所应该携带的。

　　这些党组长不过是士兵或中士。可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能够在他们充满信心的行动中，在他们明亮和安详的目光里，看出一种有别于普通士兵的东西。首先他们是步兵和炮兵的精华。这里不会有错误：这些人所习惯的不是发号施令，而是了解和解释。他们和其余的士兵没有区别，并且同样地不享受任何特权，但是他们觉得他们负有一种附加的责任：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虽然他们是普通的工作者，但毕竟是一个党的工作者。他们觉得仅仅仗打得好是不够的，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就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应当用高度的战斗精神教育自己的同志们。他们是贯穿着军队的整个有机体的末梢神经，懦弱的和不中用的人，即使他们当了这个职位，也不可能长久地留在这个乍看起来似乎是如此不重要的岗位上。在连队里，一个人能否胜任党组长的工作，差不多马上就可以决定：在炮火下，在连接不断的死亡危险中，一个人有时候觉得自己对自己负责已很勉强——只有优秀的人才能鼓励每个人和对每个人负责。现在这些优秀的人们都集合在这所德国的猎人小屋里。

　　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开始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然后加林讲了党的工作和连队党组织的任务。宣布晚上休息。党组长们都回到已经开始渡过奥德河的自己部队里去了。早上他们又来到猎人小屋。

　　第二天的工作开始了。

　　党组长们向自己的同志们发言，并交换了工作经验。普洛特尼科夫把他们发言中最有意义的都记在自己的野战手册里。

　　接着师侦察队长鲁缅采夫向党组长们作了关于敌人阵营里的情况的报告，他特别指出了存在于士兵中间的一种轻视即将来临的战斗的思想的危害性。的确，希特勒的大本营已经惊慌失措，希姆莱被解除了指挥军团的职务，但是这一切并不是说，法西斯分子已经放下了武器。

　　鲁缅采夫讲述了德国人狂热地构筑着防御工事，讲述了强大的兵力，特别是第六０六特别任务师和党卫队的“元首”摩托化师，开到奥德河上来了。

　　党组长们细心地把一切都记入了自己的笔记本里和簿子里。

　　普洛特尼科夫突然耸起耳朵来听：传来了断断续续的汽车喇叭声，一辆汽车和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在猎人小屋旁边停下来了。

　　普洛特尼科夫站起来了。门给打开了，西斯克雷洛夫将军在门口出现。他把会场扫视了一周。自动枪、步枪和卡宾枪在每个党组长——讨论会的参加这——的椅子和沙发旁立着。

　　将军向他们问好。

　　“我们祝您健康，将军同志！”士兵们一字一字清楚地回答。

　　他们都坐下了，将军开始讲话。

　　军事委员碰上了斯里温科注意的目光，他在这个士兵的眼睛里看到了那么深刻的了解和那么机警的眼神，以至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仿佛只对他一个人讲话似的。

　　“我们即将到来的胜利，”西斯克雷洛夫说，“最明显地证实了苏维埃制度的强大力量。它证明了正义的、进步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曾经有过许多敌人想破坏我国新生活的建设。他们不惜采取任何卑鄙手段来反对我们的国家。他们在我们的周围建立了‘防疫线’，他们处处想在暗中加害我们的人们。最后，他们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国家里，摧毁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并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这帮黑色匪军侵犯了我们的国土。

　　别以为法西斯主义只是德帝国主义的产物。这是腐朽的原则跟建设性的原则的斗争，是过去的东西和未来的东西的斗争。法西斯主义——一般地说这是资本主义的最新产物，它是由于资本注意害怕群众的共产主义意向而产生的。法西斯主义——这是腐朽的资主义的打手，是资本主义维持生存的最后的企图。

　　我们的胜利证明了：反对压迫和专职的侵略力量的，是一股强大的、不可战胜的、真实的力量。这不仅仅是正义的思想，而且是一股真实的力量！

　　这股力量是我们的党——培养和教育我们的列宁和斯大林的党——所创造的。光荣属于这个党！

　　共产主义思想变成了我国人民的血肉。它获得了自己的家——土地、矿藏、工厂和实验室。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屹立着一个伟大的苏维埃之家。我们都是这个家的主人。我们把它管理得好吗？很好，因为，要不然，我们就不会到这里来了。这个国家巩固吗？强大吗？是的，巩固的和强大的，要不然，我们就不可能通过这些战斗，直捣法西斯首都了。

　　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现在有各种理由可以相信，它在地球上必获胜利。

　　……我们决不隐瞒：我们觉得很骄傲，因为天才的智慧所作的关于在俄罗斯的伟大前途的预言已经实现了，因为现在一切最进步的人士都在用俄罗斯语——列宁和斯大林的、普希金的、别林斯基的和托尔斯泰的语言讲话。

　　……胜利以后，共产主义建设将以十倍的力量继续进行。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将再度使全世界惊异。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们——党的学生，斯大林的士兵们……”

　　军事委员用手势阻止了已经开始的鼓掌，并且这样结束说：“让我告诉你们一个军事秘密。明天开始向柏林进攻。”

　　这句话激起了一阵暴风雨。强大的欢呼声响起来了。士兵们粗硬的手掌猛烈地拍打着。明天也许会去死的人们，欢迎着这个战斗命令，把它作为最伟大的智慧和最崇高的意义的表现，在他们面前，个人的死——算不了什么。

　　普洛特尼科夫上校用颤抖的声音说：“由于进攻即将来临，我宣布会议闭幕。”

　　西斯克雷洛夫隔窗对已经列着队的士兵们望了一会。

　　“最后一个战役开始了，”他说。“明天你们将会听见炮兵准备，其规模之大在军事史上还不曾有过。按照斯大林同志的命令，在这里集中了空前大量的武器。”他握住了普洛特尼科夫的手，“祝你们胜利。你们今天将收到军事委员会告士兵书。唔，还有什么事吗？”他重说了一遍，“祝你们胜利！”

　　他朝自己的汽车走去。他的卫兵们急忙跳上了半履带式装甲汽车。一会儿后，汽车在森林里消失不见了。

第九章

　　鲁缅采夫差点儿忘却了他对丘霍夫所作的诺言，当军事委员离去的时候，鲁缅采夫这才想起了放在图囊里的那张柏林地图。

　　他去找斯里温科，还是从在施奈德穆尔的时候起，他就牢记着他的面貌。

　　这时候斯里温科在等候师党委会开会。他的连队里的几个士兵——戈杜诺夫、谢米格拉夫和果戈别里节——今天应被接收入党。

　　他们都已经到了。坐在一颗茂密的枞树树荫下。他们旁边坐着的别的连队的士兵们，他们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的。

　　这三个人都很焦急。当西斯克雷洛夫将军来到的时候，他们都惴惴不安：啊，难道军事委员也会出席入党的仪式吗？他们所以不安，是因为他们不习惯在大众面前讲话，而这里必须——斯里温科预先对他们讲过这一点——讲述自己的历史，也许还要回答一些政治问题。

　　奇怪得很，最觉得不安的是谢米格拉夫，虽然在连队里他被认为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并且他很了解政治问题。但是果戈别里节也觉得不安，尤其是因为连那个勇敢的、狡猾的、无所畏惧的司务长——他也是多疑地咳嗽，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去，他突然想起请他们吃罐头肉，而他自己却不吃，虽然他的食欲一向很强。

　　斯里温科终于出现了，他通知说会议就要开始了。

　　鲁缅采夫就在这里，在这棵枞树旁找到了党组长。他把给丘霍夫的那张万分之一的柏林全图交给了他。

　　在别的时候，鲁缅采夫就不会放弃跟这个聪明而有智慧的上士谈话的机会，他很喜欢他，可是现在哪有工夫谈话，鲁缅采夫急急地赶到正在等候他的普洛特尼科夫上校那儿去了，一边快些回到桥头堡去。

　　斯里温科带着他的三个人向猎人小屋走去，党委们已经集合在这儿。

　　很幸运，原来他们害怕军事委员列席是没有根据的：西斯克雷洛夫将军已经走了。几个不相识的军官围绕桌子坐着，一共五个人：一个少校和四个上尉。担任主席的那个少校的眼睛是温柔的，眼睛周围有许多皱纹，虽然目光很锐利，甚至有点儿含讥带讽。

　　斯里温科差不多和他手下人一样地焦虑不安。他曾经让他们长时间地从容地作入党准备。在休息时间里，他把党章、斯大林的演辞和命令念给他们听，进行缺点检查，友好地可是不断地关怀他们。正如他所说，他有一种使他的连队成为共产党员连队的“热望”。真的，补充兵员的到来打破了他的计划，可是这里他是对军事上的需要让步。

　　无论如何党委会会议也是对他的一个严重的考验。他很高兴，因为今天，在进攻的前夜，他的三个同志将被接受入党。要知道在前沿条件下，党组长的工作是有许多特殊困难的。这和斯里温科在矿坑里担任一个班的党组长的情形不同。在那里人是不会有变动，而这儿……

　　他想起了两个伊凡诺夫：一个士兵和一个中士，他还在进攻华沙之前，就使他们作入党准备。他们都是优秀的人。可是这两个人都在突破的时候牺牲了。

　　听见少校的说话声，斯里温科就竖起耳朵来听：“下一个，上等兵谢米格拉夫。”

　　谢米格拉夫进去了。

　　他的历史是这么动人的简短，以致引起了在座的人们的同情的微笑。

　　“我生于一九二四年，”他说，“在图拉城一个钳工的家庭里。一九三九年我念完了七年制学校，进一家工厂当钳工。在一九四四年我应召参加红军。从一九三九年起我是青年团员了。”

　　他竭力想补充一些，可是再也想不起什么来了。关于他的奖励——两枚奖章——先前在宣读的履历表里已经提到了，而且这两枚奖章都悬挂在胸前。它们并不是从外表上无法确定原因的勋章——在奖章上用红字在白底上写着：“为了勇敢”。

　　谢米格拉夫被询问了几个问题，他对这几个问题回答得又正确又好，这使得斯里温科很满意。

　　接着谢米格拉夫沉思起来了。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值得讲述他仅有的一次军事上的过失。他在去年失落了一只防毒面具。有一次士兵们在给自己挖掘掩蔽壕，他把防毒面具放在一个小树墩上。防毒面具不见了。不错，这一夜他们都投入了战斗，大家都忘记了防毒面具，他设法弄到了一只——当然，这样做是不好的，可是他从一个阵亡的士兵身上取下了一只防毒面具。

　　这不是一个严重的过失，谢米格拉夫从来没有因此觉得良心不安，可是，在这里，在一间坐满党员们的宽大的房间里，在主席注意的目光下，谢米格拉夫觉得去年的防毒面具的事情不是这样不重要，而且是很不体面的。尤其是：他觉得，这些人，特别是这个少校——主席，猜得到——不，甚至他正确地知道了他的过失，所以他们目光锐利地望着他。

　　他的脸通红，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

　　“唔，好吧，谢米格拉夫同志，”主席说，“你暂时可以出去。”

　　谢米格拉夫出去了，他用低沉的声音对果戈别里节说：“进去，喊你啦。”

　　他自己就在草地上坐下来，心绪非常烦乱，他深信他不会被接受入党了。

　　果戈别里节走进房间里去了。斯里温科鼓励地向他点了点头。

　　主席望着果戈别里节，望着他那挂着许多勋章和奖章的宽阔的胸膛。他想，多么奇怪，这些在死亡面前并不畏缩的人们，英雄们，真正的英雄们，在他，一个党委书记——矮小的、瘦削的、非军事人员——面前，却这么惶恐不安。

　　他们的惶恐不安使少校特别高兴：这表现出这些人具有对自己良心的责任感，对最高称号——当代的先进者——的考试的责任感。少校想，这很好，他们觉得一个人够得上做一个英雄，做一个优秀的士兵，或做一个熟练的指挥员，但这还远不是说

　　：你够得上做一个先进者，做一个人民的领袖。最后，他觉得很快乐，人们明白，属于党——这就是说，你就是自己同志中间最优秀的人，被批准入党意味着你的品质得到了公认。

　　当少校望着果戈别里节热烈的眼睛，听着这个人低声的、胆怯的回答的时候，这些思想在他的头脑里闪过。这个人在平常的时候，显然不是胆怯的，并且毫无疑问，是勇敢的，热情充沛的。党委书记——党员们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要经过他——他想到，使得党内没有人玷辱共产党员的称号，是多么重要——对这个勇敢的格鲁吉亚人，对千百万象他一样的人都是重要的。

　　最后，他们把司务长戈杜诺夫叫按进去了。这个司务长是一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所以他的举止比较活泼。他讲述了他过去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就是阿尔泰边区“列宁的道路”集体农庄的生活。戈杜诺夫当过田地农作队队长，他的工作队被认为是集体农庄里一个先进的工作队和这个地区里最好的工作队之一。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戈杜诺夫是一个狡猾的人，在他担任司务长期间，他使他的良心沾了一些污点：说起来很惭愧，为了多领些东西，他有时侯向军需主任虚报连队人数。不消说，他自己明白，党委们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他不象谢米格拉夫那样纯朴，虽然党委书记锐利的目光使他微微觉得惶恐。他甚至认为，凭良心，必须在这儿把自己的过失讲出来，但是他不愿意使自己蒙受耻辱。

　　所以他决定不讲出来，但是他心里想，他既然作了诺言，那就请放心，戈杜诺夫的诺言是信守不渝的，并在心里对党委们保证：他决不会再干这样的事情。

　　在这个进攻的前夜，党委会还通过了许多人——在历史上、性格上和外表上完全不同的人。

　　他们中间有一个犯过重大的过失的人，如果这个过错被知道了的话，他永远不会被接受入党。可是这个人想：“谁会知道呢？我怕谁呀？”

　　但是当他看见了坐在这儿的几个神态镇静的人们，听见了笼罩在室内的一片紧张的寂静和主席轻轻的平心静气的说话声的时候，这个人忽然清楚地明白过来了，“他们会知道！即使不是现在，那么一年或二年以后，他们反正会知道的。”他汗涔涔地回答着问题，可是他的心却苦恼地渴想离开这里，逃到一个黑暗的地方去，远远地离开这个辉煌的光明。

　　斯里温科终于出来了，走到他的人们那儿，疲累地说：“唔，小伙子们，恭喜。”

　　“什么，我也被接受啦？”谢米格拉夫问，立刻振奋起来。

　　“三个人都批准了。”

　　“那么什么时候拿党证？”

　　“啊哈，你把党章忘记啦！斯里温科纵声笑了起来。“拿党证还早呢。你们先可以拿到候补证。夜里政治部派人到我们那儿来发给。我们回去吧！”他沉吟了一下，把声音放低到耳语：“因为你们现在都是共产党员了，我可以把一个军事秘密告诉给你们听：明天进攻柏林！”

　　新的共产党员们都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回到前线去了，他们都觉得很幸福，可是显出异常威严的样子。

　　德国人的大炮在猛轰渡桥。他们不得不在岸边的掩蔽壕里等到炮击停止。一颗炮弹击中了桥，工兵们在颤动着的火光照耀下跟烈焰作着斗争。火很快就给扑灭了，好在有足够的水。急救队带着斧头和木板急忙向出事地点爬去。在桥下，人们象蚂蚁一样，　集在平底船和小船上，巩固着桥椿。

　　七个给打死的人被盖着房雨大氅，用担架从渡桥上抬走了。斯里温科和其余的人们摘下了战斗帽，叹了口气，向桥走去。

　　同时，一个胖胖的中将带着两名军官，跟他们一同急急地走到桥板上。士兵们恭敬地举手敬礼，他们站住了，让他走到前头去。

　　“渡河司令在哪儿？”中将高声问。

　　站在这儿的工兵军官们忙碌起来了，有个人沿掩蔽壕向左跑去，一会儿，从黑暗中走出来一个矮小的、瘦削的、没修过面的少将。他把细长的手举到帽边，自我介绍说：“渡河司令，工程部队少将恰依金。”

　　中将向他问好后，说：“我要跟您谈谈。”

　　“请吩咐吧，”渡河司令完全不象军人那样回答。

　　可是中将默不作声，渡河司令明白了他沉默的原因，他安慰地挥了挥手说：“他们都是自己人，工兵军官们。”

　　于是中将说话了：“元帅命令，在最近几天内把大炮运送到对岸。”

　　“已经有人在电话里通知过我。有多少门炮？”

　　“一万六千门。”

　　恰依金将军停了片刻后，慢慢地追问：“如果我没有听错，您是说……？”

　　“一万六千门，”中将重说了一遍。

　　恰依金给这个庞大的数字激动了，微微口吃地说：“好的……好的……到我的掩蔽部里去吧。请您把炮的重量告诉我——我把渡河地点指给您看……”

　　他们都去了，一会儿后，在夜的黑暗中消失了。

　　“你们都听见了吗？”斯里温科问。

　　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

第十章

　　谢列达将军和参谋们、炮兵们在前线第一道堑壕里进行着地形侦察，他刚刚接到进攻的命令。他从容地从北到南视察了他的战线，研究着德军阵地，并跟配属部队商议共同的任务和协同动作的信号。

　　师的阵地很狭窄，部队互相靠得很近。整个桥头堡塞满了军队，就象被压缩着的弹药，准备朝这个隐藏着的、黑黝黝的、等着挨打的地方阵地弹过去。

　　在归途中，将军在交通壕里遇到了加林少校。少校的手里拿了几卷纸。

　　“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师长问。

　　“军事委员会的通告。”

　　师长从加林受里拿了一张，把手肘靠支在交通壕的壁上，慢慢地把它读完。然后他把传单放在衣袋里，很快地继续往前走。

　　在路上所碰到的士兵们和军官们都拿着同样的传单。不远的地方有人高声地念着这篇通告，费力地、差不多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着，因为天开始黑下来了。

　　普洛特尼科夫和鲁缅采夫已经在观察所里等候着师长。米谢尔斯基、尼柯尔斯基、炮兵们和通讯兵们都在这里。有人在一盏自制的小灯的亮光下读着通告。

　　师长走到普洛特尼科夫跟前，拥抱他，吻他，并且说：“这样一来，巴威尔·伊凡诺维奇，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就要结束这此战争了。”

　　他也拥抱和亲吻鲁缅采夫，然后问道：“空军联络员来了没有？”

　　十分钟后联络员到了。两个带着一架无线电机的人跟他同来。向每个人问好后，这个飞行员马上就用无线电跟自己的司令部取得了联络。他懒洋洋地微笑着问：“喂，你那儿怎么样？生活不忙吧？”

　　一个遥远的对话者回答说，生活不忙。

　　“谢天谢地，”一个飞行员在以太中赞美老天，“我已经到了目的地，取得了联络。请准备随时收听。”

　　稍迟，少校——党委书记——带着今天的会议记录来了。政治部已经填好了党证，普洛特尼科夫上校到前线去发给他们。电话不断地叮铃叮铃地响着。部队、后勤部队、炮弹弹药补充部、医疗营都来向师长报告他们已经准备妥当。

　　接着一切都静息了片刻。师长聚精会神地看着桌上放在他面前的地图，而他抬起眼来的时候，看见鲁缅采夫坐在角落里。

　　师长忽然眯起眼睛，招手叫侦察员过来。

　　当鲁缅采夫走到他跟前的时候，师长问道：“你没有去看过她一次吗？”

　　师长碰上了鲁缅采夫疑惑的目光，亲切地说：“唔，唔，别假装痴呆啦！你以为我不知道吗？还要装得若无其事！……我从前真的以为你心里只有自己的侦察队……”

　　鲁缅采夫一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脸微微红了。师长发觉他发窘，对自己微微粗鲁的率直觉得后悔。

　　“唔，好啦，好啦。”他说。“如果我冒犯了你，请原谅，我不多说了！……可是我喜欢她，我会看人……我想给你做媒。不过，事情由你……我不多说了。”

　　“您说谁呀？”侦察员问，甚至有点生气了。

　　师长这才明白，鲁缅采夫当真觉得诧异，他自己也奇怪起来：“难道你们一直没有碰过面吗？”

　　他讲述了塔尼亚的来访，他没有叫过她的名字，因为他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接着他沉默了，突然站起来，嚷道：

　　“我的宝贝儿，她，那个可怜的人，直到现在还相信你已经死了！”他敲了一下自己的额角，责备地说：“唉，糟透了！”

　　电话铃响了，师长拿起话筒。

　　“１０１号要跟您讲话。”一个遥远的女人的声音对他说。

　　师长急忙看了看新的呼号表——在进攻前它给更换了——立刻变得严肃了：１０１号是方面军司令员。

　　师长报告元帅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接着他又叫唤他的团和炮队。

　　师长在电话上讲话的时候，偶尔望望默然不语的温和的鲁缅采夫，他若有所思地站在突出着一架炮兵测量镜的窗口旁边。

　　师长微微一笑，放下话筒，说：“当我跟她讲到你的事情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她的脸色就好了！她是那么惨白，我甚至以为她立刻就要晕倒了。你一有机会，就该去看看她。替我向她道歉，因为我那时候无意中说了出来，并且因此表现出对自己侦察兵的力量的不信任……”

　　鲁缅采夫从地下室里走了出来。天色已经墨黑，温暖并且有风。一支还留在桥头堡的勇敢的夜莺在附近叽咕叽咕地歌唱。

　　在黑暗里有一个人在地下室的入口旁边走动。

　　“谁在这儿？”鲁缅采夫问。

　　“是我。”

　　“啊，是你？”鲁缅采夫认出了卡勃鲁科夫。“马在哪儿？”

　　“我把他们安顿在坑里。”

　　“你该去睡啦。在这儿干什么？”

　　“我要跟您在一起，”卡勃鲁科夫回答。

　　这个轻轻的回答使鲁缅采夫发窘了。他凝视着传令兵，问：“你是哪儿人？”

　　“乌里杨诺夫斯克人。”

　　“明天就要进攻，你知道吗？”

　　“知道。”

　　“高兴吗？”

　　“高兴。”

　　“你有父母吗？”

　　“有一个母亲。”

　　“父亲呢？”

　　“阵亡了。”

　　“有爱人吗？”

　　卡勃鲁科夫沉默了，接着回答：“可以说有一个。”

　　鲁缅采夫谛听着夜莺歌唱，一边心里想：“这只夜莺趁现在可能的时候，应当飞出这里。”

　　“侦察兵在哪里？”

　　“在那边，稍微过去一些。”

　　“我们走吧。”

　　他们沿着交通壕走，一会儿后，他们听见了侦察兵们的说话声。侦察兵们都坐在交通壕里，抽着烟，轻轻地谈着话。

　　“家里没人能够猜想得到，”传来了米特罗的声音。“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知道些什么呢？不过是军邮号码而已……”

　　“至于明天向柏林进攻，”古施庆说话了，“这一点他们更不知道。大家都在睡觉，做着好梦。只有斯大林知道这个军事秘密。”

　　“斯大林是不睡觉的，”米谢尔斯基说。“我相信，他想念着我们。我绝对相信。”

　　“我很想知道，”米特罗说，“当斯大林同志还在一九四一年发表广播演说的时候，那时候他就说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真的知道这点呢，还是为了鼓励我们的精神呢？”

　　“他知道，”从黑暗中传来了伏罗宁的声音。“他把一切都算好了。他把经济上的和军事方面的一切都计划好，当然喽，也为了鼓励我们的精神。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啊！”

　　在很久的沉默以后，米谢尔斯基说：“我在战争的时期里真想念他啊。当我们撤退的时候，我很替他担忧。那时候我真想看见他，即使有一分钟也好，想告诉他，请他别担忧，我们会尽力做好疫情……我梦见他很多次呢。”

　　“我也是这样，”伏罗宁应和说，短促地和兴奋地笑了笑，并严肃地结束说：“那时候谁能想得到，我们会到柏林附近？他，只有他知道这一点，没有别的人……”

　　鲁缅采夫走得更近些，问米谢尔斯基：“侦察兵到了地点没有？”

　　“是，到了，”米谢尔斯基站起来说。

　　鲁缅采夫说：“我劝告你们到水沟里去洗洗脚，明天要走很多路呢。”

　　士兵们脱去了靴子，往邻近的“格兰本”走去。在“格兰本”旁边有几门用树枝掩盖着的大炮。它们长而细的炮管和炮口制动器的孔清楚地显现在天空背景前面。

　　鲁缅采夫听见了米特罗亲切的说话声：“啊，全是大炮！比人还多呢！你甚至不敢站起来，生怕这些笨重的家伙突然开火，击中脑袋……”

　　德国飞机在头顶的高空中隆隆地响。

　　“投传单！”鲁缅采夫听见了米谢尔斯基的喊叫声。

　　不久米谢尔斯基拿着一张传单从黑暗中出现了。

　　“您在这儿吗？”他问。

　　他把传单递给了鲁缅采夫。鲁缅采夫蹲在堑壕底，划亮了一根火柴，呵呵大笑起来。

　　不止他一个人在笑。

　　这些传单使整个前沿阵地一片哄笑声。传单上说：“投奔到我们方面来吧！”上面还说明了越过前线的口令。“我们保证投诚者的生命，并给予良好的食物和医疗。”

　　这些就是一九四一年的传单，那时候这种传单预备了几百万份。现在，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的夜里，这些过剩的商品又被投到离德国首都六十公里的奥德河上来了！

　　我们士兵的哄笑声甚至传到了德国人的耳朵里，于是他们用机关枪扫射着，以防万一。

　　除了这些引人发笑的传单以外，米谢尔斯基在半小时后又拾得了另一张用德文写的传单。显然它们是投给德国人的，可是没有把距离算准确——它们也落到了我们的阵地上。那是戈培尔告第九军士兵书。

　　“第九军士兵们，”戈培尔写道，“我访问了你们的司令官后，深信保卫祖国，抵御东方草原恶魔的侵略的任务，已经由德国最优秀的士兵担当了，我把这个信心带到了柏林……”

　　鲁缅采夫回到了观察所——水磨坊里。从团里归来的普洛特尼科夫已经坐在这里了。师长依然全神贯注地俯身在地图上，喃喃自语，不时看表。

　　普洛特尼科夫读了戈培尔的“告士兵书”后，微微一笑，也看了一下表，脸色变得很严肃，对师长、鲁缅采夫、米谢尔斯基、尼柯尔斯基和其余在场的人说：“喂，‘东方草原的恶魔’们，我们再过三十分钟就要开始了。”

第十一章

　　炮兵准备在早晨五点钟开始了。隆隆的炮声震撼了整个桥头堡。当耳朵微微习惯了炮声的时候，可以从各种炮声中辨别出统帅部预备队的重炮的低沉轰隆声。“卡秋莎”的闪光在天空中一闪而过。

　　两万门大炮、榴弹炮和迫击炮从容地、熟练地和顽强地轰响着。附近地区笼罩在紫灰色的烟幕中。

　　士兵们在堑壕里挺身站了起来，默默地倾听着令人胆寒的轰隆声。这里有许多老兵，他们听见过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的排炮声，可是他们现在所看到的和听见的是无与伦比的。

　　在炮兵准备结束前，普洛特尼科夫上校来看左翼一个团的士兵们，这个团奉师长的命令担任了主要的攻击。他命令他们把团旗拿到前面去。旗手，一个胸膛上挂了十来枚奖章的中士，爬出到胸墙上。因为他知道，本团的士兵们在他后面注视着他，而前面，也许，有一个没有给炮弹消灭的敌人正对他瞄准着，但是他笔直地、严肃而一动不动地站立着，好象一座雕像。

　　普洛特尼科夫上校跟着他爬上了胸墙。他的面容相反地，丝毫没有严肃的表情。他紧张地来回踱着，不时用手遮着眼睛，竭力想从前面濛濛的紫灰色烟雾中辨别出什么东西。

　　虽然他到这儿来，是为了唤起人们去进攻，可是当他走过堑壕，看见浓烟的背景上一面红旗的令人感到温暖的深红色的时候，他就明白了，演说是不需要的。站在后面的人们都曾经转战几千公里，在四年前就应召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忍受过伤痛、寒冷、酷暑，踏过冰和沼地——现在他们不需要什么鼓励的言辞。

　　当炮弹的爆炸声远离了的时候，因为普洛特尼科夫知道炮兵准备的图表，他明白，炮火是更深入了，于是他转身用日常的口吻简单地问士兵们：“我们走吧？”

　　士兵们都走了。一会儿后，他们在滚滚黑烟里消失不见了。只有那面红旗在那儿的什么地方，在烟雾中间，时隐时现。

　　普洛特尼科夫很快地回到了观察所。这儿一切都紧张到极端，可是没有人高声说话，他们都等候着情况的发展。师长终于吩咐接通契特维里科夫，他用平静地声音对着听筒说：“报告情况。”

　　“第一道堑壕已经打下了，”契特维里科夫嘎声说。“正在进攻第二道。”

　　师长跟右翼的一个团取得连联络。谢苗诺夫上校报告说：“突入了第一道堑壕。吉施霍夫－麦林－格兰本还在抵抗。”

　　“完成任务！”师长说，“完成任务，听见吗？”

　　十五分钟后，师长又和谢苗诺夫通话，他忽然不能保持镇静的语气，高声嚷道：“你说什么，灰色的阉马？把村子攻下来！”

　　可是，师长听完谢苗诺夫的话后，就转过头来对那个蹲在无线电机旁边的飞行员说：“谢苗诺夫！铁鸟马上飞来。标明你的前沿。”

　　飞行员看看地图，嘟哝说：“这在哪个上呀？啊哈！……知道啦！……灰色的阉马！……”

　　他对着听筒说了些什么，立刻走出地下室去观看。几分钟后，天空中出现了几架冲击机。这个空军联络员带着满意的笑容，向它们挥挥手，就回到师长那儿去了。

　　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一阵炸弹的爆炸声，谢苗诺夫和师长联络，他说：“我们马上前进。”

　　“蓓蕾……蓓蕾…………”一个电话员叫喊着。

　　“琥珀……琥珀……”另一个电话员叫喊着。

　　“苍蝇……苍蝇……”无线电报务员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我是‘眼睛’……我是‘眼睛’……”一个声音在咆哮。

　　一个话务员高兴起来了。

　　“师长同志，我们把那个麦林占领了。”

　　“传话的是谁？”

　　“不知道。”

　　师长又和谢苗诺夫通话了。

　　“我们占领了半个村子，”谢苗诺夫报告。“可是那边有一挺机关枪侧面射击着，在右邻地段里。”

　　师长跟右翼的人取得了联络。在右面进攻着的是伏罗别耶夫上校的师。

　　当师长跟这个邻近的师长取得了联络的时候，他用亲切的声音说：

　　“谢列达在讲话，你怎么搞得这么糟？几挺机关枪从你的地段，侧面扫射着我的右翼……结果很糟，亲爱的邻居！……这有些儿不象邻居呀！”

　　伏罗别耶夫一听出跟他讲话的是谁，他的遥远的声音也就立刻变得甜蜜了：

　　“你的右翼落后啦！……我的左翼因为你的右翼给暴露了！……我受到了损失。你最好去催催你的谢苗诺夫！”

　　师长大发雷霆，放下听筒，嚷道：“叫契维特里科夫把他的右面的一个营转向北面，协助谢苗诺夫！”他拿起听筒，又和谢苗诺夫联系。“谢苗诺夫，”他说，“也许你疲倦了吧？你不想指挥了吗？好，我可以把你撤换。”

　　“师长同志……”谢苗诺夫开始说。

　　“我派别人来！”师长打断了他的话。“我心里有几个优秀的人选。谢苗诺夫，完成任务！十五分钟后报告我占领村子的消息！我没有脸见邻居！”

　　一刻钟后，谢苗诺夫报告，把他这个该死的村子占领了。为了提自己辩护，他报告师长说，村子里布满了装甲碉堡并在泥土里埋着许多坦克。

　　从活动中的侦察队里派来了几个通信员。

　　德军第一道阵地被占领了。有些地方我们的部队到达了铁路线，并且跨过了它。但是铁路是第二个防御阵地的起点。一道有着许多机枪点的高地是一个重大的障碍。

　　师长从地下室里出来，朝奥德河方面走去。这儿停放着许多用树枝伪装着的坦克。

　　一个坦克中校坐在河畔草地上抽烟，手里拿着一顶黑羊皮兜形帽。他看见师长，扔掉了烟卷儿，用靴子把它踏灭，站了起来。

　　师长走得很慢，他瞥了坦克一眼，远远站住了。中校走到他跟前。这个坦克手的眼睛里闪耀着顽皮的光芒。

　　“轮到我们了吗？”他问。

　　“好象是的，”师长说。

　　中校戴上了兜形帽。

　　“要坚决地行动，”师长说，“一排工兵在吉斯霍夫——麦林——格兰本东郊等着您。他们跟您一起去。

　　中校扣上了兜形帽，说：“别让步兵落后。”

　　师长回去了。

　　有一队俘虏走过，他们都吓昏了，垂头丧气，他们都瞪着地面，不相信经过了这样的战斗后仍还活着。

　　载着炮的汽车迎着他们驶来，它们是转到更接近敌人的新射击阵地上去。

　　伤员们慢慢地从烟雾中出现了。他们鱼贯地行走着，仿佛还在进攻似的。他们当中那些右臂完好的看见了师长，就举手敬礼。

　　有一个伤员说：“再见，将军同志。”

　　另一个伤员微笑说：“您打到柏林的时候，将军同志，要记着我们啊……也许您记得我：我是马依鲍德达，自动枪手。我跟您去冲锋过一次……”

　　将军不记得了，可是说：“我记得。]

　　伤员们慢慢地向前走，一会儿后消失不见了。

　　当师长回到观察所的时候，鲁缅采夫报告他说：敌人从波里哈得车站月台上并从爱依赫伟德村里进行着猛烈的炮击。波里哈得以南的铁路被切断了，但是在别的地段里敌人还守着它。

　　“坦克在哪里？”师长问。

　　从坦克部队里来的一个联络军官说：“在出发位置。”

　　师长掉转头来对飞行员说：“准备给他们带路，怎样？”

　　“为什么不准备？”飞行员说。

　　他们两人都俯身在地图上。之后，飞行员在他的无线电机旁边坐下来，开始呼叫：“苍蝇！苍蝇！苍蝇！”

　　师长打电话给军长，请求允许他调换他的观察所的位置。

　　军长允许了。观察所人员都徒步走了。汽车和马匹跟在后面。

　　这一次鲁缅采夫选择了一座风力磨坊。这座磨坊被破坏得很厉害，可是，虽然如此，它还是屹立着。经过炮兵射击后依然能够保持原状的一切东西，都会叫人惊奇的。

　　“真是一座生命力充沛的磨坊！”伏罗宁说。

　　侦察兵们在磨坊的上面窗口安置了一架炮兵测量镜，在那个地方的上面曾经有风车叶交错地装置着，现在风车叶没有了，它们变成了细碎的木片，散在地上。

　　烟已经稍微消散了，从炮兵测量镜中快车望见铁道的路基。附近的炮声震动着风力磨坊，稍微沉寂的炮声现在又猛烈起来了。西苏赫中校把自己肥胖的身体挤进磨坊的上梁中间，对着电话向“筒子”发命令。

　　师长用炮兵测量镜观察着。空军联络员带着他的无线电机和人员伏在下面草地上一个巨大的弹坑旁边，不时向师长大声叫喊。

　　“不需要铁鸟吗？”

　　“坦克驶过去了。”师长轻轻地说，请转脸对尼克尔斯基说：“接通契特维里科夫。”

　　应答的是米加耶夫，尼柯尔斯基把电话交给了师长。

　　“米加耶夫，”师长说，“‘盒子’马上就要经过你的地区，紧紧地跟住它们。明白了吗？紧紧地。”

　　他离开炮兵测量镜，走下去找坦克兵。他看了一表，说：“现在是十点四十分，你的表几点？”

　　坦克兵的表指示着同样的时刻。

　　“十一点开始进攻。我们用一批冲击机轰炸敌人，然后你们向前推进。传达过去，”他向下面一个飞行员叫喊：“呼叫把！校准你的表！到十一点结束轰炸，不能迟一分钟，要不然，你就会请自己人的客！给我接通契特维里科夫，”他又转脸向尼柯尔斯基说，并向团长下了一个命令，叫前沿用某种信号向飞机标明自己的位置。

　　另一只电话报告说，德国人向谢苗诺夫反攻了。

　　“不向别人反攻，只向谢苗诺夫反攻！”师长发怒了。

　　敌人用一营的兵力和十辆坦克向谢苗诺夫反攻了。

　　“完成任务！”师长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空袭！”有人从下面报告说，同时天空中出现了二十架德国轰炸机。

　　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炸弹的爆炸声。

　　“他们有点儿知道啦，这些坏蛋，”师长说。

　　高射炮在四周轰击。配置在附近谷地里的大口径高射机关枪震耳欲聋地吼叫着。

　　“只要‘容克’不破坏我们坦克的进攻就行，”师长说，一边望着天空。

　　又有一队德国轰炸机出现，可是这时候从叠卷的白云中迅速地冲出来一批苏联驱逐机。天空充满了机关枪的哗哗声和一忽儿低沉一忽尔高昂的马达的怒吼声。

　　“山鸡！山鸡！”

　　“琥珀！琥珀！”

　　电话员们叫喊着。

　　卫生员们抬着躺在担架上的伤员们经过磨坊。

　　“把第三团投入战斗吧？”普洛特尼科夫低声问。

　　“还早，”师长说，“我们把第二道阵地夺下来，那时候也许……”

　　中午陆空军和坦克的联合进攻把第二道阵地和第三道阵地都夺下了。烈日炎炎，人们挥汗如雨。七小时不停的战斗使每个人都相当疲倦。但是似乎还没有休息的迹象：签名低低的丘岗和狭窄的沟渠就是第二道防线。这道防线是坚强的，有三道堑壕，还有斜交阵地和布雷区。

　　在十二点钟谢苗诺夫的团部打来了电话。师长用心地听着，刚想回答，可是这当儿军长来了电话，他命令无论如何要攻下第二道防线。

　　“是，”师长说。他沉默了一会儿后，补充说：“刚才有人报告我：谢苗诺夫受了重伤。”他听了一会军长给他的指示，然后放下话筒，站了起来，戴上军帽，转脸对普洛特尼科夫说：“我们走吧，巴威尔·伊凡诺维奇，我们去跟一个同志告别。我整天对他叫喊，对一个快死的人叫喊！”

　　泪水从师长的眼睛里慢慢地滚出来，他愤怒地抹去了眼泪，高声说：“前进！……通讯员们，你们把电话机搬去。使它象往日一样，整天不停地工作！……我们毕竟学会了打仗！……”

第十二章

　　震撼着周围地区的炮兵准备的轰隆声，把睡在离开战线几公里的一所小屋里的塔尼亚惊醒了。

　　“格拉莎，亲爱的！”她把睡在并排一张床上的格拉莎叫醒。“开始了，起来！”

　　格拉莎跳了起来，细听着，她突然用她那强有力的臂膀抱住了塔尼亚，把她紧紧地抱在自己怀里，吻她，把她放开了一会儿，又拥抱她，她们就这样地坐着，拥抱着，带着惊惧而愉快的眼神，细听着难以形容的、简直叫人毛骨悚然的炮声。当玛莎跑进房间来的时候，她看见她们就在这样的姿态中。

　　“穿好衣服，穿好衣服，”她用“斗牛士”的调子歌唱起来。“战斗开始了！向柏－林进攻啦！”

　　她推开了窗子。

　　人们在村子里奔跑。女护理员们的白罩衫闪烁着。鲁特科夫斯基的声音在什么地方响起来了：“准备！各就各位！”窗前的玫瑰花从芬芳扑鼻，露珠闪闪发亮。深红的的烟雾笼罩着西方的地平线。

　　大炮不停地怒吼着，空气象窗子的玻璃一样颤栗，发出轻微的格格声。天空中苏联轰炸机和冲击机，一队接一队，向西飞去，它们的尖叫声盖没了隆隆的炮声，而驱逐机象一群自由的小鸟似的在它们周围欢跳。

　　塔尼亚和格拉莎急忙穿好了衣服，向村边走去，别的医生们、女护理员们和女卫生员们都已经在那儿集合。

　　在这里的一棵菩提树下，塔尼亚看见了两辆运输马车和一辆轿式马车。马都被卸去了马具，拴住了腿，在周围慢慢踱着，啃食着嫩草。流浪的人群如画地露宿在运输马车旁边。地上铺着毯子和被褥，可是没有人在睡觉。人们的衣服上挂着各色国旗的布条，沿着眺望西边的地平线，一边交换着意见，并且又惊又喜地感叹着。

　　“啊－呦－呦！”

　　“吁－吁！”

　　孩子们特别高兴。这里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他们穿着破旧的鞋子，高兴地睁圆了眼睛，在大人们脚边穿来穿去，一边用自己的语言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

　　原来聚集在这儿的差不多是西欧各国的代表。隆隆的排炮声正在给他们打开回家的道路。

　　格拉莎第一件事是跑去给孩子们取礼物。塔尼亚惊异地望着一辆轿式马车，它跟丘霍夫的那辆马车极其相似，就是在那辆马车里她曾经遇到过鲁缅采夫。然而在德国领地里轿式马车是很多的。而且这是完全可能的：纹章里的鹿也绝不是珍奇的东西。

　　在这辆轿式马车旁边站立着一个漂亮的淡黄头发的姑娘。她睁大了蓝眼睛，专注地向西眺望着。末了姑娘大声地叹了口气，回过头来，碰上了塔尼亚凝视的目光。于是她也注意地审视地打量着塔尼亚，只有女人才会用这样注意的和审视的目光互相打量——一边评估，一边微微冒失地和微微满意地注意着对方。

　　显然，她在塔尼亚身上没有发现什么缺点，她承认了别的女人的美丽，便微笑了一下。塔尼亚也对她微笑了一下。她们立刻互相产生了好感，姑娘用手指点着西方，拖长地和赞美地说：“哦——哦！……”

　　塔尼亚同意地点点头，问：“您从哪儿来？”

　　“您从哪儿来？——显然，姑娘听得懂这句话。

　　“荷兰，”她回答。

　　“快啦，”塔尼亚说，并向西挥了挥手。

　　姑娘高兴地点点头，也学着说：“快——快啦！”

　　那时候格拉莎拿了糖果和沙糖回来了，把它们分给了孩子们。荷兰姑娘瞥了格拉莎一眼，突然脸红了，走到她跟前，开始用本国语言说了些什么。格拉莎注意地听，接着毫无办法地把手一挥，说：“啊，怎么回事？清楚地说吧……你要什么？亲爱的。”

　　“伐西尔上尉……”荷兰姑娘含糊地说。

　　不，这个身躯庞大的和善的俄国女人不懂她的问话。玛加丽塔不会弄错：这就是有一次她在波尔克领地的院子里，在伐西尔上尉的士兵中间看见过的那个女人。”

　　马加丽塔无论如何不愿意离开格拉莎。“既然这个女人在这里，那么上尉也一定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她心里想，她觉得跟格拉莎离别——这就等于完全失去了上尉的踪迹。很可惜捷克人马列克昨天跟一群他的同胞离开她们往南走了，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了，要不然，他会解释给这个女人听是怎么回事！

　　格拉莎注视着姑娘的脸，抚摸着她那蓬松而柔软的头发，并且同情地重说了一遍：“怎么回事？亲爱的！”

　　一个卫生员跑过来，传达了鲁特科夫斯基的准备出发的命令。塔尼亚向那辆轿式马车投了最后的一瞥，并对那个漂亮的荷兰姑娘亲切地点了点头，回村子去了。格拉莎把糖果分给了孩子们，就急忙去追塔尼亚。马加丽塔跟了她几步就站住了，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她望着那些离去的俄国女人，直到她们消失不见。

　　她们多么幸福，这些俄国女人！穿着漂亮的军装，佩带着手枪，真正的人，不象她马加丽塔和她的女友们——都是无依无靠的可怜的难民。她怀着有些儿羡慕的心情望着这个可爱的俄国女人的匀称的身段。同时她安慰着自己：她，马加丽塔穿起俄国军装来，一定也是非常漂亮的。

　　那时候炮声停止了。只是偶尔传来了单独的枪声，天空中一队接一队的红星飞机不断地向西飞去。

　　这群流浪的人开始准备上路，以便慢慢地从容地跟随着俄国军队前进。可是马加丽塔却不能这么容易地离去。她还希望上尉会在这儿附近的某地。

　　她们是在丘霍夫上尉的连队开走后两星期，就离开了波尔克的领地。有一天早晨，有几个比利时人从邻近的田庄来到这里。他们劝告向南走，因为北面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并且有德军突破的谣言。当然，这种谣言是不应该听信的。有那么多的俄国军队、那么多的俄国坦克和大炮向北移动着！但是谨慎的人们都决定离得远一些走。而且有一天夜里庄园发生了火灾。是谁放的火？大家都不知道：可能是那些在晚上经过的克罗特人，他们是从斯塔加德附近解放了的农庄里来的。在失火后不久来到的意大利人和斯洛伐克人也劝告向南走，虽然已经没人谈起关于德军进攻胜利的话了。

　　她们从女地主（她自己已经逃之夭夭）的田庄里带着马匹和运输马车上路了，在奥德河下游一带击溃了德国人后从北面移动的俄国军队，不久赶上了她们。马加丽塔几昼夜没合过眼，站在路旁，在成千上万的人们中间寻找着伐西尔上尉。有时侯麦加特·梅里埃代替她，她常常取消她的恋情。

　　在俄国人中间有不少跟上尉相象的青年，他们也有坚定的眼睛，同样笔直地充满信心地坐在马鞍上，可是她的上尉却无影无踪。

　　现在，马加丽塔和她的同伴们到达了这个村子，她们打算继续向南走。可是现在俄国人的进攻开始了，她们互相商量后，决定跟在俄国人的战线后面向西走回家乡去。

　　马加丽塔已经不存在任何遇到上尉的希望，可是她突然碰到了格拉莎。

　　马加丽塔因为格拉莎不懂她的话而微微沮丧，她还是决定到村子里亲眼去看看驻扎在那儿的俄国军队，她在村子里张望着每座院子，终于引起一个巡逻兵的注意，他对她严厉地吆喝起来。她亲切地微笑着，并且郑重地指着她那缝在衣服上的荷兰国旗。他的目光变得柔和了，可是他还是——虽然已经不算是凶恶的——叫她走开。她绕着载重汽车偶，走到了东郊，久久地目送着每个经过的士兵。不，这里没有上尉和他的士兵们。

　　在归途中，当她打那个巡逻兵身边走过的时候，她亲切地对他使了个眼色，回到自己的伙伴那儿去了。

　　“找到没有？”麦加特问。

　　“没有，”马加丽塔伤心地摇了摇头。

　　麦加特严肃地说：“也好！反正他没有工夫跟你纠缠。战争还在进行，小姐……俄国人在地球上还有许多工作呢。”

　　马加丽塔灰心地默然不语，工作是工作，而恋爱是恋爱啊。

　　“我永远忘不了他！”她热情地说。

　　这时候，从村子里驶出一队载重汽车和几辆公共汽车，它们都装满了帐篷和箱子。在其中的一辆汽车里坐着那个漂亮的俄国女人，她旁边就是在波尔克的领地里曾经看见过的那个胖女人。马加丽塔向他们挥手，她们也亲切地挥手作答。

　　汽车一闪而过，在道路拐弯处那边消失不见了。

第十三章

　　极好的春天气候，鸟儿们在鸣唱。医疗营的汽车在公路上奔驰，追上了师后勤部队的运输马车。她们怀着骄傲和敬仰的心情望着在她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情。

　　打开着顶盖的坦克急躁地摔掉了伪装，冲出森林和小林向大路疾驰而去，脸空肮脏的坦克手们笔直地立在敞开着顶盖的炮塔里。从射击阵地上撤下来的重炮已经给挂上了牵引机，驶到了光滑的柏油路上。

　　先前在森林里和坑里隐藏着、埋藏着和躲藏着的全部作战机器都复活起来了，鸣响起来了。仿佛波兹南森林向邓西南城堡移动一样，所有这一切都象柏林移动了。传来了马的嘶鸣、履带的轧轧声、使人发笑的诙谐话语和温和的谩骂。

　　只有现在，当森林变得空洞洞的时候，这才能够看出隐瞒着旁人的眼睛集中在奥德河畔的力量是多么强大，现在这股力量准备跟随胜利地前进的先头部队向前冲去。

　　“我的伊柳沙在那儿怎么样？”直到现在没有开过口的格拉莎决定谈谈她的心事了。“大概，那儿现在很热吧，在前线！”

　　大批汽车　集在渡口。调节交通的军官们手执小红旗，让坦克部队通过，它们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进入缺口，并把它扩大。其余的一切车辆都停留在道路两旁。坦克终于通过了，于是汽车也跟着移动了。

　　一会儿后，医疗营也在桥板上慢慢地移动了。人们甚至没有猜想到，现在他们是在怎样的渡桥上行走。他们漠然地望着桥，望着桥两边的缘饰和在渡桥上值班的工兵们。在大家看来，这座桥不过是一座用木板搭成的丑陋的建筑物。

　　傍晚，医疗营在奥德河对岸的一个村子里停下来扎营。今天早上那个村子里还驻扎着德军几个师的后勤部队。马上伤员们给从团卫生队送来了，照例的紧张的急救工作开始了——这种工作在白俄罗斯和柏林附近都是一样。

　　在这里给施行过手术的人们，立刻被送到更远的后方医院里去了。医疗营的医生不可能看到受伤的肌肉组织的恢复过程，这限制了他们的经验。塔尼亚想着在战后进一所规模很大的外科医院去工作。

　　可是，正因为伤员们逗留在这儿的时间是短促的，所以忽然接到一个已经淡忘了的病人——怎能够把他们个个都记住呢！——的来信，就觉得格外高兴，他在信里说，他已经痊愈了，或者正在复元中，他感谢第一个为他治疗的人，他觉得她，或者事实上的确就是她，救了他的性命。

　　在奥德河西岸，在柏林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塔尼亚接到了“马车夫”的一封信。

　　卡里特斯拉特·叶夫格拉维奇写道：

　　“最敬爱的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

　　你们大概越来越远地向西推进着，可是我却搭卫生列车向东行驶。列车里的人们都很好，照顾得很周到。现在我们停在伏罗涅日车站，我决定写这封信给您。在最后作战的日子里离开前线，起初我觉得很痛苦，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了遭受过德寇蹂躏的故乡土地，我们明白了，这里也可以说是前线。这里，在祖国，工作很多，甚至一只手的人也有工作。这里有一个女护理员告诉我说，在他们村子里有一个一只手的铁匠，他却是一个高度熟练的铁匠。固然，他没有的是左手，而我失去了右手。为了使我安心，这个女护理员所说的也许不是真话，但可能她说的是真话，因为用槌子打——这是简单的事情，不象木匠的工作——这需要两只手，还要使用脑子，当然，这不是铁匠的工作。可是我想，我有一只左手，也是有用的。这里什么东西都给破坏了，一部分人还是象獾一样住在土窖里，在街上烤面包。虽然，不用说，人民是富有机智的，已经搭起了许多小屋，我真想拿起斧头建造一间小屋。我们全体伤员们都在咒骂法西斯匪徒，他们的背信进攻给俄罗斯人带来了多少痛苦，给我们的苏维埃政权造成了多少困难。这里的医生们说，您给我所施行的手术很好，可能保留两个指头，因此外要谢谢您。原谅我给您写信，也许您对于接到我的信完全不感兴趣。这不是我亲手写的，而是我的同志，也是一个工兵，阿列欣中士帮我写的，他向您问好，用左手写字觉得很困难。我想起了我们那辆快乐的马车和后来在医疗营里您的关怀和友谊，在医疗营里，您是作为一个苏维埃人关怀着我们这些受伤的战士们。快些攻下柏林，您就回来，这里需要人，田地里还没有全部播种，孩子们看起来都很瘦弱，因此也需要医生。我顺便请求您代为问候近卫军少校鲁缅采夫，并祝您幸福。

　　尊敬您的下士卡里斯特拉特·鲁卡维施尼科夫。”

　　这封信是塔尼亚很感动，而信的最后几行和向鲁缅采夫的问候，使得她非常痛苦。她无论怎样也忘不了那个侦察员。她觉得，那个她认为已经死了的人的举止、谈吐、姿势和笑容，就是苏维埃人一切最美丽的、最勇敢的和最纯洁的品质的具体表现。

第十四章

　　军事委员在进攻前视察了几个师后，回到了自己的司令部：他规定在五点三十分和一群军官们谈话。

　　他在三点钟回到了司令部。西斯克雷洛夫一边审阅着一天中所积聚的公文，一边不时斜睨放在文具旁边的他那只大钢表。

　　短针终于接近五字，而长针走到了十二。

　　西斯克雷洛夫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在这个时刻、在前线那儿、在桥头堡上，炮兵的进攻已经开始了。

　　这儿远离战线的司令部里是静悄悄的。打字机在某处哒哒地响着。从敞开着的低层窗子里传来了司令部工作人员们的说话声和电话上的谈话声。

　　一队卫兵踏着整齐的步伐，在马路上经过。班长在岗亭边停了下来，喊了一个换岗的口令。接班的哨兵站在换班的哨兵旁边，转过身来，持着步枪，一动不动地站立着。换班的哨兵把枪放在肩头上，跨着大步，离开了他的岗位，站到队伍的末尾。卫兵们继续向下一个岗哨走瑁去。一会儿后，士兵们钉着铁的靴子的嚓嚓声在远处消失了。

　　早晨五点钟，天空是澄清的，可是还不是淡青色的，而是灰色的，街上大雾弥漫。

　　西斯克雷洛夫站在窗口倾听……他觉得他听到了一个遥远的啸声，好象是远处波涛拍岸声。可是那也许是风啸。

　　军事委员召来的军官们等候着接见，他们都坐在柔软的大靠手椅里打盹。接着有个人说，在前线上已经“开始”了，他们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走到敞开着的窗子边。窗外不过是大雾弥漫的黎明。换岗的卫兵们在街上走过。

　　军官们又坐下来了，可是他们都不再打盹了，他们轻轻地可是兴奋地交谈起来。一星期前，他们从作战部队里特地被召到了这里，在这个期间叫他们留在预备役，并填写各种表格。

　　一个上校——西斯克雷洛夫的副官——打开门，邀请说：“请进来！”

　　将军听见了脚步声，转过身来，离开窗口，向军官们点点头，请他们坐下。

　　谈话开始了，谈话越到后来，军官们越觉得诧异。

　　军事委员所提出的问题是有点儿不平常的。他关心到每个人的教育和党工作，并提出了各种有关德国历史的问题，仿佛在举行什么考试似的。他问一个中校关于卑斯麦伯爵和关于德国同意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中校微微惶惑地回答说：他否定作为一个容克大地主集团的代表人物的卑斯麦，至于统一，他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的事件。

　　将军注意地倾听着对话者们的回答，并用心地研究着每个人脸部的表情。军官们都杀怯生生的，虽然他们都是出色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其中一个甚至还是将军。他们虽然都尊敬军事委员，但是他们却觉得不满，为什么在这些历史性的日子里把他们从部队和兵团里召来。此刻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军事行动更重要的呢？

　　六点钟，一个副官进来了，他报告说：“翻译员到了。”

　　将军吩咐也把他们另到他的办公室里来。

　　走进房间里的是二十个少尉，他们都穿着簇新的制服，戴着深红色帽圈的平时的步兵帽。他们当中还有几个姑娘。

　　原来他们都是军事翻译元，他们刚刚学习完毕，从莫斯科坐了飞机来的。他们看见了将军和军官们，就肃静地立正致敬。姑娘们戴的贝雷帽下面露出淡黄色卷发，迎着从敞开的窗子吹进来的清新的风，愉快地飘动着。青年们的到来使军事委员办公室里严肃的气氛被冲淡了。

　　将军说：“同志们，我所挑选的人们，他们的名单等一会向你们宣布，都被任命为德国各城市和各地区的警备司令或副警备司令。警备司令部的编制已经批准，你们就要得到命令。你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些翻译员们将分派到各警备司令部。干部科正在给你们挑选工作人员。你们面临的新任务跟以前战争时期的任务是有区别的。你们必须在各地确立秩序和维持治安。组织对德国劳动人民的粮食供应，整顿食物运输。除了调查和逮捕法西斯活动分子以外，用各种方法鼓励德国居民的主动精神，协助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并使工会恢复起来。为符合我们苏维埃的传统，首先要主要儿童的食物的供应。你们一半已经是和平时期的军官。战争让别人去结束。你们开始建立和平。”

　　他问大家有没有问题。一个年纪不轻的少校请求免除他的新职务，让他回到部队里去。

　　“理由？”将军问。

　　少校的额上布满了一颗颗微小的汗珠。

　　“我觉得，”他说，“对德国人讲人道主义，我还做不到。”他沉默了，等待着，军事委员将怎样回答，可是西斯克雷洛夫不说话，于是少校不得不继续解释：“德国人杀死了我的儿子……”

　　军事委员还是不说话。

　　“一个独生子。我是列宁格勒人。我在那儿什么都经过……封锁……涅瓦大街上的尸体……”

　　少校开始沉默了。室内变得这样静，以致可以清楚地听见一个姑娘的叹息声。

　　军事委员用低沉的声音说：“胸襟狭窄的话！”

　　比刚才更加寂静，因为在座的人，说句实话，都想不到事情会变得这样，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责备少校拒绝任命的意思。

　　“我们不能够，而且也不允许任何人，”军事委员继续往下说，“把法西斯主义的罪行置诸脑后。我们也不免除德国人民的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够把德国人民和法西斯主义同等看待。您从斯大林的广播演说里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不可容忍的是，您作为一个党员，却不承认党的指示是自己的义务，而作为一个军人，您违背了最高统帅的命令。把这个问题细细地想一想，明天把您的最后决定通过我的副官报告我。”

　　电话响起来了。将军拿起听筒，听了一会，他的脸变得开朗了，他甚至发出短促的笑声，同时在果断的嘴边的皱纹中显露出深深地隐藏着的仁慈。

　　“德军的第一道防线给我们突破了，”他说，放下听筒，并叫军官们出去了。

　　只剩下将军一个人，他向桌旁投了漫不经心的一瞥，那里放着一个信封，他以前没有注意到它。大概是副官走进来的时候，顺便把这个信封放在桌上的。

　　在会客室已经有许多别的人等待接见，他们有的是奉军事委员的命令而来的，有的是因为有事情而自己来找他的。这里有许多作战部队的军官们、军需员们和政治工作人员们。将军一个个接见他们。他不时跟观察所的确一个司令员通电话。司令员报告说，攻击顺利地展开了，但是德国人拼命抵抗着。他们集中了大批炮队和不少坦克。敌人的空军不断地轰击着我们的战斗队形和附近的后方部队。

　　在谈话的时候，将军的视线时时停留在放在桌边的信封上，于是将军想到：“要是没有这封信那多么好……”

　　可是信是在那儿，它强烈地要求注意和回答。

　　将军克服了自己，把信封拆开了。

　　他的妻子写道：

　　“亲爱的！最近几星期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为安德柳沙担忧。他从前也不经常写信，而现在却音信　然。你也是无声无息，也不给我打一个电话。我知道，你会责备我，说我老是发牢骚，原谅我吧。我当然知道，你们正在进攻，你现在没有工夫写信。可是我很不放心，特别是在最近几天里。昨天我打电话到国防人民委员会去，并且会见了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他很客气地派了汽车来接我。当然这是笨蠢和多疑，可是我总觉得，他对我说话很奇怪。他完全不看我，对我的问题的回答不是答非所问，就是不着重点。我请求他允许我在他的办公室里打个电话给你，可是他回答说，你在行军中，因此还没有电话联络。接着他叫来了许多人，他们中间至少有十位将军，我觉得——别骂我这个老太婆多疑——他是故意这样做的，免得跟我谈话。总之，你的所有的朋友们，说句公道话，他们常常来看我，打电话给我，可是最近，他们很少露面了。

　　我恳求你，写信告诉我安德留沙的情况，我焦急万分。

　　不管怎样，应当写一封回信，可是他的头脑转不出“安尼亚”一个念头。已经不止一次了！西斯克雷洛夫对自己说：“不，这必须仔细地想一想，这不是随便写几句，就可了事……”

　　他把授奖名单的卷宗拿过来，心不在焉地翻阅着，他读到了步兵们、坦克兵们、炮兵们和空军人员们的功绩。在授奖名单枯燥乏味的和常常缺乏表现力的辞句里，将军捉摸到了战斗生活的不停的脉搏。这些姓名在他的心中唤起了曾经见过一面的不相识的人们，和在前线道路上、在阴暗的掩蔽壕里和树叶棚里闪现过的各种人们的模糊的印象。

　　偶尔也碰到熟悉的姓氏。

　　克拉西科夫。他因阿尔特达姆战役而被提名授予二级库图佐夫勋章：“率领一营人进攻……”对于一个出色的参谋来说，这是一个不适当的举动，因此而授予指挥勋章是毫无用处的。“勇敢”奖章是可以授予的——而这是授予连长或营长的。况且这是发生在三月二十日的夜里，当时事情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德国人在阿尔特达姆只留下乐意个掩护队。

　　西斯克雷洛夫没有签字，他把授奖名单放在一边。

　　将军不能容忍某些高级长官们这种无价值的、早已过时了的作风，他们不是镇静地和深思熟虑地指挥作战，却不必要地爬到前沿阵地去。这是一种用表现个人的勇敢作掩饰的放肆行为。但是它的根源完全不在于战斗精神，而是在于没有领导能力，甚至一部分是在于逃避执行最困难的和责任重大的职责。

　　一般地说，西斯克雷洛夫最近对于克拉西科夫的行为很不满。将军起先根据许多片段的印象而感到模糊的不安。由于接到新的报告，将军愈益相信克拉西科夫开始马马虎虎地对待工作，忙于某些别的事情。毫无疑问，完全是私人的事情。

　　西斯克雷洛夫习惯于审慎的决定，所以他暂时不采取什么措施，只是留心观察。党章里很早就规定，应该听取犯过失的人的申诉，可是现在军事委员不能处理这件事情。此外，凭良心说，他现在，在最重要的凯旋时刻、胜利的前夜，也不想过问各种琐碎的事情。

　　“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搁一下，”将军决定了，“等到战争结束再说。”

　　将军想起了他昨天刚刚见过的和谈过话的那些士兵和军官们。此刻这些人正在冲击德军的工事。现在那些党组长和几万名其他士兵带着胜利的欢呼：“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向柏林进攻中。是的，斯大林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了使得他们能以最少的损失来攻克敌人的首都。他特地命令指挥员们不要吝惜炮火，命令他们充分爱惜人力，用集中在这里的、他，最高统帅拨给攻打柏林的军队的全部强大的武器的力量来压倒德军的火力。

　　向在全部战线上的几十万人一样，西斯克雷洛夫将军现在也想念着斯大林。在这个时刻，人民的导师和领袖的伟大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业之一就要完成了。

　　西斯克雷洛夫将军熟知斯大林的柏林作战计划。曾经有人告诉他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指挥员会议上，极清楚而详尽地宣布了这个计划。

　　为了执行这个计划，在最近一个时期里许多大兵团在夜幕掩护下被调动着，炮队被运输着，大批空军团飞往新的基地，大量的坦克和自动推进炮从灯火管制的车间里隆隆地爬出来，大批的载重汽车从传递带卸到工厂的广大院子里等候着它们的铁路敞车上，缝纫工厂的女工们缝纫制好了大批灰呢军大衣。在遥远的后方打靶场里，预备部队编成了许多连队，去补充向柏林挺进的师。

　　几十万人不知不觉地——因为他们的劳动的具体用途被隐藏在“军事秘密”这几个严肃的字眼里——为实现斯大林对战争年代中最后一次战役的计划而工作着。

　　斯大林好探究的、冷静的、锐利的目光透入了每个地方，透入了这一准备工作的无数细节和这个几百万人的伟大劳动。快速驱逐机的设计、步兵连的战术和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指挥艺术、国际政治形象和士兵们的粮食与烟草的供应——所有这一切都是最高统帅所关心的事情。

　　当西斯克雷洛夫有机会看见斯大林的时候，他总感觉到一种敬爱、感激和不由自主的惊奇。导师的渊博、他的判断的明确和果敢怎不叫人惊奇呢！斯大林具有一种伟大的才能，他能够在他面临的每个问题中发现别人意想不到的新的一面，它们在总结中是最重要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问题经过他的研究和严格的分析后，一切就会显得清楚而可理解，最纠缠不清的事情仿佛给一种均匀和辉煌的光照亮了。

　　要做到象斯大林一样是不可能的，可是向他学习，使自己按照斯大林的学说和领导方法去行动——这一点是西斯克雷洛夫和其他许多党的工作人员都想努力做到的。

　　傍晚，西斯克雷洛夫乘车到观察所去找司令员，在那儿逗留了几天。在这几天中，事件以难以相信的速度向前发展着。

　　布塞将军指挥的德国第九集团军在向柏林挺进的苏联师团面前且战切退。这个集团军包括由党卫队大队长克拉恩赫斯特肯伯指挥的第五党卫队山地步兵军、由党卫队大队长约克林指挥的第１１党卫队坦克军、第５６坦克军和１０１步兵军团。在第一线上共有１６个师和无数各种预备营、警备营、警察营、工人营、工兵营和国民突击营。德国指挥部把第２３党卫队摩托化师、第１２党卫队摩托化师、“明汉堡”坦克师、“库尔马克”摩托化师、第１５６步兵师、第１８和２６摩托化师、“希特勒”青年团反坦克旅先后投入了战斗，以援助遭到了重大损失、并在苏联军队压力下退却中的第一线几个师。空军将军威玛的空军第一教导师被改编为步兵，并投入了战斗。综合起来，掩护柏林的德军共达５０万人。

　　苏联师团不断地猛袭敌人的筑城阵地。

　　这样的阵地有多少啊！简直数不清！德国人把整个地区都掘了起来，使它密布着地雷、带刺铁丝网。用开花的苹果树堆成防栅、阻塞道路。

　　我们的部队突破了第一防御带的三道坚强的阵地后，进入了从伏里仁城向难和东南延伸并穿过的库涅斯多夫到西罗高地的第二防御线。这个地段就兵力和火力的猛烈来说，都超过了奥德河地界，它是以伏利德兰德斯特罗姆和奎多夫运河，最后以筑有强固工事的西罗高地为屏障的。

　　我们的推进在这里缓慢了，这情形报告到最高统帅部。

　　于是最高统帅实施了他的计划的第二部分。他命令在南面进攻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跃进到德国首都南面的大门。斯大林同时又命令白俄罗斯的第二方面军行动起来。这支方面军强渡了奥德河。击败了德国第三集团军，并开始发动进攻，从北面掩护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

　　伟大的统帅所拟定的庞大的、迅速的和灵活的三条战线上的作战越来越广阔地展开了，包括了三个德国省份的领土：密克林堡、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在这些领土上，苏联军队的洪流汹涌着、轰响着，向前疾进。

第十五章

　　进攻的第三天，谢列达将军的师到达了已被敌人变成要塞的伏里仁城。伏里仁要塞是这个地段的德军的第二道防线的基石。

　　士兵们在德国人的炮火下强行渡过了华尔津河，遇到了诺易尔运河西岸猛烈的火力抵抗，和左面铁道路基方面的侧射火力。师长在这儿把他的第三团投入了战斗，该团在短促的炮兵准备后，渡过了诺易尔运河，捉住了二百名俘虏，夺取了三十门炮，可是进攻立刻受阻了。大炮和机关枪从瓦塔运河西岸和坚强的工事点布里斯多夫方面猛烈地打来。不远的伏里仁城南郊隐藏在屋子里的大炮，开始用霰弹向士兵们开火了。

　　师长打电话责骂团长拖延进攻，他亲自和鲁缅采夫一起到团部去。他们用木筏渡过了诺易尔运河，爬到了岸上。河岸上满是弹坑。德军机关枪猛烈地扫射着。

　　“卧倒，”师长说。

　　鲁缅采夫自跟随师长以来，第二次看见师长在炮火下卧倒在地上。他卧倒了，躺了一会儿，接着掉转头来对鲁缅采夫说：

　　“我真是庸人自扰。这炮火其实是……”他停住不说了。“也许不过是我怕死在柏林门口。”

　　他说罢就迫使自己站起来，他们走到了团长的观察所。将军在这儿让鲁缅采夫随同炮兵侦察员们真确地查明德军火力点和炮兵阵地。当侦察兵们获得了必要的材料的时候，将军就用无线电和自己的观察所联系，告知了地区，并要派飞机来。

　　冲击机出现了，它们从空中袭击布里斯多夫。轰炸后，德国人沉寂了一会儿，可是当我们的士兵开始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机关枪——虽然在数量上比以前减少了——又开火了，显然德国人的工事筑得很好。

　　塔拉斯·彼得罗维奇惊讶不置，他用望远镜观察着：苏联步兵从南面向波涛似的涌进了布里斯多夫。这是一个邻近的师在向前冲。

　　“啊，谢谢！”师长嘟哝说，一边擦去了湿淋淋的额上的汗。

　　士兵们都去了，不停地渡过了瓦塔运河，在伏里仁南郊展开了战斗。

　　入城的通路上筑有强固的工事，并密布着地雷。

　　战士们把大炮拖来了，开始有组织地轰击德国工事。

　　鲁缅采夫和侦察兵们都待在战壕里的步兵中间。晚上有一个投诚者被带到了他那里，这个投诚者刚刚在一个团的地段里出现。他怎样跑过布雷区不得而知，可是不管怎样，他突然在我们掩蔽壕前出现了，高举双手，用俄语说：“我投降。”

　　这是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的脸色严厉的德国人，一个下士。他神态镇定，甚至带些得意洋洋的样子，解释说，他叫威里·克劳斯，一个地雷工兵，曾指挥过城市南郊的埋雷工作。

　　他沉吟了一会，又补充说：他所以投奔俄国人，是为了引导他们通过安全的道路。

　　“血流得够啦！”他说。

　　鲁缅采夫凝视着这张果断而又严肃的脸上的表情。他问这个德国人，在动员前他是做什么的，在希特勒执政前他属于什么党派。原来克劳斯是一个工人，一个镟工，生在柏林，并且居住在柏林。他无无派，但是同情共产党人。

　　鲁缅采夫叫来了奥加涅相，他跟这个德国人谈了许多时候。

　　“当然，很难说，可是他似乎是一个诚实的人。”奥加涅相末了向鲁缅采夫这样报告。

　　鲁缅采夫把克劳斯交给了奥加涅相和侦察兵们看管，就去见师长，并把自己和这个德国人的谈话详细地报告了师长和普洛特尼科夫。克劳斯给人以一个诚实人的印象，而他的愿望——避免无目的的流血——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人类的自然愿望。

　　“也许不值得冒险吧？”将军沉思地说。

　　普洛特尼科夫笑了笑：“你以为他是德国的苏萨宁吗？”

　　“约翰·苏萨宁，”鲁缅采夫笑了起来，“不，我觉得这一个完全不同。将军同志，允许我试一试吗？”

　　将军说：“好，试试看。派几个侦察兵和一个步兵连跟他一起去。另外再带两三个工兵去。跟西斯赫去商量炮兵的协助。并且还得小心，注意你的约翰……”

　　鲁缅采夫和炮兵详细地商量过后，就带着两个工兵回到了前沿。这里寂静而又黑暗。只有从士兵们在堑壕旁所构筑的掩蔽壕里微弱地透露出一线黄色的光。克劳斯、奥加涅相、侦察兵们和一个好奇而来这里的团长都在掩蔽壕里。

　　鲁缅采夫向他转达了师长的命令，让他派一个步兵连来协助当前这个工作。

　　“如果不吝惜的话，”鲁缅采夫补充了一句，“请增援一挺重机关枪。”

　　团长异常关心侦察员的计划，他说派给他一个最好的步兵连。他去了，他派来的一个营长立刻来到。这位营长是一个宽肩膀的壮汉，在大力士般的胸膛上悬挂着两枚“红旗勋章”。

　　“德国人渐渐变得聪明了，”他说，朝克劳斯点了点头，营长通知鲁缅采夫说，他已经让被派来协助夜间任务的那个连队武装起来，它立刻就到。

　　“我也想跟您一起去，”营长说，“可是团长不答应。”

　　鲁缅采夫跟刚才来到的炮兵们谈妥了开火信号：红色和绿色信号弹。

　　到夜里两点钟，一切都准备好了。

　　“克劳斯，”鲁缅采夫站起来说，“如果您欺骗我们，您知道将有什么等待着您吗？”

　　克劳斯站起来了，听着奥加涅相把鲁缅采夫的话翻译过来，他说：“是。”

　　他聚精会神可是态度镇定。

　　鲁缅采夫把两颗手榴弹放进了伪装罩衫坏里，从枪套里拔出手枪，于是他们离开了掩蔽壕。

　　天空群星密布。侦察兵和步兵连的士兵们都蹲在堑壕里。

　　连长——上尉——报告鲁缅采夫说：连队已经准备好了。

　　鲁缅采夫命令：“背囊、锅子、和其他一切东西都留在这里。现在你们都不是步兵，而是侦察兵。”

　　士兵们顺从地把自己的财产扔在堑壕里。

　　鲁缅采夫向他们解释了行军序列。德国人走在前头——士兵们向德国人瞥了一眼——他后面是鲁缅采夫，侦察兵们鱼贯地跟着他走，在后面是步枪手。司务长伏罗宁殿后，他是鲁缅采夫的助手。他的命令必须绝对执行，如同鲁缅采夫本人的命令一样。天空中一旦出现明亮的信号弹，全体卧倒，而且要一动不动地卧着，直到听见必要的口令。

　　克劳斯询问地望着鲁缅采夫，鲁缅采夫点了点头。

　　他们出发了，起初在道路上走，接着向左转弯，进入一从灌木从里。

　　“别落后！”鲁缅采夫对走在他后面的米特罗说，米特罗把话传下去：“别落后！”

　　传来了机关枪轮子轻轻的轧轧声。

　　克劳斯向鲁缅采夫转过身去，用手指着地面。鲁缅采夫明白了：四周都是微微可以察觉到的发黑的小丘——这是地雷。

　　克劳斯走得慢些了。接着他站了一会，又坚定地朝着很突出地显现在天空背景上的一支工厂的烟囱赶去。机关枪哒哒地响着，曳光弹象发亮的小舌头似的在天空中迅速地掠过。

　　克劳斯急疾地向右转，说：“轻些！”

　　“轻些！”鲁缅采夫转告米特罗，他把话传过去：“轻些！”

　　他们穿过了马铃薯田。克劳斯有时候站住了，蹲下来，为了看得清楚些，从地面上望着法兰克福城外的房屋的轮廓。接着信号弹向天空飞腾，所有的人都伏倒在地上。鲁缅采夫昂起了头，望着伏在地上的人们。微带绿色的光在他们头上闪烁。他们好象一堆堆灰土的小丘，可是鲁缅采夫总觉得很诧异：德国人怎么会没有察觉到什么。敌人显然是太相信自己布雷区的巩固，以为如果有人在夜间爬到这里来，地雷的爆炸会立刻把这个大胆的人暴露出来。

　　当亮光熄灭了的时候，他们又继续前进。后来，克劳斯站住了，蹲下去，开始在地上找寻什么东西。

　　“卧倒！”鲁缅采夫低声说。

　　马铃薯田走完了，出现了长满高高的软草的菜园。克劳斯沿着田边爬，找寻着什么东西。鲁缅采夫紧紧地跟着他。

　　克劳斯在找寻，可是一时找不到。他小心翼翼地摸索着野草，末了他轻声说：“在这里！”

　　他找到了一条狭窄的小径，它差不多全给野草盖没了。

　　鲁缅采夫说：“走。”

　　米特罗传告：“走。”

　　“爬，”鲁缅采夫说。

　　米特罗传告：“爬。”

　　信号弹又飞向天空。这次德国人显然发觉了什么。机关枪扫射起来了。又有一颗信号弹燃烧起来。有什么东西爆炸了。传来了呻吟声。鲁缅采夫从怀里掏出一支信号枪，射向天空。红色信号弹在他的头顶上高高地飘动。他射出了第二颗绿色信号弹。我们的大炮差不多同时吼叫起来了，于是鲁缅采夫高声嚷道：“前进！”

　　他的声音是嘶哑的。他又把同一个字喊了一遍，就带着克劳斯沿小径向前奔跑。炮弹在他们面前爆炸了，发出强烈的火光。一座房子燃烧起来了，接着第二座房子燃烧起来了。士兵们在后面沉重地呼吸着。听得见伏罗宁低沉地复述着：“前进，弟兄们！前进！”

　　侦察兵们跟射击手们不同，他们习惯于夜间行动，所以都比较镇静。步兵们都忙碌着，用呐喊声鼓励自己。

　　在信号弹辉煌的光芒照耀下，他们越过了菜园，克劳斯在这儿高声而轻松地说：“完了！”

　　布雷区走完了。连队散开了，以一字队形前进，一边前进，一边用自动枪和步枪猛射。

　　他们冲进了最前面的几间屋子里。四周很亮，可是这一次不是德军信号弹发出来的光——信号弹手大概被打死了，或者逃跑了——而是我们的炮弹所燃起的火烧的红光，侦察兵们和克劳斯都跑回去了，克劳斯已经没有人监视，他仿佛成了我们的士兵。

　　一个连队跟着一个连队沿克劳斯所指示的小路跑过了布雷区。

　　拂晓，总攻击开始了。一个邻近的师从北面冲进了城市。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跟埋伏在小屋里的德国兵展开了短促的战斗。鲁缅采夫和侦察兵们越过菜园和花园，愈益向北深入。战斗的响声渐渐远了，接着完全沉寂了。在什么地方传来了汽车喇叭的鸣响和嘶哑的人声。

　　侦察兵们翻过了一堵围墙，到了一座满栽开着花的果树的小花园。他们在一座小亭子里坐下来休息，鲁缅采夫在这儿注意到一道好象故乡黑龙江畔村子里的冬天蜂房似的土堤。堤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一扇小木门开启了。侦察兵们拿出手榴弹，准备扔过去。一个头发乱蓬蓬的脑袋出现了，一个雀斑脸的孩子抱着一支猫，爬出到地面上来了。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甚至仿佛用鼻子嗅着，枪声是不是真的停止了，接着尖叫道：“……什么都静啦！……”

　　这个孩子很象从冬天蜂房里爬出来的俄罗斯孩子！

　　他没有发觉侦察兵。一个老头儿和一个年轻的女人跟着他从避难室里爬出来。他们跟孩子一同朝屋子走去，这时候他们发现了俄国人，吓得向后倒退了一步。

　　“什么都静啦！”鲁缅采夫重说了一遍。

　　不错，到处都沉寂了，德国人停止抵抗了。

　　市民们都怯生生地隔窗张望着，他们终于都走到街上来了，左顾右盼。慢慢地走到政治工作人员们贴在房子墙上的苏联传单跟前。

　　“希特勒分子们来而复去，可是德国人民和德国国家是永远存在的。”

　　甚至在目前经过这样的巨变以后，德国人还是恐惧地向四面张望，惟恐旁边站着什么‘街区长’，低声地念着这句话的上半部分：“……希特勒分子来而复去……”

　　俄国战地厨灶在街上冒着烟。浸在蒸汽中的炊事员们拿着长柄大勺子分粥。孩子们领会新的情势比大人更快，最先走到这些厨灶旁边，炊事员们把他们很浓的粥分给了孩子们。不多一会工夫，孩子们拿着盘子和锅子排立在厨灶旁边了。

　　一个牧师愕然四顾，走过去了，三天前他在教堂里读到了一份这样的宣传单：“……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菲利士人，打死他，”这个牧师说机弦甩石，就是指新的秘密武器，在最近几天内，法西斯宣传特别乐意吹嘘这种武器。

　　现在这个牧师去过了俄国警备司令部，得到了作礼拜的许可。当他去警备司令部的时候，他的妻子哭哭啼啼地送他。他自己也觉得他是为基督的理想而赴死的殉道者。但是他没有机会戴殉道者的花冠。司令官是一个很客气的俄国少校，他请牧师喝茶。

　　不错，他必须另找一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礼拜日传道的题目，大概最好是这样：“……我的百姓作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

　　俄国兵们休息了一会儿后，又向西移动了。他们出城到了大陆上，看见了一个异常的场面。师侦察队长鲁缅采夫站在一群德国俘虏中间。他紧紧地握着一个德国人的手，这个人穿着一套破烂的绿制服，象其余的人一样肮脏、没修过脸。使他们觉得诧异的是，政治部主任坐着汽车赶到了，他跳下汽车，走到那个德国人跟前，也紧紧地和亲切地握他的手。这个德国人轻轻地说着什么，感动地微笑，要是他不穿那套令人憎恨的军服，他完全象一个好人。

第十六章

　　军队一经突破敌人强固的筑城地区，进入了防御较为松弛的地方，整个生活状况一眨眼间就改变了。连续不断的强烈的紧张——那时候神经紧张到极点，那时候每一条可恶的溪流和绿荫如盖的小林里，都隐伏着死神——给追击已被击溃的或已经陷于孤立的敌军部队的战斗狂热所代替。

　　斯泰因柏克·海德是一座广大的混杂的森林，它是德军最后的设堡地界，德国人在这个地段里进行着有组织的抵抗。丘霍夫上尉的连队在这里捉住了一批俘虏，原来他们都是柏林警署的警察。不能说这批警察抵抗得特别顽强。他们显然比较习惯于对付没有武器的人。当自动推进炮团冲破了他们的战斗队形的时候，他们就整批整批地投降了。

　　居民点越来越多，它们之间互相越来越靠近，终于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居民点，虽然名称各不相同。当各司令部报告占领了柏诺、布哈、佐柏尼克、林顿堡和勃兰肯堡的时候，士兵们把这些居民点当作一个广大的居住中心，以为这里已经是柏林了。

　　大城市的接近越来越明显了。高压电线杆到处象无穷尽的行列延伸着。高架桥和桥梁、城郊车站的月台、占地很广的大仓库、水塔、“柏林”的酒吧、首都各公司和报纸的广告——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大城市接近了。而且到处：在房子上、在马路边的告示牌上、在堆栈和仓库的围墙上，在桥上和列车上、甚至在柏油路上都闪耀着新鲜的题字：三个大的和小的、黑的和白的、绿的和红的、用油漆书写的哥特体和拉丁体的字：“柏林永远是德国的！”

　　这几个字意味着俄国人不会进入柏林，听起来好象是一句咒语。它们给人以一种恐惧和因绝望而引起的疯狂的印象。如果士兵们有工夫注意到这几个字，他们一定会发笑的。

　　德国人用树、铁栅、翻倒的公共汽车和防坦克木栅阻塞了街道。配置在花园里和菜园里的迫击炮向十字路口轰击。埋伏在地窖里的伏士德巴达龙手们攻击着坦克和自动炮。

　　丘霍夫上尉的连队给配属了几门迫击炮、防坦克炮和三辆坦克。在这些决定性的进攻的日子里，武器的充足达到这样的程度，甚至一个普通的步兵连也拥有这么多的支援兵器！

　　“顶好能配属给我们一架轰炸机，”谢米格拉夫狂喜地说，“我们就象一轧完整的军队了！”

　　丘霍夫的手臂给手榴弹片击伤了一点，但是他保持着镇静的神态。肮脏的绷带一片片地挂在他的手臂上。他把一挺轻机关枪扛在肩上：机关枪手给打死了，可是丘霍夫不肯减弱连队的火力。

　　坦克和自动推进炮是在城市的瓶颈似的狭窄的街道上，它们受到了埋伏在地窖里的德国人的轰击，而受到了损失。跟坦克兵们商量后，丘霍夫决定采取这样的战术：坦克朝上面潜伏着敌人的机关枪手和自动枪手的顶楼和上层轰击。连队的士兵们负责消灭在地窖和低层里的德国的坦克爆破手。

　　这个战术证明是十分正确的。

　　一条街跟着一条街落到我们部队的手里。步兵们和工兵们在大炮和坦克的火力掩护下，搬开了十字路口的阻碍物和街垒，接着坦克朝上层进行疾风轰击，一边继续前进，步兵靠着房子推进，把手榴弹扔进地窖里，并在十字路口进行机关枪狙击射击。

　　已经没有人睡觉了。白天跟黑夜对调了。由于房屋的燃烧和信号弹的发光，夜间向白昼一般明亮。而白天给浓烟遮黑了。

　　当一所坚固的多层楼房猛烈地抵抗着的时候，丘霍夫跑到在后面行进的炮队那儿去了。于是炮兵们跑到前面来了，在步兵和坦克的火力掩护下，把巨炮拖到了这座楼房跟前，那些炮象巨型的短枪似的，对准着墙，朝石头巨物的心脏轰击。

　　丘霍夫的士兵们跟坦克兵们很亲密。在短促的休息时间里，他们一起吃东西，互相讲述自己的生活和谈论对德国的印象。应该说，这一种战斗友谊对于进攻的胜利起着不小的作用。

　　从前，在步兵看来，坦克和自动推进炮只是一种重要的兵种，是战斗中强有力的助手。现在，当士兵们认识了这些钢铁机器里的战士的时候，他们对后者特别亲切。在对付德国的坦克爆破手的时候，斯里温科和他的同志们都知道，除了别的一切以外，他们还保存了这几个人的性命：德米特里·彼德洛维奇，或米嘉，一个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来的沉默寡言的小伙子，和他的炮塔炮手，莫斯科人派甫鲁施，一个爱说笑话的幽默家。这是真正的协同动作！

　　不管战斗的激烈，丘霍夫上尉差不多不停地转着一个念头。他终于决定跟斯里温科谈一下。有一次丘霍夫把上士叫到一边，给他看了柏林地图，这张地图上用红铅笔划出了威廉大街上的国会大厦和政府机关。

　　“这就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他说，“最好把希特勒本人捉住……唔，这一点我当然不知道……但是至少得最先冲进那儿。”

　　斯里温科笑了笑。

　　“好倒是好，”他终于说，“可是谁知道，我们打哪条路走。城市很大啊……”

　　丘霍夫同意他的话，可是他证明说，他们笔直地走，可以说，正是朝着那个方向，并且说不妨准备一面红旗——胜利的旗帜，以便把它插在国会大厦上。

　　以后几天的情势证实了斯里温科的怀疑。团占领了许多郊区后突然又来到满布湖泊的乡间。

　　柏林落在一边了，只有驻扎在各处——在谷地里、在路旁和小林边沿——的炮兵们，似乎只有他们是在跟柏林作战。

　　大炮恰好向丘霍夫所幻想着的１０５和１５３号目标轰击。

　　１０５号目标是国会大厦，１５３号目标是帝国公署。

　　炮兵们兴奋狂热，他们骄傲地望着经过的步兵们，他们的火力太短了，不能够打到炮兵们所能打到的地方。

　　一个身材魁伟的炮兵，在自己的巨炮旁边象是一个婴孩，他转动着许多杠杆，在每次发射之前，总嚷道：“把这个直送到戈培尔嘴里！”

　　另外一个没有胡子的、还很象一个小孩子似的炮兵，勤奋地用粉笔在炮弹上写上各种异想天开的词句取乐，如：“这是仁慈的老伯伯送给阿德·希特勒的。”

　　（这个词在俄文里是“地狱”的意思，用它来替代希特勒的名字：阿道夫，有双关的意义。）

　　炮兵的口令现在响得特别庄重。

　　“炮兵营，向德国国会，六发，开火！”

　　“向法西斯巢穴，测角器四十七·二十，瞄准二十五，急射，开火！”

　　丘霍夫望着炮兵们在大炮旁忙着工作，他们搬来了大而发光的炮弹，把它推入炮膛内。他几乎对这些炮弹羡慕起来，几秒钟后，它们将把法西斯主义最后堡垒的墙垣轰得粉碎。

　　不久，他们在路上再也看不见炮兵阵地了。道路的确是向西的，通过柏林附近的别墅区。命令就是这样。丘霍夫困惑了。

　　四月二十二日傍晚，连队粉碎了敌人的掩护队，冲到了一条河边。

　　维谢尔恰科夫命令准备渡河，士兵们脱去了靴子和军服，把它们捆成一卷。

　　几个炮兵走到了河边。

　　“你们协助我们吗？”谢米格拉夫问。

　　“我们协助你们的，弟兄们，别害怕。”有一个炮兵回答。

　　“我们不怕，”谢米格拉夫骄傲地说，虽然他有些害怕他必须游过去的这条又黑又冷的河。

　　丘霍夫必须跟他的连队一起游过河，可是他仍旧穿着衣服和靴子。他那双纹皮靴子叽叽作响。他认为军官不可以脱掉衣服，他只从军服里取出了自己的团员证和身份证，摘下军帽，把它们在帽子里放好，然后他放下帽带，在下巴下面扣紧，使得帽子不会掉落。

　　士兵们在岸上坐下来，把脚伸到水里。

　　“别抽烟！”司务长警告说。

　　不久，在岸边出现了一群人。丘霍夫在他们中间认出了师长，就站起来。

　　跟师长同来的有鲁缅采夫、米加耶夫和几个别的军官。他们默默地向对岸望了一会儿。那边黑暗而寂静，德国人一点也没有暴露出他们的行迹。

　　丘霍夫远远听见了师长向炮兵作了关于火力掩护渡河程序的指示。接着将军走近步兵跟前，一边细细地打量着黑暗中士兵们模糊的身影，一边问：

　　“准备好了吗？”

　　“是，将军同志！”丘霍夫清楚地回答。

　　上尉利用这个适当时机，走到鲁缅采夫跟前。

　　“我们往哪儿走？”丘霍夫低声问。“柏林已经差不多落在后面啦。”

　　鲁缅采夫笑了笑：“没有办法。”

　　原来师强渡了哈斐尔河后，转向南面，经过柏林西郊，向波茨坦进发。邻近的几个师负有一个检举的任务：从西面封锁柏林。

　　这样看来，这些兵团负有实现斯大林的柏林作战计划第三部分的职责：包围德国首都，同时楚依柯夫将军的斯大林格勒近卫队、库兹涅佐夫将军的突击队从正面攻取柏林。

　　丘霍夫不禁惊异于包围德国首都的作战规模的伟大，他折服了，在总任务的宏伟前面，他必须承认，他的微小的好大喜功的计划是微不足道的。

　　在二十三点钟，大炮开始轰击起来。士兵们照着这个信号慢慢地进入谁里。河水是冰冷的、黑暗的，仿佛是浓密的：似乎可以用小刀切成许多块。

　　河水渐渐深起来，于是人们游泳了，一只手抓住了木板、木筏、桶和其他有帮助的东西，另一只手划着水。在西岸上有什么东西红起来了，一刹那间照亮了游动着的头和露出在水面上的手里高高地举着的步枪。

　　“快些！”斯里温科催促着。

　　子弹嗖嗖地往水里钻，河水一碰到子弹，就发出了微微可以听见的咝咝声。

　　旁边有个人啊呦叫了一声。斯里温科抓住了这个人的手，拉着他向前游，可是那个人被水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嘴里嘟哝着什么，抓住了斯了温科的肩膀。斯里温科和他一起沉入了水里。同时斯里温科本能地闭上了眼睛，可是他在水下面又把眼睛睁开了。他看见河面上变得十分明亮，也许是由于火光。

　　斯里温科向前冲去，他浮出来了，接着又钻进了水里，可是他的脚触到了河底，这当儿他觉得谁的一只强有力的手把他拉住了。

　　“您还活着吗？”他听见在自己头上有上尉的说话声，可是不能回答，因为他张大了口，呼吸着夜间清新的和令人愉快的空气。

　　一排机关枪子弹在水面上冲过来，把水削成一片片。士兵们都跑开了。

　　斯里温科拉着那个伤员。河水越来越浅。我们岸上的机关枪吼叫得越来越响。

　　湿沙，草，斯里温科伏倒在岸上，用微弱的声音叫喊。

　　“乌拉！……”

　　他同时用自动枪射击起来，他旁边的人也开火了。上尉在近旁用轻机关枪扫射着。两颗信号弹相机飞向天空，亮起来了，斯里温科可以转过头来，看看谁受了伤，或者甚至象死了一样，躺在旁边。可是他不敢望，总是射击着，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时微弱地叫喊着这个喊惯了的词儿“乌拉”。

　　任命躺在地上，迅速地穿上了靴子，并把湿淋淋的军服穿在湿淋淋的身上。接着上尉喊了一个口令：“前进。”斯里温科竭力想在一片震天的喧声中觉察出第二挺轻机关枪的射击声，用这挺轻机关枪在射击的应当是谢米格拉夫，可是他听不见。斯里温科在黑暗中继续向敌人的机关枪扫射着的方向爬去。接着机关枪沉寂了。从后面传来了正在渡河的新的分队的叫喊声。果戈别里节爬到了斯里温科跟前。他们默默地并排躺着。接着在他们旁边出现了异常沉默的司务长。他们三个人一起躺着，什么也不谈，也不朝后面河岸观望，谢米格拉夫躺在那儿，冷冰冰的，一动不动。

第十七章

　　在“东西”公路上——一条把柏林和西部连接起来的最重要的动脉——进行渣激烈的战争。拒守在拉格——多柏里兹军事区内石狮和铁鹰中间的砖砌营房里的敌人，猛烈地抵抗着。

　　鲁缅采夫和奥加涅相离开了政治部，急急地赶到师长那里去了。师长正在多柏里兹以北的一座不高的丘岗上指挥作战。用炮兵测量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公路——一条宽阔的柏油公路，两旁延伸着差不多一个个紧接着的许多人口稠密的小市镇。

　　半夜里，几个团冲进了拉格——多柏里兹。

　　米谢尔斯基从那儿打来了电话。

　　“敌人在逃跑，”他报告说，“捉住了一个俘虏。”

　　这个俘虏是米特罗在沟里“拖出来”的。他立刻被带到了鲁缅采夫那儿。米特罗亲自带来了这个“舌头”，他的脸被抓破得很厉害：“舌头”拼命抗拒，并且哭泣。

　　米特罗羞怯地咳嗽，他觉得有点儿惭愧。事情是这样：这个俘虏只不过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士兵们看见他，都呵呵地大笑。

　　鲁缅采夫也笑起来了。真的，这个“舌头”的样子很滑稽，穿在他身上的军服几乎拖到了膝盖，好象穿在稻草人身上一样。一双大得过分的靴子和一顶常常压在眼睛上的宽大的战斗帽，构成了这副图画。

　　“臭娃娃”——侦察兵们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供称，几天前柏林“希特勒青年团”在柏林一座森林里的运动场上集合，“德国青年团团长”阿克斯曼在这儿发表了演说，这是一个声音嘶哑的独臂汉。他说，他们面临一个防守柏林西郊的任务，因为俄国人向那儿冲进来了。

　　就在那儿的运动场上，孩子们被武装起来，给他们穿上了军服，他们的一部分渡过哈斐尔河，被送到史盘刀和比海斯多尔夫去了。今天早上有两个营被装上汽车，开到了这里——拉格－多柏里兹附近。

　　当鲁缅采夫和“臭娃娃”谈话的时候，司务长伏罗宁突然走到他跟前，把他的锐利的目光盯视着“臭娃娃”的脸，伸出一只手，把“臭娃娃”的胸襟左边的许多摺皱抚平。鲁缅采夫看见这些摺皱中间有一颗簇新的“铁十字章”，不觉吃了一惊。

　　“臭娃娃”脸红了，胆怯地望着鲁缅采夫。

　　米特罗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这个俘虏不是一个臭娃娃，不必为了他而害臊。

　　鲁缅采夫笑了笑。

　　“这是怎么得到的？”他问。

　　“臭娃娃”说，这颗“铁十字章”是他在三天前获得的，因为他曾经在柏林东郊用浮士德巴达龙打坏了一辆苏联坦克。

　　“啊，你这小畜生！”鲁缅采夫摇着头，并问这个慌张的“臭娃娃”，这颗铁十字章是谁授予他的。鲁缅采夫听到他的回答，更觉惊奇：“臭娃娃”抖嗦着，结结巴巴说，十字章是元首授予他的。

　　“哪个元首？”鲁缅采夫问。

　　“希特勒。”“臭娃娃”说得几乎听不清。

　　他讲述说，他在那次居然出乎意料地打坏了一辆俄国坦克的战斗后，突然被营司令部召去了，他被送上汽车，他们经过遍地瓦砾的柏林街道，向市中心驶去。他自己是住在威玛斯多夫，他好久没有到过柏林中心。那儿的一切都被毁了，夜里在那儿走路很可怕。他还没有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就已经同几个人到了元首官邸的门口。他由几个党卫队员伴随，走了下去。在站满党卫队员的长廊上，他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在这个房里站着一个将军，接着门开了，希特勒本人走了进来。希特勒含糊地嘟哝着什么——至少“臭娃娃”一点儿也没听懂元首在说些什么——接着他把这颗铁十字章挂在他的军服上。详细情形“臭娃娃”记不清了，他只看出一点，就是当元首挂铁十字章的时候，他的手在颤抖。后来几个党卫队员把“臭娃娃”另到了走廊上，在归途中，他们都催促他：“快些，快些，别停留！”

　　从地下室里走出到福斯大街，可是送他来的那辆汽车不见了，而且一个人也没有了，因为俄国人在轰炸整个城市，于是“臭娃娃”不得不穿过整个柏林，走回到自己的营地去。

　　鲁缅采夫带着冷笑望着这个惊慌失措的小孩子，他在三天前亲眼看见过希特勒。

　　这就是说，师侦察队长在审问俘虏之际探出德军营部或团部所在地的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事情是关于德军总参谋部、希特勒的指挥部和希特勒本人了。

第十八章

　　不仅仅鲁缅采夫，而且全世界都关心着希特勒的下落。大概，甚至阿比尼西亚山村里任何地方的人们也都在暗暗地思忖：希特勒逃到哪儿去啦，现在他在什么地方呢？

　　在柏林会战的日子里，苏联士兵们都很难想象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就在大约二、三公里之内，正是这个人，全世界的母亲们用他的名字吓唬孩子，他的整个容貌——垂在前额的一绺著名的头发，尖尖的鼻子，下垂的下眼皮，微驼的背，引起了全世界深刻的憎恨和无限的厌恶。

　　可是希特勒的确是在柏林，在他的新官邸的避弹室里。

　　这所仿照“第三帝国”笨重、丑陋和雄伟的风格而建造的大厦，占了从威廉广场沿着福斯大街，直到赫曼·戈林大街整整一个街区的面积。

　　正当苏军攻打柏林的时候，在希特勒的避弹室里演出了一幕丑陋而又可笑的悲剧，如果可以把强盗集团的垂死挣扎称做悲剧的话，关于这个悲剧，甚至不能说：“这个强盗集团遭受了挫败，”而必须说：“它垮台了。”

　　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经确信它“垮台了”。谁只要有机会，就逃出首都，还在四月初里宾特洛甫就失踪了。希姆莱以必须整顿西部事务为借口，出发到跟他的神秘主义的“先驱者”亨利一世的坟墓更接近的地方去了。

　　固然，他曾经试图通过他的医生杰勃哈特怂恿希特勒离开柏林。戈林悄悄地溜了。

　　爱里赫·科赫顺利地从东普鲁士逃出来以后，到柏林来见元首，可是，他嗅到情况不妙，又溜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固然，没有人想起他——归根结底他是个小嘍罗。也没有人想起已经离开到西部去的劳勃脱·里依或者东方领土部部长阿尔弗列德·罗森堡，他不愿意等到跟曾经在他管辖下的东方居民会面。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凯杰里和约德尔，还有海军大元帅邓尼兹都奉希特勒命令，离开柏林去收集兵力，以援救首都。

　　跟希特勒留在一起的只有他的国家的两个魁首：戈培尔和波尔曼。他们还希望能够在柏林近郊挡住俄国人，可是戈培尔被一种听天由命的心理所控制，这种心理代替了他的本能的恐怖。他给他自己和他的家属预备了几瓶毒药，他常常在地下室里坐上几个钟头，象一只兔子一样，不断地打着哆嗦。

　　至于希特勒，他坐立不安，活像一只落网的野兽。

　　十二年来差不多接连不断的成功、冲昏头脑的、最初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胜利，使他中了夸大狂。他绝对相信自己的天才和自己的万无一失。

　　对自己万能的神秘信念把他克服了，所以他差不多到最后的时刻还希望会有一种立刻把事态改变得有利于他自己的奇迹出现。

　　这种癫狂对他左右的那些经过严格挑选的党卫队员们和钠粹分子们，也起了一定的催眠作用，在二十年中他们都被训练成绝对服从他。在穷途末路的局面下——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他们自己也有时侯受到他的对某种超自然的东西的荒谬期望的传染。

　　这种象通俗剧一般鄙俗的互相欺骗，赋予元首官邸地下室里的生活一种经常性的歇斯底里的味道，这些脑满肠肥的党卫队的猪仔们的歇斯底里表现得尤其丑恶。

　　有时候，在寂静的傍晚，希特勒觉得生活、历史、时间在上面，在避难所八公尺厚的混凝土顶上的什么地方进行着，他必须很安静地坐在这里，然后一切都会变好。生活、时间将过去和消逝，而他希特勒又将出世，那儿一切仍旧跟从前一样：俄国人在他们的俄国，美国人和英国人都被逐出大陆。他只要坐着，挨过时间就行了。

　　“不，”当人们建议他离开柏林和避难所，以便继续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总是这样简短而又断断续续地回答。他害怕跑到光天化日之下，因为他在心灵深处总意识到一切都毁了，他自己也毁了。而在这儿地下室里阴暗而又安静，可以坐着等待，挨过时间。

　　在地下几乎听不见的炮弹和炸弹的爆炸声，迫使他回到了现实，他的各种希望具有更具体的，已经不是神秘的，而是不久就可实现的形式了：他必须坐着，同时在那儿，在上面，美国人将跟俄国人发生冲突，他们会象爱采特的武士们和白尔甘迪的王子们一样互相撕杀。那时候他希特勒又要出世，叫全世界服从他的意志。

　　有时侯许多大老鼠在避弹室的走廊里奔跑，它们是怎样钻进屋子里来的，不得而知。虽然地板完全是用瓷砖铺砌的。

　　希特勒喜欢老鼠，他还在慕尼黑暴动失败后被拘禁在监狱里的时候，就跟它们交朋友了，他因此而自豪，把自己比作汉姆林的捕鼠者。

　　有一天夜里，希特勒得到报告说，俄国人已经强渡过泰尔多夫运河，他在惊慌失措的时候，想变成一只老鼠的愿望抓住了他。可是接着他恐惧地想，他具有这么强大的意志力，他真的能够变成一只老鼠，他开始嘟哝说：“不过是暂时的，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就够了。”

　　最近几天，他常常想起他的敌人们。这样看来，他们的关于他终必灭亡的预言是有根据的。他又一次经历和兴登堡第一次会面的屈辱时刻，那时候，这个老元帅拒绝把政权交给他希特勒。他也想起了鲁登道夫，早在慕尼黑的时候，他象一个将军对待一个伍长那样，带着露骨的蔑视对待这个暂时的盟友。如果这两个老人还在世，他们现在一定会说：“对呀，我的顾虑是正确的。”

　　他咬紧牙关，对全世界充满了忿恨，痛恨他的那些死了的、被打死的或活着的敌人和朋友们。如果卑斯麦和拿破仑还在世，他们会说些什么呢，这个思想甚至也使他痛苦万分。

　　一想到俄国人胜利，希特勒就气得发疯。他从座位上跳起来，在他的缩到象老鼠洞一样大小的国度里急速地来回踱步。他又开始咆哮、哭泣、威吓，为着他的军队的失败而责骂一切人。

　　他不愿意明了，他的士兵怎么不能挡住红军的进攻！为什么他，希特勒宣称为堡垒的那些城市都投降了？为什么波兹南、施奈德穆尔、库斯特林和维也纳都陷落了。

　　他咒骂他所有的将军们、士兵们、甚至他的黑衫队——那些肥头大耳忠心耿耿的党卫队员们。在这个时刻，他凶暴地憎恨德国人民。

　　晚上将军们带了放着地图的皮包，默默地走进来了。他仇视地斜睨着这些地图，渐渐地憎恨它们，这些可恶地沙沙作响的、绘着标示俄国人突破的红色箭头的纸儿。他把头埋入了地图，并且想：要是没有这些倒霉的地图，一切都不会变得这么糟糕、这么讨厌和这么可耻了。可是红色箭头离帝国的首都越来越近，象利刃一般截断了从前他称做“我的军队”而现在却称做“你们的军队”的那些师和军。

　　将军们都默不作声。可是布尔什维克的军队不可阻挡地逼近了，这不是一支普通的军队，而是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就是说希特勒用他的全副精神力量所憎恨的、毕生与之斗争的那种思想意识的代表。